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电子媒介与文学转型
文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三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一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形态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二是1949年以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型；三是世纪末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开放型社会主义的转型。
其实，中国文学经历了四次艺术转型：一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催促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向，文言文被废除，而代之以现代白话文，这是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主要表征，但更为深刻的是文学观念的变革。这一时期，从创作来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郭沫若对理性自我的讴歌，郁达夫对内心苦闷的抒发，王统照对爱与美的强调，等等，都属于启蒙主义。从文学主张来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的“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和“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的“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以儿童文学为例，这一时期现代儿童观的生成推动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确立。在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冰心等现代作家的笔下，儿童文学是作为思想文化启蒙工具而参与到社会进程中的，因此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也充当了文学先驱革命和教育的切人口。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作家在英雄史诗的书写的同时，表现新的人物、新的时代，反映在新的社会体制下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奋斗、向往和歌吟。就新诗而言，诗人主要倾向于唱“颂歌”，即以浪漫主义的情怀来歌唱新的领袖人物和新的政权下的新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就儿童文学而言，作家在主流政治思想的框架里由“儿童本位”转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是儿童文学主动适应政治环境而做出的艺术选择，也是随着整个文学界风潮转向而发生的艺术转向。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道德的诉求、教育情怀比之艺术尺度更为重要，于是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一定程度上偏向了“教育主义”。三是80年代，这是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浪潮中重新回归艺术家园的时期，也是文学重新回归五四传统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就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这一命题对新中国初的“十七年”文学题材单一，内容与形象概念化是一次深刻的反拨，使文学从过去相当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政治观念的图解”和“教育主义的文学”的束缚下完全解脱出来，回到了文学的家园。同时，文学回到了关注人性和人的心灵世界的岗位，也勇敢地担负起塑造民族未来性格的重任。的确，从卢新华、刘心武等的“伤痕文学”，张一弓、高晓声等的“反思文学”，到路遥、张炜等的“乡土书写”和北岛、舒婷、梁小斌等的“朦胧诗”，以及高行健的“探索戏剧”，等等，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是与思想变革相呼应的。“思想的活跃和文学的活跃，相互发明，相互砥砺，让思想冲破牢笼，让文学越出雷池，冲破牢笼的思想需要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新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的产生，本身就是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的一种明证。”从曹文轩、张之路、刘健屏和常新港等上个世纪80年代出场的作家的创作来看，新时期儿童文学也加强了对未来一代的精神性格塑造，强化了对儿童文学认识功能、审美意识、代沟调和、人格形塑、游戏精神乃至未来民族国民性的探求和深思。四是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运作方式进人到了文学生产领域，于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写作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不再秉持现代知识分子批评精神和责任意识，而主动地迎合市场，追求读者效应，即创作开始直接与商业利益结合。如“新写实主义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缺乏了批判精神，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更多地追求阅读快感和娱乐精神。再加上电视、网络等电子文化媒介的渗透，作家个体完全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解放，文学开始对政治话语进行破坏、颠覆，重新整合、诉说自己的话语，然后朝着多元化世界迈进。这一时期，文学沾染了相对主义色彩，与商业文化合流，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文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商业化写作”、“类型化写作”和“文化工业”理念，创作在艺术性和商业利益之间徘徊游荡，批评在媒介中心话语的引力下左右逢源。
在以上的四次文学转型中，前三次转型的主要动因都是主流意识形态，即政治体制变革对文学的控制与需要塑造着文学的审美形态和内涵。但第四次转型所遭遇的文化语境是最复杂的，而且中国文学的艺术嬗变也是最为复杂和多元的。这一次转型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电子媒介。特别是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之初“第二媒介时代”，即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转型和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力是所谓“信息方式”的转变。信息方式的出现，以及电子媒介的传播交流系统，改变了人们思考主体的方式，也带来了改变社会形态的前景。在这种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语言/实践冲击了面对面及印刷文字语境下的种种既存语言/实践”。这一时期，随着媒介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体制越来越健全，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互动起来。就积极影响而言，电子媒介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如文学的传播渠道大大拓宽，文学从封闭向开放转移，文学的生存空间拓宽，而且文学开始真正参与到全球化的语境中来，但文学也陷入到了商业文化的困境。
具体来说，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与商业文化接轨
文学对商业文化的认同并尽力与之保持一致，这是后现代性大众媒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卫·赖昂在以加拿大20世纪后期所呈现的后现代性社会文化为表征时，非常尖锐而准确地指出：“后现代与这样一种社会密切联系，其中消费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支配了所有的社会成员：只要他们醒着。”他还认为：“消费文化与其他更一般的文化现象紧密相连，不仅艺术和消费品，就连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都受市场——它反对垄断和等级制度——支配”。这也适应于中国的社会现实，20世纪后期，也就是90年代消费文化开始主宰着社会的一切。
90年代以后文学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和商业文化接轨，商业化写作和消费主义写作标志着文学由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行为变成了大众通俗文化的亚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的审美转向。有学者这样评判9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的世俗化精神在历史之手的拨弄下不仅完全浮出了地表，而且极有可能在文化转型的嬗变时期跃升为文学写作的主导精神，影响乃至支配着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想象。与此同时，五四文学以来的启蒙主义精神及其与之对应的宏大叙事，在世俗化进程的浪涛拍打之下，被行色匆匆赶赴物质大餐的人们晾在一边，渐渐暗淡了往日的风光，时至今日尚未找到既能摆脱困境又能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路。”应该说这位学者的评判并没有多少故弄玄虚的成分。王岳川在一篇文章里，也有类似描述，他说：“前现代时，文化是审美，对文字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神秘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古典绘画像《蒙娜丽莎》，像米开朗基罗画的很多巨型油画和壁画，都精美绝伦，美不胜收。到了现代时期，文化成了审丑，现代艺术成为审丑的艺术。诸如杜尚的画，还有立体派等就变得很丑。现代艺术成为审丑的艺术，因为人类在现代社会遭遇到异化的恐怖，遭遇到一种生存的挤压。而后现代社会连审丑这种反抗性都没有了，艺术是消费。……大众消费时代，人们不再谈艺术的审美价值，而津津乐道它的价格。价格成为人的身份、人的尊严，也成了人的师承的未来。”王岳川的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文学由“个人审美创造”逐渐变成“大众文化消费”的过程。他的话也让人联想起布尔迪厄，他关于“文化资本”的观点在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确实成了至理名言，被媒介塑造的文化明星和文学名家，今天都是有“身价”的人——可以获得出版社高版税的人。此外，试想想在一个人们整天都被大众媒体商业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包围的时代，文学怎么可能在传统的“纯文学”里孤芳自赏呢？更何况文学创作、出版和阅读本身已经被纳入了商业机制，文学已经成了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不单与时代环境相关，也与文学生产的方式密切相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影响生产，而当下的电子媒介实质上已作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参与到文学产业中来。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被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特征，对应于用生产来描述的现代社会。生产和消费——它们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的。”文学在这种消费主义逻辑和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无疑难以摆脱消费主义文化的羁绊，即使是儿童文学这片相对纯净的园地，也难以摆脱这种商业的羁绊。纽约大学儿童文学学者彼特·荷林达尔在《童书里的童年符号》中列出了欧美学者给儿童文学下的六种定义，其中第一条是这样的：“儿童文学是作家、出版人和图书销售商共同参与的结果，它是三者意图和决定的联合体，它包括一个对儿童市场的共同设计。”这个定义其实证明了儿童文学生产和消费已经进入到商业文化的轨道，在商业社会里，儿童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商业文化的一部分。
二、审美后现代性转型
前已述及，电子媒介时代就是信息时代，信息社会就是后现代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后现代生存已全面信息化和媒介化了，或者说人们生活在媒介信息建构的世界之中。信息时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也由审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王一川认为，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是与媒介的现代性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审美现代性依赖于传播方式的现代性即大众媒介的发达，因为正是大众媒介的发达为审美现代性提供得以展开的现实传播网络和社会动员场域；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发达本身并非外在于审美现代性，而是构成它的一个基本层面。小说中的审美信息需要由特定媒介传递给受众。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审美；同理，没有现代媒介便没有现代文学审美或审美的现代性。而审美现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现代性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的现代性变革。审美现代性是在相应的传播媒介中萌发和生长的。具体地说，正是现代大众媒介取代古典媒介这一必然进程，使审美现代性成为可能。应该说，现代传播媒介（报纸杂志）确实影响了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发生。但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文学审美现代性开始朝后现代性转型。张晶就指出：“从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目前已进入一个视觉文化时代。视觉图像无所不在地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从以文学为主要的审美方式转变为以视像为主要的审美方式。”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甚至认为后现代文化也就是视觉文化，如尼古拉·米尔佐夫所说的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后现代文化，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后现代性特征”。谢少波在《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指出：“从80年代起，跨国资本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长驱进人亚洲生产方式和毛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联合禁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生产大幅度商业化；绿色革命已经发生，新的思想和社会关系已经波及最边远的乡村地区。美元、电视、电冰箱和录像机进入城乡的家家户户。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在通俗文化中得到令人忧心忡忡的表达：充斥于大众文化市场的是摇滚乐、卡拉0K、功夫片或录像带、侦探故事、畅销书和寄生在以前西方文化之上的形形色色的模仿作品。在几年时间内，控制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等术语几乎成了知识市场能力的符号。西方声称的表面上的道德、知识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在这个为光荣的过去和自卑情结所困扰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受到广泛和难以想象的欢迎。”看得出来，电子媒介在西方后现代文化向中国渗透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现象与实质等一切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边界被清除，而传媒是一马当先，它滚滚生产出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令现实与表征的界限日益可疑起来。后现代文化对文学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主体性危机的发生，文学开始失去了往日作为文化支点和精神支点的力量，而成为商业文化和市场的附庸。当前文学在这种语境里，也面临着主体性的危机。大众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通俗文化，尤其是粗俗的流行文化媚惑着作家，使其难以把握严肃的创作姿态，而丧失应有的精神高度和艺术维度。无中心、无主流、类型化、模式化、商业化、娱乐化和多元主义泛化，虽然没有完全取代作家的艺术追求，但也逐渐渗透于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
三、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
电子媒介对文学传播的作用力还有一个显著的突破就是文学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来。
在80年代，中国文学界曾有一种“走向世界”的强烈冲动和要求，这看似具有勃勃野心的“扩张”欲望，所隐含的恰恰是弱势文化渴望在第一世界那里获得认同的诉求，起码要占一席之地。但十几年过后，当电子媒介占据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想象，而成了一种语境。文学作品的传播无论是外部的翻译引进，还是中国作品的输出都在快速进行，使得中西方文学交流实现了“对接”。近几年来，西方文艺理论、文化理论大量被移植到中国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媒介对文学传播进程的加快，文学参与全球化的脚步才迈得如此之快。另外，文学参与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有那些经典的、宏大叙事的作品才有机会走出去、流进来。媒体的力量强化后，民间意识形态的个人化的创作也进入到传播视野，通过纸质、电视、影视、网络等多渠道传播、发散，传播空间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文学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