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因工作出色，不久担任了流水信用社的出纳员，业务竞赛中又成了省区县行业务骨干，县行发出了向三哥学习的号召。又不到两年，三哥被调到了永久镇的信用社，担任会计工作，工作上可谓春风得意。
人的思想，总是随着时间、地点、职业、职务、学识、阅历的改变而改变的。
上班后，三哥就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了，多次对父母说起悔婚的事，后悔自己年龄那么小就定婚了，并且这定婚的时间仅仅是早了半年，自己就由社员转变成了信用社的职工。当时，人们普遍把固定工作看的特别的重，许多人为了脱离农门，甚至不惜托人找关系，到一些单位干临时工，以期望有一天，能有转正的机会。
回家时，三哥不到女方家去看对象了。
女方家早已经看出了三哥的想法，一有时间就到家里来催促父母给三哥完婚。
三哥铁心是要悔婚了，几次和父母谈到婚事时，都闹的半红脸，家族中的人也持反对意思。
三哥悔婚的理由很简单，对象没工作，容貌又不好，并且还不太会来事，两人不般配，对自己的工作也没什么帮助。
家里和族人反对三哥悔婚的理由也很简单：人不能丧了良心，人家在我们家成份不好的时候，没有嫌弃我们，只要是正经过日子的就行了，这人长的丑与俊，无所谓，不会来事，慢慢的训导就是了，没有正式工作，也许更好，下班到家就能吃上现成的饭，家里的活儿，女人白天没事的时候，利用空闲的时间就做了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托辞，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和家族的人最大的顾虑，就是我在前面一开始时就提到的，“在八家于这个村子有四大姓”中第四大姓的陶家。三哥对象的爷爷，当年是胡子出身，在胡子里面是“看香火头儿”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更的。那时的计时工具极端匮乏，而胡子走到哪，又不能大张旗鼓的吵吵嚷嚷的安营扎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须得留几个人站岗放哨，并且往往会按距离的远近不同，同时放出多个岗哨，以防让人发觉坏了他们的事，更怕被发现后报到官府，抄了他们的窝儿。于是，这计时就采用原始的烧香的办法，每烧完一炷香后，就换一班岗，这“看香火头儿”的人，有时还根据香火来判断吉凶。此人在胡子堆里，也是得有一定“威信”的人才能谋到这一角色。
胡子里面，等级森严，否则难以维持。这“看香火头”的人，在小绺子里，基本就是“二柜”了，如果下面的小喽啰和他的关系不太好，或者他看不上哪个小喽啰，这人就要倒霉了，他会利用手中仅有的这点权力，给你安排下半夜站岗放哨的，即使在大绺子里面，也是很体面的差事。
陶家是胡子的根，三个儿子，心眼儿都长的不那么正。在家里，这哥三个的关系很是生疏，尽管各过各的日子，但经常动手打架，用东北土话说：他们家的人生性。
陶家，在村子里又是有名的“护犊子”。有时小孩子在一起玩，他家的孩子被人碰了一下，陶家的人不管是不是自己孩子的错，都要找别人家的孩子算账去，如果是当时赶上了，那个孩子就要挨打了。
家族中的人，怕三哥把婚事退了后，陶家的人干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虽说陶家不能去杀人，但还是怕他们祸害家里的其它东西，如向猪圈投毒，夏天拔地里的青苗，放火烧家里的柴火垛，甚至是住的房子。
总之，一旦退婚，就得天天提防陶家的人，父母及在村子里住的大哥二哥的日子肯定不能太好过，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后来，为了达到不让三哥退婚的目的，母亲竟然以死来要挟三哥。最后，为了父母的脸面和家族中的人能得到一个“不丧良心”的好名，三哥不得不结婚了。
尽管三哥对婚事不满意，但并没影响三哥的工作业绩，26岁那年，三哥由永久信用社的会计，直接提拨为光明乡的信用社主任，是当时全县最年青的农村信用社主任，并且是全县第一个直接由会计提拔为正主任的，同时，三哥被县行评为省级金融红旗手。
常言说：愈是顺境，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于年青，工作单位又在农村，三哥接触的人相对档次不高。平心而论，不是本人对农村人有偏见，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已经全部分田到户，许多人家往往资金不足，各种物资，不是缺这就是少那。于是，一些人便通过各种关系找三哥办事，免不了吃吃喝喝的事，同时关系处得相对近的人时常送些日常用品，无外乎夏天送点青菜、瓜果、鸡蛋之类，秋天时，送些小米、黄米、杂粮、粉条，冬天时，送个小鸡和玉米穰子等。尽管是些不太值钱的东西，但日子过的却很滋润。这些人见到三哥，毕恭毕敬的，再加上三哥天生就爱看书，又善于讲故事，于是，在他的身边自然的聚拢了一群狐朋狗友，其中也不乏死党，素质较高的人又很少，结果，三哥成了这群鸡里的鹤。天长日久，三哥在和这些人的接触中也沾染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气，尤其是酒后误事，给日后的工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父亲平反了，按政策，未成家的子女的粮食关系变成了当年人人羡慕的商品粮。但，父亲在填写申报表格时，没有把二哥的报上。
粮食关系还没有批回来，公社就来了招工指标。通过考试，三哥顺利的考上了县农行的下属部门——农村信用社，由此，父亲特别的后悔。
为了能在以后的招工中，有机会脱离农村劳动，父亲到县里的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去找当时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可是找了多次，办事的人对父亲说：“你不是平反了吗？并且你家的孩子也安排了工作，还回来找什么？”
“当时填表时，以为有年龄的限制，所以才没有填。”
“不会吧？是因为变了商品粮，还给孩子安排了工作，才来找的吧？”
父亲也不回避自己的观点，回答道：“当着明人不说瞎话，多少有这层意思，孩子，今年都26岁了，还没定婚呢！只因出身不好，我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右派，这才影响了孩子的婚姻。所以请您高抬贵手，多多帮忙了。”
父亲希望通过孩子还没结婚这事打动这个负责办事的人。但，这人是当时有名的“大倔子”，听父亲说二哥还没有定亲，也没有成家，不知为什么来了脾气，带着生气的语气说道：“你家孩子没有定婚，能怪着我吗？再说结没结婚，谁知道啊？我们又没时间去调查，说不准，是嫌弃以前的女人而离了呢？这离婚不也是没结婚吗？”
父亲当即反驳道：“孩子没结婚，就是没结婚，我撒谎干什么，实在不行，你们到公社调查好了！”
两人越说气越大，声音越来越高，事儿也就越来越谈不拢。后来，“王大倔子”说了句特别让父亲生气的话，“当了23年的右派，便宜你了，这一平反就落实政策，变商品粮，给孩子安排工作什么的，这些就行了呗，还倚老卖老来了，还要给另一个孩子也变商品粮，今天我就不给你办这个手续，看你能咋地！”
父亲知道再说也是枉然。
父亲来到了三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