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节再别楼台
郝局长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我忙说：“郝局长，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我也很愿意接受您的任务，但我真的不能了。”
接着，我把一年来求学期间所历经的一件件大事小事和不久前家庭出现的变故，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全告诉了他。听了我的话，向来刚毅的郝局长眼睛湿润了，不甚感慨地说：“我不明白你们年轻人的感情。唉，可惜呀，可惜。不过，你过去应享未享的待遇我会给你全部补上。这也是对历史负责，对SW事业的声誉负责。”
我感激地说：“那就太谢谢您了。”再后来，郝局长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没有。郝局长又问我，现在准备怎么办。我说，还是继续把书读下去吧，能读多久算多久，啥时不行就算了。之后，我向郝局长告辞，离开了市SW局。
一周之后，我再次接到郝局长的电话，他说第二天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市SW工作会议，请我去参加。会上，将现场解决我的一些遗留事情。第二天上午，我按时来到会场，来参加这个自己曾于幕后“领衔主演”多次而再熟悉不过的会议。宽敞的会场刚被布置一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主席台上，花团锦簇，绿意融融，洋溢着春的生机与气息。SW局的春天提前到来了！我刚进会场，几个昔日好友就喊起了我的名字。我忙招手示意，然后微笑着坐在前排靠边的一个空座上。见此，台上的郝局长和几个副职也都向我点了点头。
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所有的议程全部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一位副职告诉大家，说还有一件与会议无关的重要事情需要讲一下，说要宣布市局的一项重大决定。我猜这肯定与我有关。果然，郝局长亲自宣读了一个决定，内容大致是，充分肯定多年来我在文秘岗位上为楼台市SW局所做的贡献、所赢得的荣誉，称我在SW局文秘岗位上创造了空前甚至是绝后的业绩，赞扬我勤奋好学、为人正直、任劳任怨，是难得的好同志。同时，对近年来我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进行了纠正，并决定以现金方式补齐补足SW局应付未付的各项待遇，包括奖金、住房和其它福利，折合人民币40万元。
最后，郝局长号召全市SW干部要以我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努力开创全市SW工作新局面。郝局长宣读这个决定时，全场静极了，静得相互之间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当我上台领取颁发给我的现金支票时，寂静的会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难已平息。
回到台下，我心潮澎湃、情绪激动，也颇感欣慰。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历史终于给了我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给了我应有的回报。遗憾的是，对我来说，本来纯属身外之物的金钱，此时已更无意义。而我唯一珍视的东西——健康的身体，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了。健康，这个对常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东西，对我而言却是多么得重要但又望尘莫及啊。
开学一周前，我昼夜不停拼命赶写的故事终于得以搁笔，这部自传体爱情悲剧足足写了30万字，用了整整16本稿纸，放在桌上约有半尺多高。为尽快将文稿打印成册，我找到了楼城区SW局的副职刘局长，刘副局长是我的老领导，即原来的办公室副职刘主任。刘主任在我一年前离开市局不久，即被二张排挤出市局，到下面当了一名闲副。虽说称他刘局长更加恰当，但我还是愿以刘主任称他，这种称呼我叫得亲切，他听得也亲切，彼此没有距离感，好像还在同室共事似的。
见面后，我简单跟他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表明了自己的意思，让他帮我找个印刷厂，把手稿打出来，再印上个二三十本。刘主任十分痛快地说，没问题，这事他能办，然后抓起桌上的电话，三言两语就给安排妥当了。三天后，书的样稿出来了。我拿回家，花了三个昼夜作了一校二校，之后半天之内就成了书，印了三十本。
望着那两大捆捆得整整齐齐的属于自己的拙作，我忍不住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总算赶在死神降临前做完了这事。印书的事情得到了顺利解决，但随之而来的饭局却差点结果了我的性命。刘主任说见我一面实在不易，为表示对我的在意和情意，决定由他做东，把昔日的办公室弟兄全部招来，搞一次聚餐。我忙极力推辞，谎说担当不起。我不是怕见弟兄们，而是怕喝酒。我知道，这酒局一旦开启，不醉是交代不了的，很可能会喝成一个“醉不成欢惨将别”的结果。但推来推去，还是无法推掉，刘主任太热情了，再推就是不给他面子了。
事实果然如此，弟兄们一碰头，就群情激奋，不能自已，相互之间频频敬酒，喝酒就像喝冷水一样利索，连男带女十几个人很快全醉成了一滩滩烂泥。有的让老公架了回去，有的让老婆架了回去，但所有的家属们，无论男女，来接自己醉得不成样子的亲人时，竟没有一个恼的。而且还一个个凑上来，热情地向我敬了一小杯。
都是熟人啊，当年一起共事时，在肖主任的争取和主持下，还结伴去山西的五台山、芦芽山，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游了一圈。也正是从那时起，办公室的同事，乃至家属，无论男女都关系融洽，亲如一家。再插一个小插曲，当年同事和家属们出去旅游时，众人无不对我和妻的默契心生羡慕，一个个都说，做夫妻一定要像人家宁枫两口子那样。其实，我对自己与妻的默契是毫无察觉的，两人既没有当众勾手，也没有其它什么亲密表现，他们怎么会看出“我们很默契”？
在头晕目眩中，我接受着他们好心好意敬来的酒，直至体不能支。饭后，我勉强支撑着头重脚轻的身子，家也没回就直接跑到了诊所，输液输到后半夜，才确保自己身体没有大碍。第二天，又整整休息了一天，才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等待文稿打印的那几天，我已对自己的所有财物做了处置，这套居住多年的房子附带家具、家电全部卖掉，获现金21万，加上SW局给的40万，手里一下有了61万，这些钱正好够在北京的三、四环之间买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一年前，去经贸大学读书时，曾向妻信誓旦旦地保证，书中自有黄金屋，通过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为她在北京买套房子，让她成为一个有根有本的北京人。
没想到现在有这个能力了，两人的关系却没了样子，再买房还有什么意义，况且我的余日已屈指可数，还有个啥折腾头。不如为这些钱早谋出路，投在更有价值的地方。经过一番思量，我把这些钱分成了几部分，将其中一部分赠与了父母、弟弟、妹妹等人。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不能忘记，在我的生命行将结束在他们之前时，应为他们解决好此后的生计问题。这也算尽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孝心，尽管此份孝心与他们对我的付出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除此之外，不成气的我还能做些什么？十几年来，弟弟、妹妹为我付出了许多，也替我在父母膝下承担了许多，使我在感激之余曾不止一次向他们承诺，要用自己的努力庇护他们，让他们脱离农民身份，成为吃上公家饭的上班人，但时至现在也没能力去兑现。唯一可做的就是，用自己手里仅有的这点寒酸的钱对他们做一点弥补。
之后，我用特快传递把“妻”和女儿应得的那份办了一张银行卡，寄给了“岳父”。我想“岳父”是会代我转交到前妻夏雪手中的。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邮寄意外，我曾打算不妨登门亲自送去，但一想到这个当年极力反对女儿嫁给我的固执老人可能出现的过激反应，就不寒而栗，就只好作罢。可以想象，这个老人现在对我将是如何恨之入骨，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果子。当然，这不能怪老汉的无情，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是我有负、有愧于他的女儿，甚至他们一家。
最后，我手里余下12万元。我回了一趟农村老家，拿出10万元捐给了村里的小学，让他们用这点钱改建一下校舍，算作我这个从小淘气、不成器的学生为家乡教育事业所做的一点善事。剩下的2万元，我留作继续读书的费用，交学费，交生活费。
安排妥当一切之后，我向郝局长等领导以及昔日关系要好的同事作了最后告别，轻松地离开了故乡。这年秋季，我捐建的乡村小学圆满完成了校舍改建，我应邀返乡参加了庆奠，受到了村里人的如潮好评，也成了方圆十里八乡传颂的善人。
新学期开始后，我觉得自己应在生命倒计时的这段日子里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把生命这个句号尽力划好。尽管一切都已毫无意义，但仍应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面对周围的一切，力争让屈指可数的余生丰富些，有价值些。我的故事在北区传开之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一夜之间，我成了众人瞩目和评议的焦点。大家对我或贬或褒，或损或赞，在小小的校园，我顿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我被人们热了整整半年。
九月五日，经贸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这学期，英语专业只剩下最后两三门课程，是四个学期中属课程最少的一个。一下子变得这么轻闲，这使得忙惯了的同学都有点感觉不到开学了。但随着毕业日子的渐趋临近，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现象也出现了，那就是同学们已很少再在学习上下大功夫，都开始把精力和时间转到了找工作上。来的时候，同学们身份不一、背景各异，有的有正式工作，是带薪深造，毕业后既可回原单位工作，亦可重新择业，选择余地较大；有的则像我一样，是辞职求学，这就得重新找工作，再就业。
这样，几乎从第一周起，每逢周末，大家就三三俩俩地结伴出去，参加在市内举办的各种人才招聘会。在校时，也不闲着，一上完课，就直奔网吧，从专业招聘网站，把电子简历一次次地投了出去。本来，我并不打算找工作，因为已毫无意义，年初大夫说我身患绝症，余日无几，哪我还有个什么找头，不如少折腾点，为身体多保存一点元气和底气，以对付病魔。但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做成了遍及校园的一股潮流和时尚，我也只好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了。再说，不找工作，不跟他们出去，呆在宿舍里也实在无所事事，还不如出去转转，一来放放风，解解闷，了解一下外面的世情，二来经历一下求职的过程，体验一下其中的感受。
既然学的是外贸英语，就理应围绕与此相关的单位或职位去找，但遗憾的是，职场上的此类企业和职位并不多，很难把简历递出去，即便好不容易递出几份，也大多石沉大海，再无音讯。不光是我这个老大哥难找，小我许多的师弟、师妹们也深有同感，觉得这外贸类工作在北京实在难找。老师们说，北京不是港口城市，外贸企业不多，不好找是正常的，劝我们变变想法，在其它方面考虑考虑，不一定要紧盯着外贸类不放，非要找此类工作也行，不妨往远处看看，把目光投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那些地方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外贸企业自然要多一些，工作机会肯定要比北京更多一些。
但上海、广东距北京太远，往返成本太大，没有十足的把握，同学们都不愿冒这个险，觉得先在北京试试，实在不行，再作“孔雀东南飞”的打算。
从九月开始，一直到十二月底，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同学们一直为工作之事奔波着，忙碌着，但临到毕业，能如愿以偿地找到称心如意工作者依然是凤毛麟角，在一次次递简历、面试、笔试，再递简历、再面试、再笔试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大家被折腾得身心俱疲，烦躁不堪。在三番五次的失败中，众人开始感慨，开始失落，觉得北京的工作实在难找，工作机会虽多，但人才更多，竞争更激烈。也有的慨叹，这两年的大学算是白上了。在这样那样复杂心绪的纠结下，一部分同学准备放弃北京回老家发展，一部分同学则开始考虑南下上海、广州，继续寻找机会。
与他们一样，我这个不怎么存心找工作的“业余”求职者，也毫不例外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觉得这令人向往的北京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并非每个人都具备留此发展的实力与机会。与他们略有不同的是，我手里握有两张文凭，一张是中文本科，一张是即将到手的英文本科，相对而言我的选择范围要稍大一些，所应聘的岗位包括外贸、文秘和编辑等多个方面，但如此宽泛的求职范围，却丝毫没有使我觉得工作好找，所遇的挫折与艰难丝毫不比他们少。
求职伊始，总想找个与外贸英语对口的单位或岗位，因为我实在不想做中文类工作了，七年的秘书经历犹如梦魇一般，不要说重操旧业，即便想一想都会头疼半天。
我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国家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岗，这是一家外贸企业，地点在亚运村附近的北辰时代大厦。说是做航空技术业务，实则是出口船舶技术。面试与笔试共同进行，与我一起竞争的有五个人，三男两女，他们都是小年青，看上去刚刚大学毕业。
下午一点半，笔试先开始了，一位姓金的女士把我们领到一间小会议室，然后发给每人两叠试题薄，一份是中文卷，一份是英文卷。中文卷是一份给定的文字材料，让我们据此写一篇800字左右的文章。对我来说，这相当容易，只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写好了，且自我感觉还算不错，无论观点还是措词都很讲究。但英文卷就一点也不轻松了，足有一厚沓的卷子，全是阅读理解，看着就让人眼晕。经贸大学两年来，我的英语水平确实没少提高，十几门英文课程形如一个炼狱般的火炉，把我炼出了一定的水平，词汇量也有了很大扩展，但我一向不怎么做题，宁可背单词，也不想做题，不知什么原因，看着题就心烦。
不做题自然应试能力不高，所以我的四级，考了两次才通过，分数还不高，只有七十来分，不像班里那帮小年轻，考九十分还嫌低。考四级时强迫自己做了几套，练了练手法，考六级时，就连一套题也没做。我想我是英语专业学生，过个普六应该不成问题，但我的自信过了头，只考了58分，终以2分之差败北。我后悔自己不该太大意，如果考前做上几套题，也许就过了。之后，四六级考试改成了成绩单制，不再发证，我就再没去考，加上家庭和身体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变故，也实在无心应考。
应试能力的欠缺，使我在做这家单位的英语试卷时，感到很不顺手，做着做着手心就冒出了汗，觉得题虽答了，但答得有点似是而非，把握不大，全不像写文章时那样得心应手。笔试期间，几个人还被轮流叫出去，到另一个稍大一点的会议室，面试了一番。面试现场有三个考官，两个女的，一个男的，男的看上去像个领导，女的像是一般人员。面试以自我介绍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做自我介绍，一点经验也没有，心里很是紧张，所以话说得不怎么顺畅，层次也不分明，有前后倒置之嫌，且普通话也不标准，夹杂着很重的方言。
之后，几个考官开始向我提问，问题主要集中在怎么看待所应聘的岗位，怎么做好这份工作等几个方面。从自身的工作实践出发，我对问题作了认真回答。答着答着，两个女考官脸上就现出了认可的微笑，我想自己应答得还算不错。
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个戴眼镜的男考官，却开始问一些让我无从回答的问题，如“你说给领导服务，怎么服务呀？”我说“按工作职责做好本职工作，给领导当好参谋助手。”男的又问“领导的一些私事需要服务，你怎么去做呀？”我说“私事应该按领导的意图和要求去做，让领导满意。”男的又说“你说说该怎么做？”我无话可说，因为不给具体问题，让我怎么说？于是，我回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男的看了看我，显得有点不满意，迟了一会儿，又问“你学的不是外贸，专业不对口呀。”我说“我学的是外贸英语，与外贸对口。”男的不说话了，开始翻腾我的简历，翻了一会儿，说“你先去笔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