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儒同志1952年11月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个蒙古族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是原哲里木盟五金公司副经理。兄妹6人，当时，最小的一个妹妹只有6个月，大哥也只有11岁。工作繁忙的父亲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兄妹6人，就把牛玉儒同志及其二哥和一个小妹送到了乡下的二叔家寄养。
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全家人的生活只靠二叔一人来支撑。
他们兄妹的到来让二叔家的日子更显拮据。在牛玉儒同志儿时的记忆中，童年是在饥饿与寒冷中度过的。科尔沁草原的冬天异常寒冷，牛玉儒同志不记得自己曾穿过棉衣和棉鞋，他的脚上满是冻疮。他曾两次病重，高烧不退，几乎是从死亡的边缘上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17岁时，牛玉儒同志到通辽农村插队。在村里，他是最受村民欢迎的好知青。逢年过节他从不回家，不是帮村民挑水磨面，就是帮着干其他农活。牛玉儒同志25岁就被推选为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自行车已开始代步，公社干部骑自行车已很普遍，可牛玉儒同志凭着自己的一双脚踏遍了公社方圆近百里的20多个大队、生产队。他对工作热忱负责的态度赢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戴。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当成自己家，村民也都把他当亲儿子来看待。他特别喜欢吃老乡做的饭菜，淡淡的，从院落里飘来的清香味，让他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觉得回味无穷。然而，更让他值得回味的是与老百姓那种永远难以割舍的亲情！多少年来，正是这种亲情支撑着他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党的事业。
牛玉儒同志后来调到自治区政府工作，特别是担任政府秘书长期间，家里接待最频繁的客人就是那些上访群众。牛玉儒同志从来都是一一热情接待，每次都让妻子给他们沏茶倒水，他怕妻子有想法，就不只一次地对她说：“这些群众既然能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否则，素不相识的，怎么会上门求助。咱们可千万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再冷了他们的心。”
多少年来，他为与他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可在亲戚中好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官儿。牛玉儒同志的5个兄妹至今仍在通辽老家，81岁的老父亲由哥哥们来照料，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在几年前先后下岗。唯一的姑妈自从母亲去世后就包揽了他们兄妹所有的针线活儿，曾给予他们兄妹很多关照。但姑夫至今还在通辽火车站靠蹬三轮车来维持生计。几年前，妹妹因下岗问题曾多次通过电话求助于哥哥，可牛玉儒同志的回答是：“这事儿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端正思想，自己克服困难，给他人带个好头！”当老父亲听说牛玉儒同志果断拒绝了亲人们的“求救”时，老人家却非常欣慰。他在电话中对儿子说：“玉儒，亲戚骂你越多，老百姓就越会信任你……”
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同志当大官了，不少人都前来投奔，可牛玉儒同志总是让人家高兴而来，扫兴而去。他说：“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我的，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随便乱支配。”
其实，牛玉儒同志心中并非没有亲情。他念念不忘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二叔。有一年春节，他回老家专程看望了二叔。二叔还是住着当年的土坯房。盘腿坐在二叔家的土炕上，牛玉儒同志依然能找到儿时的感觉。听说二叔要盖新房子了，他让妻子把身上剩余的三千元钱全部留给了二叔。回家后，他一脸悲伤，遗憾给二叔留的钱太少。他说二叔对他有养育之恩，却从来没图他报答什么。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整整一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牛玉儒同志从处级到厅级，再到自治区副主席，他的官越做越大，但他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有时到农村检查工作，在老乡家里，热情的村民为他们备好饭菜时，他总是第一个拿起碗筷埋头就吃，什么“脏”“土”，在他眼里比起老乡的热情那算得了什么。他一边吃还一边夸奖老乡做的饭菜味道好，好多年没吃到这个味道了。他总是说见到老乡有一种亲切感。在家里，牛玉儒同志总是强调过日子要节俭，尤其最反对倒掉剩饭。
他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总是用他过去的经历来教育儿子和女儿。他要求孩子们要自强不息，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去做人，不要有任何依赖思想或凭靠父亲的权力来设定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依靠过任何人，没想靠过父亲一点点。
几年前，父亲在给牛玉儒同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从不担心你会犯什么错误，就担心你能不能永远地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多少年来，牛玉儒同志一直把父亲的教诲铭记心间！他以事业为重，以人民为重，常常忽视了自己。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直到生命的终结。
牛玉儒同志过早离去的事实，在妻子谢莉看来虽来得突然，但也是她在几年前就一直担心的事儿。记得牛玉儒同志在包头市任市长期间，有一段时间每到晚上就发高烧。谢莉天天都劝他到医院看一看，可他总是推脱说没时间。当时正值包头城中村改造进入关键时期，他忙得连到医院检查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天天很晚才能回家。
早上起来后，吃上两片止痛药就又匆匆上班了。不久，他到上海出差，返回时，打来电话说晚上从北京转机飞回包头。在谢莉的再三追问下，才得知他晚上依然在发高烧，更为严重的是还在便血。谢莉苦苦哀求他到北京后去医院好好做一次全面检查。可他固执地说转乘机票都买好了。谢莉急坏了，放下电话，赶到飞机场，连夜到了北京，硬是在北京机场把他拦了下来。到医院一检查，诊断为腺性膀胱炎。第二天回到家，高烧刚退，他又匆匆上班去了。
那些天，牛玉儒同志每天晚上高烧不退，症状出现时浑身发抖，用两床棉被捂在身上还冷得瑟瑟发抖。看着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妻子谢莉哭诉着向他乞求，别再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下去了，就是一台铁做的机器也有停转、检修的时候，何况你一个血肉之躯呢！
可他自信地安慰妻子说：“没事的，我这命硬着呢。小的时候，我都死过两次了，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
痛苦的回忆深深地包围着谢莉，使她久久不能从痛苦与悲伤中挣扎出来。
夫妻携手相伴25年，谢莉深深了解自己的丈夫。从1980年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她就明白，丈夫是一个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的人。当初，他们结婚仅有的3天婚假，他都没有休息，照例是开会、上班两不误。
在妻子印象中，丈夫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运转机，永无止境地向前运转着。她佩服丈夫一如既往的旺盛工作精力和过分投入的工作热情，有时也深感不解，却又不得不去理解。当有人谈论起孔繁森、焦裕禄时，认为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物时，她就在心里默默地辩解：“有的，有的，确实存在着……”
牛玉儒同志感觉身体不适，是在1982年4月份参加市人代会与政协会期间。这一时期，他总感觉胃不舒服，曾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为他买药，但总不见效。而且，今春以来一连数次感冒，常常以两片止痛药来对付。这一现象引起了身边工作人员的重视。
4月22日上午，利用人代会分组讨论的空隙，身边工作人员李理硬是把牛玉儒同志劝出了会场，来到内蒙古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为结肠癌肝转移，医生建议他立即到北京作进一步确诊。
牛玉儒同志的病情引起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可牛玉儒同志硬是坚持等两会圆满结束后再去检查。
4月26日上午，谢莉突然接到市委一位领导打来的电话，告知她，牛玉儒同志在内蒙古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肠子上长了一个东西，需到北京作进一步检查，有住院治疗的可能，要她做好一同赴京的准备。顿时，谢莉的大脑一片空白。一种不祥的预感马上向她袭来，多少年来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这架不停运转的机器终于出现故障了！
简单收拾之后，谢莉就与刚走出市人代会闭幕会场的牛玉儒乘中午的班机赶往北京协和医院。经诊断牛玉儒已是结肠癌肝转移。
听到这可怕的结果，谢莉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医院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她失声恸哭！
她怨他、气他，平时他从不听自己一句相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不珍惜自己的身体。都病到这种程度上了，他还在与大夫交涉：要尽量在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出院回家安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