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认真
吉普赛是聪慧的民族，他们将单调而艰辛的迁徙长途，变成了一路载歌载舞的聚会，破旧肮脏的“大篷车”反倒成了令人神往、充满诗意的摇篮。在艰难的生命长途上，“边走边唱”把苦难美化成游戏，这是许多游牧民族的智慧与放达。
人类一旦进入工业社会文明阶段，有条不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讲究的是规则秩序和严肃认真。一个上班时间边歌边舞的公司职员，很可能要为自己的游戏付出被“炒鱿鱼”的代价。但规则和秩序也会坚硬成令人生畏的甲壳，卡夫卡于是写了著名的《变形记》。这也许是文明的一个悖论：工业社会必须具备规则和秩序，但规则和秩序的彻底侵占与主宰，又可能压抑人性。
但是，我们还没能进入这种高度工业化时代，还没有被甲壳包裹时，就提前预支了对这种压抑的解放，而且我们的“解放”来得太彻底、太普遍、太夸张。
本来我们的裁决评判权就很小，机会罕至，行使它的时候，我们都太过“游戏”了。我们对一些“民主测评”要么一律打“好”，要么一律勾“差”。没有甄别比较和筛选，打心底的漫不经心、无所谓。我们对许多“评先评优”，要么轮流坐庄，要么乱点鸳鸯谱，嘻嘻哈哈，马马虎虎。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游戏态度不断扩张和膨胀，变成一种“泛游戏主义”。于是我们戏说和游戏历史，在为“我”为“今”的招牌下，将历史当做一个姑娘，改个发型，换套穿戴，就变成另一个人。于是我们游戏现实，把许许多多本该严肃认真的大事情，操作得流气十足，玩世不恭。典型的一句流行术语当是：“干吗那么认真！”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一些，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更认真对待那个整体，偌大一个规模的“虹桥（四川某地）”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垮掉吗？就那么漫不经心的习惯的不认真的一次，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之花凋谢了！可他们亲人的泪水是认真的啊！他们亲人的永久伤痛是认真的啊！谁能改变这个认真的事实？谁来抚平他们认真的伤痛？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认真操作，从设计、监督到施工，长江大堤那么重要的大堤，会变成“豆腐渣”吗？这一块豆腐渣不打紧，死的是人，淹的是城，毁的是财，损的是中国人的形象！
如果我们在人情与法律，国家与个人，公益与私利之间，做认真的比较与抉择，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监察检察的权力，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如果我们对那些贪污腐败的人认真到决不放松一丝一毫的程度，我相信，腐败是可以抑制和封杀的。但是，有了太多的“第一次”，有了太多的“下不为例”，有了太多的“情节轻微”，有了太多的“功大于过”，有了太多的眼泪亲情，有了太多的山不转水转的顾忌等，便让我们不能认真也不敢认真了！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平民百姓的每一次倾诉与申辩，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的冤假错案！
在“认真”被泛游戏肢解和软化的社会氛围下，一切认真都被当成不合时宜，一切认真的人都被当做唐.吉诃德嘲笑。这是一种可怕的轻浮和漫不经心，它使每一个沉浸其中的人都变得毫无责任感。假如一个民族是没有责任感的民族，它能够建立民主与繁荣的社会吗？这种丧失责任心的游戏行为因此也就绝不是智慧与放达，而是愚昧与堕落。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果真如此，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与生活讲和
如果这是哪位大师说过的话，请你相信我无意抄袭，其次，我将会从另外的层面上说这个话题，让你听起来也觉得别有意味。当然，我不是大师，这有两重意味，第一，我的话你可听可不听，它不具备多少生活深度与哲理尝试，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你当我是邻居男人，趿拉着拖鞋前来抄电表，你用一杯茶留我小坐片刻，然后，我同你谈以下话题。第二，同大师的非常态生活一样，我的感受同样是真诚的，但它更具备“常态性”，请允许我稍作解释，因为我不知道卡夫卡的常态，但我们可能看上去的“非常态”恰恰是他自己的常态。这如同那个禅性的感悟一样，“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最终又见山是山”，绝大多数人选择第一重意义上的见山是山，而另外一些多少有点“疏离感”的人们选择第二重，大师则选择第三重，如果大家都足够宽容，那每一重选择都是值得尊重的。前提是，对每个人来说，选择发自内心，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也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我的结论与观点就是这个题目，我不打算证明它，如果你相信这个邻居的感悟对你有用的话，你可以承认它，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既非套用大师也没有故弄玄虚，这是一个真诚真实的结论。接下来会让你觉得轻松得多——与命运讲和。我小时候见过年终生产队分鱼，大鱼小鱼，好的鱼差的鱼，分成若干堆若干类，然后编号，再写出阄，分鱼的人抽阄找对应编号领鱼，“好歹凭阄断”——他们信服这个办法。上帝为我们的鱼写出了许多阄，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抽到哪一号，但抽阄的是你自己。反正我记得当年分鱼的时候，那些人都说承认“好歹凭阄断”。如果这样，你就不会说：“哼，我跟他是从小摸着鸟儿长大的，凭什么他当县长我当村长”，你也不会因为自己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就腰缠炸药去找“垫背的”，就去“我是癌症我怕谁"就去命运不公。一切一切，是你自己抽的阄，这绝对不是说不让你和命运讲和，相反，你可以平心静气地同它讲道理，比如，有机会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竞选县长，你可以去通过治疗征服疾病，而这些都是非常平和的方式，我不太同意抗争这个说法，它太过自信，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嫌疑，而讲和的方式是柔和的，是接受服从之下的椐理力争。
与他人讲和。我们的仇人、敌人、伤害过我们、鄙视过我们、打击过我们、欺骗过我们、对我们不公正不公平的人们啊，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同你们讲和，无需条件，不要原则，拋弃底线。如果你们不愿意讲和，那请你们把我从你们的程序之中忽略掉，忘掉我，因为我想我是为生活本身而活，不是为敌人仇人而活。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举个例子。有个人看到街头一条可怜的小狗，浑身肮脏，因饥饿或者疾病而颤抖，他可怜它，去抱它，却被它咬了一口，他愤怒，转而一想，也对，因为敌视，因为不了解，它为保护自己去咬人。他花钱打了狂犬疫苗，又把它当做自家走散的狗，给它最好的待遇，后来它成了他家里的宠物。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有名有姓，本来我准备在这里把他的名字写上，怕他不愿意，将来文章若发表出来他要告我侵权，我才在这里隐去他名字，所有我的朋友们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我会告诉你他是谁。还有--个例子，你们也可以去希腊考证，就是那个著名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毛泽东曾经引用过那个故事，说明要“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我要说它的后续故事，那就是这个农夫的后代子孙所从事的都是养蛇的职业，并且以之为生，赚钱得很，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到希腊考证，当然国际长途电话费自理。
文人的自恋与牢骚
与金钱讲和。首先，我建议废除“铜臭”这个词，你们知道这个词包含着对金钱的蔑视。如果钱是一个人的话，听到别人说他（她）臭是要生气的，再说，我们不应该平白无故地说别人臭婀。事实上，有钱人因为可以把它当纸点着烧掉而蔑视它，用酒醉大了的舌头说“钱算个鸟”，而缺钱的人，没钱的人，会因爱钱而得不到生恨，这有点像性变态者，一个杀蛮横地跨过文人的自恋，洪涛般地推进着。
其实文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应对。你可以七个人结成一个小集团（沙龙），作你自己的诗书与茶道的玩味，当然你最好不要走出竹林去指手画脚，否则也有性命之虞。你还可以到南山脚下去开一片荒地，种上菊，秋来一片金黄，你就可以念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一句诗就够了。陶渊明不就是凭着一句诗硬硬朗朗地立在中国文学史之中吗？当然菊并不是那么好种的，它需要心境与品位，它不同于种桃。唐代有个叫卢藏用的人，他在终南山下“隐居”，种了一大片桃花，春日傍晚时分，春风与花香里，悠悠然走过花径，是何等闲适与空灵！但他的桃林太过喧闹了，喧闹的不仅仅是些蜜蜂与蝴蝶。后来，连那些喧闹过了的蜂蝶也飞进了唐王室的后花园，在帝王春风满庭的御宴前，宣告了一个秘密的瓦解，卢藏用也因此从终南山的桃花源里，走进唐王朝君臣议事的大殿。那条从桃花源通向大殿的路，在后世文人极其复杂的眼光之下，被命名为“终南捷径”。你看，我说“种菊”需要心境与品位不错吧？种菊与种桃的结局就是这样的不同。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小小计谋去考察文人们“物欲横流”的说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痛恨——你邀他去“分红”吧，看他愿不愿意去拿钱。阿Q便曾经痛恨过，说造反之罪，是要“嚓”地杀头的，但是，倘若有人相邀，他一定会欣欣然“同去，同去”的，他也一定会乐意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抬进土谷祠的。
卢藏用先生故去千余年了，我一个后辈小文人，断不敢去说他的坏话，相反，我还不能不钦佩他的胆识与智谋，他能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独自成行的路，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这比那些一方面很想恭身仕列，一方面又处处不得法，处处不得意，因此硬说什么“疏离”与“不屑为伍”的人，来得明朗，来得磊落。“做官”与“发财”是文人两个并列的话题，也是他们诟病最多的。因为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开始，当官的目的便确切地指向“黄金屋”与“颜如玉”。卢藏用只是一个方式的问题，而陶渊明才是一个态度的问题，翻译成时尚用语便是“价值取向”。但古人的痛快处在于不羞羞答答，不藏藏掖掖，不口是心非，也不把吃不到口的甜葡萄硬说成酸的。
但也正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造就了文人的家族遗传病。总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生来就为纬天匡地扶社稷，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恋，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要肩负重任，像条走进了小院里的大牛，以为天下太小，小得难以包容得下自己了。
我想柳永先生肯定也有过这样。在他之前的唐代，李太白他们一批人，就是这样自我膨胀的。柳永肯定也这样地神圣使命感过。但是，宋朝皇帝只是轻轻一笑，狼毫御笔一挥，说是让他“且填词去”，他绷得紧紧的自恋情结，便一下子疲软了下来，高昂的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便从此无法坚挺了，他不得不酸涩地、沮丧地，也略略有些愤愤不平地自嘲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好在他真的不错，恰恰就填出了“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样一类绝妙好词。这也许是一种幸运，他凭着这自以为不得志的命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倘若宋朝皇帝当初一时激动或一时糊涂，钦定下一个只会填词的柳永当官，或许朝廷只会多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庸之辈。这大概是另一条游戏规则：你只能做你会做的游戏，而你常会被排斥在你不善做的游戏之外，不管你对它有多么倾心。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填出“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简单”的句子来，于是大多数文入在被“且填词去”之类的御批挡在大门外以后，只好去喝酒下棋，谈些玄机妙语，喝得酩酊了，还大着舌头，说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你瞧，你瞧，原来就是这样的一种醒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