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吴天良早早地就起来，洗刷完毕后就顺着那位苏公子所说的地址找到了驿站。
他到达驿站的厅房后，就见到一位老者和一位美丽的少妇，老者有五十多岁，风清道骨，脸上布满了知识的皱纹，正坐在正中位的椅子上，以上位者的眼光审视着吴天良这个新来之客，期望能从这位来客的眼中看出一丝端倪，看出他的为人如何，是善是恶，是正直还是奸狡，是无用之人还是可造之材。
在老者的旁边，坐着一位美丽的少妇，她却是天生丽质，大约在二十五岁上下，脸容清丽，气质清丽脱俗，举手投足都别有一番韵味，但美中不足的是她眉头紧锁，看得出来她的动作略有勉强，就有如弱柳扶风。
之后，这位少妇娴静优雅地坐于一旁。令吴天良不禁回忆起了成语东施效颦的由来：‘相传越国美女西施患了病，皱着眉头走过街市，过往的人见到了她这般模样，都觉得更加美了，如果西施那个样子真的出现在了吴天良的眼前，也一定会是这般模样的吧。’吴天良这样想着。
吴天良从此女子望向老者的眼光，就可以看出这位女子对老者充满了柔情，看样子，这个女子似乎是这位老者的侍妾。
老者见到来人对自己这位侍妾很是欣赏，也没觉得眼前的男子有什么不合礼数之处，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位侍妾曾是西湖名妓，普通人多看几眼也没有什么，老者早已习惯，其他人艳羡的目光反而会让自己觉得自豪，因为他们会羡慕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拥有这么好的一个伴侣。而眼前的男子，虽然对自己的侍妾多看了几眼，但其眼神清明，没有半点亵渎之间，在无形中又对天良的感觉不禁好了几分。
老者让吴天良在一旁的位置上坐下来，并吩咐下人给吴天良上茶。老者再端详了一下眼前之人，请教了一下天良的名字和来历，天良便依照当初那个吴官应的儿子的身世作答，说他自己原本是在东京开封人，幼时来到岭南，在岭南西南方一座不知名的山上拜师学艺，这样一来，就可以为自己那奇怪的口音找到一个好来处，以免让其他人看出破绽。
老者问完了，吴天良就开始发问：“请问这位老先生怎么尊姓大名？”
老者这时才知道自己有些莽撞了，他拍了拍自己的头，这真是，自己都老糊涂了，让客人自个作自我介绍，但自己的事还让客人蒙在了鼓里，这算是什么礼数呀！
接着，老者向吴天良道歉，然后郑重地介绍了自己：“公子既然想知道老夫的名字，老夫就如实告知公子，老夫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乃调任岭南惠州的新任宁远军节度副使。”
吴天良听后，顿时惊骇莫名，不禁又暗中庆幸自己的运气还是不一般的好。想不到自己刚穿越来这个宋朝不久，就遇见了苏东坡这位宋朝鼎鼎有名的大文豪。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德才兼备，文章出类拔萃，意境深远，为后人所称颂。
吴天良强压住了自己心中的激动之情，心平气和地问苏东坡先生：“如来是苏东坡先生啊！小生久仰先生的大名，先生的大名对于小生来说真是如雷贯耳。只不过，小生所不明白的，是先生堂堂一介大文豪，国之栋梁，为何不在朝廷中辅助君主，为国效力，而要偏偏到岭南此等蛮荒之地为官，小生为先生所不值。”
苏东坡听了吴天良这句话后，沉默了半晌，接着便如实地说道，原来，他是在大宋朝官场的倾轧中被硬生生挤了下来的，才贬到了此地为官。
吴天良对于大宋的历史也是一知半解，只知道苏东坡官运并不是很顺畅，仕途大起大落。在神宗当政时，起用新党变法，他看到朝中政局因新法推行而陷入混乱，在民间，也有奸诈之人利用新法而坑民者，因而抗拒变法。
到旧党又执政后，司马光上台，他得以回朝当官，但也因看不惯旧党所为，同情新党的遭遇，为新党说了一些情，不被旧党所喜，因此风光不了多久又被贬。太后死后，新党又来执政，但不幸的是苏轼又被认为是旧党人马，这次更惨，其被新旧两党排斥，完全成了个夹心三文治。因此被贬到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岭南的惠州当那个什么宁远军节度副使，现在只是在视察时，途经宝安之地，稍做歇息。
刚来到这个时代，就马上能见到中国历史上这样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吴天良自然心情激动万分。他也知道凡是品行高尚的人，都不比小人那样喜欢逢迎拍马，同时因为他们虽有出众文采，但终日沉浸于经文辞海之中，头脑可能不太灵光，实际生活经验少，简单地说可能有点迂腐，自然心比天高，不肯妥协，却不知此乃为官者之大忌，并为上位者所不喜，因此在仕途上都可以算得上是不太如意的。春秋时期孔子是如此，孔子这么出名的一位人物，好不容易当上了一个官，有块不大不小的封地，但很快又失去了。唐朝时的杜甫也是如此，多么优秀的一位诗人，被其他人称为诗圣，但最高的职位只是能做到祭酒一职，也很快就失去了，最后只能寄情于水酒和诗歌上。
其实，在当初王朝云姑娘就一句话可以说明了，东坡先生是才比天高，但说到朝堂政治，东坡先生仍然表现得好像小孩子一样，是“满脑子的不合时宜”。
因此，东坡先生的仕途可想而知，多起多落，其中的艰苦和波折不可为人道也。
至于现在的苏东坡先生也是如此。吴天良也不禁发出天妒英才的嗟叹。但有时社会总有逆淘汰的现象，这就是劣物驱逐良物，这种现象不但在古代愈演愈烈，在二十一世纪也有此现象，例如有些头脑不好的员工总是要千方百计打压那些头脑灵活的员工，怕他们的出头日会令其丢掉饭碗，甚至有时领导也不太喜欢表现太好的员工，怕他会代取代其领导的位置，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点虽然在外国还不算太突出，但在中国这个受到封建社会几千年荼毒的官场则尤为甚。
但天良也有一些想法不同于东坡先生，苏东坡总的来说是反对新法，这次东坡先生南迁至岭南的原因听说也是和反对新法有关，因此吴天良也唯有将他也列入到守旧派的阵营中去。苏东坡认为新法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新法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民众都有利，而天良只能认为他是好心办坏事。
但吴天良对于变法的好处，对于熟知后世历史的他来说，却是有着相当强烈的心得体会。不用说，天良当然是铁杆的新法拥护者。很简单，变法才可以图强，当然，对于熟知后世所发生的靖康之耻的天良看来，苏轼，司马光等人强烈抗拒变法也是不应该的。不然的话，大宋变法以后，经济强大，兵精甲备，或许十年后的靖康之耻根本就不会发生，华夏也不会因此而承受一场兵灾浩劫。
因为吴天良熟知的以后中国的历史，因此他也有一股想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变法介绍来神州大陆的冲动。如果此计得逞，那么这样一来，汉人朝廷国富兵强，不用说外族的金兵根本就不敢南侵，就算是汉族的军队打过去，消灭一切改于反抗的外来民族势力，都是绰绰有余的，那样的话，不但中原不会被日后的金兵入侵，甚至将眼光放长远一点，打出国门，消灭日本鬼子，殖民美利坚，甚至打到欧洲去，都不会是场梦。
当然，这些话吴天良是绝对不能当面和苏东坡先生说的，若说了这些话，不但不能对东坡先生起到任何作用，甚至很有可能被他当作是不知哪里的神经病人驱赶出去，甚至令其在在激动之下一命呜呼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