砂锅
我始终如一地站在砂锅一边，依偎着那种自言自语似的咕哝，回想我曾经玲听到的世上最美妙的乐音。倘若母亲在世，她也一定站在砂锅这边，替世上那些最不善于等待的人进上一言：日子是熬出来的。
上帝交给我的砂锅与我母亲要我买的砂锅完全是两种样子，这没办法，上帝就是上帝，母亲则只能是母亲。她们不在一个厨下吃饭，不能切磋出一些关于人品物品的质量问题。我买回来的砂锅，正好在底沿边上有一个砂眼，一如一个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出了点纰漏。一个人一时出了问题，轻则影响他的声誉、升迁或者利益，重则一辈子的前程就给毁了。砂锅不，它在底边上出的这个纰漏：一个极小极小的孔洞，眼睛根本看不见，除非老手把它摁到水里去，才有可能向里面渗进一点儿水——它照样可以用来炖汤，煨野味，煲豆粥。母亲发现了这个瑕疵的时候，我正在背诵一首古诗，记不得它的内容了，大概是一首关于诗人佳兴的口占吧。在那炉火越旺沸汤越是欢跃的时候，炉子里的木炭仿佛受了侮辱，发出极端反常的呻吟，接着白雾升腾，一下子就弥漫了半个屋子。我从乡村窑棚买来的这只崭新的砂锅，就这样在母亲的责怨和遗憾声中成了一个问题炊具。
当我再次扫一眼这些放在眼前的电动炊具时，那只砂锅早巳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那些瓦砾碎片就像一页页曾经吸引过不少眼球的履历表，现在已经随着倏忽而过的热风冷雨，归入了乡土，岑寂了它温情的吟唱和激情的沸腾。
窑棚里住着两个窑匠，一老一少，老的六十来岁，眉毛泛黄，两条眉毛似乎不一般齐，说话声音尖细，且喜欢拖长腔；小的也许是他儿子，也许不是，二十多岁，身材单细，却玲珑，一口极白的牙齿。他们除了做砂锅、粗陶晻菜罐，还做火钵，就是“红泥小火炉”那样的盛火器具。那个冬天的早晨，我去买砂锅，还有火钵，老窑匠拖了长腔来一声“有咧——”顺手拎过一只砂锅。那砂锅刚从窑里出来吧，身上还带着草灰，带着温暖，它让我一下子就觉出了日子的味道。没有从清冷的冬天熬过来的人是觉不出这种味道的，草灰是什么味儿，烧制的泥土是什么味儿，从微温的砂锅里想象出那些汤汁蒸腾着热气又是什么味儿？因此，谁还能注意这么一只周正浑圆青褐厚实的器物竟隐藏着针尖大小的一个眼儿。那会儿我正读小学四年级，我的老师们即使各具慧眼，也难以发现我几门功课都很优秀之下却暗藏着一门不及格的科目。我在学校老实得如同一只砂锅，我在冬天穿着那件灰蓝短袄也像一只砂锅。我那数学科目的“砂眼”更难发现，那会儿不搞什么测验考试，老师凭直观或提问推测学生的各科成绩。欺骗式的循环就是这样来的，砂锅欺骗了我，我欺骗了老师，老师欺骗了我的母亲。好在那个冬天一点儿都不冷，我家的厨房里毕竟有了一只温暖的砂锅。
可以这么说，许多年后，我的很多老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浑两个窑匠，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不怪他给了我一只有纰漏的砂锅，不，我一直都没有埋怨过，尽管我母亲在家里骂过他，我惦记着他们的模样。就像惦记着我的童年，也像惦记着我成长的印迹：他们用两双粗粝的手，用我的家乡到处都有的那种红泥，用小河里舀来的水，用就近山上砍来的柴草，将晨霜暮气搅和在一起，将朴素寒碜堆叠在一起，就烧出了那一排排的罐罐坛坛，就把一个老冬天烧制得温温热热，诡诡生生。你随便拿起一件陶罐，叩指一敲，叮叮当当，余音挂耳。设若在老窑匠面前提得一件歪货次品，他定会在你当面概面掼之，浑一声闷响，就像老人的一声咳嗽，老窑匠口碑甚好，我是绝不怀疑的：
窑匠做的货多了，也会自己挑下乡去卖。有一年快开春了吧，我领着几个同学到另一所小学去玩，路上正好碰上老窑匠卖货。一个同学胆子特大，竟然对着他大声说，挑窑货的断了扁担——没一个好的了。这本是乡下一句歇后语，然而在那个大清早，在老头当面说这不吉利的话，怎么会不让他气极呢？我清楚地看见老人眼睛瞪得老大，打杵在地上戳得吭坑直响。
药罐也是砂锅。
我从记事时起，好像就没少见药罐离开过火炉。先是祖母病着，神经兮兮，颠颠倒倒，靠中药控制着她的躁动。后来父亲患上胃癌，草药汤也没少喝。母亲瘫痪八年，我不知道给她换过几只药罐。我的意识中，生活的气息仿佛就是草药的气息，亲人的希望也许就在炉火的微光。
我经常到邻居家拿回我们家的药罐，这怨不得人家借东西不还，乡下习俗，借药罐是不能主动归还的，哪怕它在你家待上三年五载。药罐与疾病与晦气如影随形，最好是它自己破了，碎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拿回我们家的药罐，煨我在课余时间上山挖药草卖掉换来钱而后再在药店里抓回的草药，试图治好我父亲的病。有时候母亲倦了，睡了，我一个人守在药罐与炉子旁，我看见药罐也像砂锅那样噗噗地喷着热气，袅袅地腾起白雾，只是它喷出的唯有辛辣、苦涩和一些莫名的异味。我看守着一只药罐，就如同看守着一个逃犯，我明白草药的精华是会逃逸的，它借着舒服的歌唱或痛苦的呻吟，飞快地逃到火炭里去，逃到青灰里去，甚至逃到一罐干燥的药渣里去。我庆幸能够防止它逃走，这是从苦日子里爬过来的孩子独有的本领——若干年后，当我站在讲台上，向我的学生问起草药的煎法，他们鲜有所知。我就是凭听觉来判断药罐里还有多少汤水，或者凭嗅觉闻出药汁熬煎的火候。
父亲最后一帖药是用砂锅熬的，但他没有把它喝完。看着那一大锅又黑又浓的草汁儿，我同样没有埋怨那位小镇上的“庸医”。他不仅对死亡束手无策，而且对他自己的生活都没有把握。他小小的卫生室里堆满了长长短短青青黄黄的药草，命运却不容许他在其间安放一个为他点燃炉火做顿便饭的女人。几次搜査几回批斗，那个四十岁不到的乡村郎中，就形同老迈，衰朽不堪了。据说有一回他写了一首爱情诗，被公社武装部长瞧见，险些让手枪柄敲破了脑袋。我们都知道武装部长有一把很好看的手枪，身边还有两个很好看的女民办教师。“听我的话，提拔你当营业员！”他经常这样对身边的女教师说。我想，我生不逢时，要是更易性别，我一定要好好干，争取他提拔我当营业员。我没有什么奢望，就想给我父亲买一条擦汗的大手巾。
药罐和砂锅耐不住时间的考验，最后没有不破碎的，与之一起破碎的还有许多懵懂的心事，还有一些欲望的雏形，还有家。除了唯一的妹妹，亲人都走了。我找不出哪一块碎片属于那一只砂锅，就像我不明白哪一重心思应该熨帖哪一个亲人所弥留的遗憾，或者哪一片雪应该敷上哪一块疮痍的山体。“一声脆响，又是泥土。”这是说陶器吗？这是上帝对我的耳提面命吗？
瓦罐不离颈口破，包括砂锅。
我的那只底沿有个“砂眼”的砂锅，一直用了好多年。左邻老吕家的妈妈说，用点猪肝和上黏泥，涂上去，烧一烧，就没事了。果然，这眼真愈合了。人的纰漏往往愈扯愈大，“砂眼”却愈来愈小，竟至于无。难得糊涂！烟熏火燎，尘垢堆积，只要你不挑剔，就是绿豆大的砂眼也不影响它“熬下去”。
一天，我看见一只在场院里走来走去的斑鸠，就生出了想捕住它的念头，但是不能够，赤手空拳啊。终于有一天，我从安征表哥那儿学来了下弦捕鸠的办法，用麻索和竹蔑套住了一只。砂锅里炖出来清水斑鸠，味儿并不怎么可口，汤汁还有那么一点腥膻。母亲呢，她是不吃的，也不反对我捕鸠，她的心思我明白一些，她对着砂锅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这锅子还能用，谁想得到哇！
它后来究竟是怎么破的，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于是，我想起来了“将军难免阵上亡”的前一句。也许是吧。
砂锅在我们乡下仍是上好的炊具。前年在国家级森林公园鹞落坪的一个偏远村落，我见到山民还在使用粗糙的土制砂锅。它另外生出两个笨拙的耳子，被铁丝串着，吊在火塘上面。下面熊熊燃烧着大柴，那是整棵的树根，大而耐燃。砂锅里飘出熏肉的香味，一家人围着火塘或嗑瓜子，或闲扯家常，或瞟一眼饭厅里闲播着的电视。我想，这才是真正地享受着人间烟火。一群人上前了，一群人落下，生活的公平在于享受者的心境和状态。一个哪怕再时髦的现代人，他就是在另外的星球上走了一趟，回来还得被世俗所包裹，他吃着砂锅里炖烂的食物，总会情不自禁地赞赏着“好吃”。他在被虚荣和表象烘托着乐不思蜀时，并不知道他自己竟然也是当年女娲亲手捏制的泥土的后代。老窑匠清楚他那双手只能捏制陶器，不能捏造生活；乡村郎中更是在用桔梗或沙参一样枯瘦的双手，为他的生活谋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地；而我的父亲母亲，简练到只用“熬下去”三个字便概括了生活的味道。一种自我安慰是，上帝自己不能来陪伴你，为你分解痛苦，但是他打发了像砂锅或药罐们来与你一起感受生活的味道。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的小说《白菜汤》。一个农家寡妇又死了独子，她形销骨立，成了风烛瓦霜5但她仍不慌不忙地从一只黑锅里起白菜汤，一匙一匙地吞下去。妇人说：“我的心活活地被挖走了，然而汤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放有盐呢。”
这“盐”也在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它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手，经过了各种各样的陶罐，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日子。
秋桐的等待
1975年的深秋，父亲与胃癌相持到了最后阶段：一阵阵秋风过后，满溪桐叶掩没了我归乡的小路。冷露。一滴滴侵入我浑浊的心底。
站在秋风里的父亲，身上的夹衣没有扣子，他已经不能扣上，半年前腹部动过大手术的创口至今仍没有合拢，持久的疼痛使他本来矮小的身体又躬下去一截；夹衣因而泡松松地挂在他的肩膀上：他真的成了一个负重远行而体力逐渐不支的搬运夫。我回来后第一个发现是。他的脚边，有一只装满油桐果的蔑筐，油桐浑圆饱满的绛色果实，橘子一样勾起人对秋天的感恩之情。然而，在一双垂暮的眼里，他的儿子涉过蹊径。越过大山，从20里外的一所学校赶回，毫无声息地走到蔑筐边，拿起一颗尚青的油恫果，托在掌心，无疑是托着一份青涩的心事。
我是父亲生命枝叶上唯一的果子。父亲滞留在秋风中的等待，如一片深红又泛黄的桐叶，一片等待了许久的叶子，固执地立在风中，像一颗未及成熟的果子遮挡风寒：他也许明白，一筐桐子挥雪白的仁，根本不够一个学期的费用，但是他还是一颗一颗地捡着。面且在手术刀口的张合里，在咬紧牙关与疼痛抗争的坚忍中，把无望的生命呻吟转化为一种坚毅而沉默的力量，悄悄献给了他的独子，或者献给了他用迷蒙泪眼观照到的微光一现的日子。
我在聆听桐叶一片片落下来的声音，离枝和落地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声响。多少年后，在深秋，我每当听到树叶辞枝的声音，都会联想到，这就是秋天的咳唾，这种感觉就像看着医生从输液架上取下瓶子，从一个骤然停止了呼吸的病人头顶拂去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片叶子，尽管这只是一片枯叶，一片等待了许久的叶子，我已不经意地把它植入了自身的骨骼。风吹起我的乱发，让我瞧见父亲头顶的光亮和胡髭的草率。同时，我在闭上眼睛的间隙里，想见父亲和母亲在桐油灯下，将桐子去掉壳儿，把雪白的桐仁剥出。他们对望的眼神，自然描摹成我心室上悬挂的一盏幽幽发光的小灯。为了我生命灯草上的这一线光亮，父亲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最艰难的年月，每顿两勺稀粥，从集体食堂里舀回来，将米粒留给了哺乳的母亲，他只能悄悄啃他的麻根糠粑。一日日下去，久而便秘，虽然他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却落下了胃溃疡……生活的再度艰难把我推到了失学的边缘，那年，我读初三，几次提出休学，我怕父亲苍老的脸上又添愁容。可是，父亲虽然失去了在“大寨田”里挣工分的身影，却偷偷地在晨昏的雾霭中，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拄着竹杖，不时地采一抱野菊花，拈几茎石菖蒲，捡一筐油桐果，去镇上的医疗室和木匠铺里换来几个零钱。
我憔悴的父亲此时正在窃听秋叶的私语。那是所有叶子里尚未成熟的部分——他在临走之前，似乎连一滴白露凝成的声音也听得出来。对于一个病危的人，静静窃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声音，特别是与生命季节有关的声音似乎已成某种兆示。我不知为什么要用上“窃听”这个词，是否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暗藏着凶险呢？我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我从水沟边爬上来，听见自己的喘息很急促，而走在满地桐叶上面，脚步就像在空气里迈动一样虚无缥渺，这究竟是为什么……
和父亲抬着桐果往回走，两人的手都在努力地往上提着。在父亲身后，我发现筐沿擦着他的腿。每迈开一步，他都是那么艰难。露水把他的裤管濡湿了一大截，他像一个刚刚穿行过黑夜的人，虽然我看不见他眸子里的月色星光，然而他跋涉的疲惫和将要跨入毫无疼痛之境的轻松，同时栖息在他的肩头，像两只互相打量着的晨鸦。
油桐树在我们身后，一如我们在秋天身后。行走的姿势和站立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脚步声在对沉默做着注释的同时，也把我们领进了熟悉的鸡鸣之中。后来回忆这一细节，发现时光不停地冲洗着生存的胶片，倒是洗出一些值得一辈子琢磨的东西。在空旷的背景下，父亲和我行走影，不正是命运惯用的特技记录吗？
我记下了那个秋天油桐的等待，却一直不敢把那张底片放大。
一盆麦冬
要到每个周末我才能回家，逢上大雪，就要挨上两个周甚至三个周才能回一趟家。在那个又深又狭的长长山冲里教着从更偏远的山旮旯里走来的孩子，我也被孩子们同化了，我早已成了大山的孩子，只是我的母亲还在40里开外的家里忙活着，我多么想能在每个周末回去陪陪她。
山里的孩子真淳朴，就像多年生草本植物，春风一吹，她们就崭露出清新可爱的芽苗。我不敢自诩能在课堂上给他们心灵吹进去多少春风，润进多少甘雨，但我敢肯定，这些孩子一旦走出大山，便会把他们的优势和专长发挥出来，就像一棵棵山楂树，哪怕开出细小的花儿，哪怕结出不太炫目的果实，也足以让大山自慰和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