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来信了，说他一切都好，还准备去南非传教，但现在南非那儿正发生着疫情，所以他准备了各种消毒防疫药水和面罩护衣，把自己搞得像个特种部队，滑稽极了。他写信的笔调平淡地像是久未逢面的老友一样。信纸上那些布满皱折的字符像是一粒粒陈旧的灰屑般落进我的心里，却为原本的疼痛覆上了一层麻木的重量。
我走进浴室，洗了把脸，看着耳洞上的伤开始渐渐地愈合了便试着插其他耳钉进去，但一碰触，溃烂的伤口便又开始凛凛冽冽地生疼。
蔓姐夺下我的耳环，说：“不能等它全好了再戴其他的么？”
“怕给堵住了。”
“其实还是舍不得彻底忘记这‘痛’吧？”
我顿了顿，夺过耳钉继续死命往里边插。我和蔓姐虽然并无实质母女关系的那般亲密，但是她对我不言于表的喜怒哀乐总有着通幽洞明的能力。血缘真是一种很神奇的关系。
大概真是舍不得忘记，而不是不想忘记。人都有自虐的天赋。
“蔓姐，你用多久忘了爸爸？”
她搁在指间的烟忽然颤抖了一下，缓缓地从烟雾萦绕的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一辈子。”
“这点是唯一从你身上遗传而来的吧？”我自嘲地笑了笑。
窗外传来汽鸣声。
蔓姐往外瞥了一眼，掐掉手中的烟，说：“我该走了。”
我放下手中死也插不进去的耳钉，问：“我忘了，你说什么时候是你的婚礼？”
“下星期一，会来参加么？”
日历上的时间已经是星期四。
沉默半晌，才说：“看我的心情。”
“其实是场无关紧要的婚礼呢，你来不来都无所谓。”他出门将头探进那辆车子，和车内看不见形的男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上了车，离去。
湿地上那两条深楚的车辄在昏暗的街灯下盘曲成一种等待的姿容，伸向一个无归的远方，愈发的显得孤独了。
同样的时间与距离的磨契，可我对她的事情近乎一无所知。这大抵是身为子女的与生俱来的自私精神，我该是一辈子都欠她的。
我终于渐渐觉得我的母亲离我越来越远了。
突然想起去找父亲的照片，毫无头绪地在蔓姐的房间翻了老半天还是没找到。记忆中关于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来自于蔓姐轻描淡绘的回忆：他们是高中同学，他很秀气，戴着一副银色边框的眼镜，16岁的时候发生意外车祸，死了……
蔓姐回忆起父亲时淡漠的眼中总隐现出灾厄般沉巨而无能为力的悲伤，所以我从未敢主动向她打探父亲的事。兴许结了婚她便没过多的时间再去回忆了。
即使那场无爱的婚姻的价值仅在于此，也足够了。
我决定去参加她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