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双
这本《城市器物》静静躺在我书桌上，差不多一个月了。先前，作者嘱我写序，答应五天后写好给他，可竟然延宕了这样久。现在，该我为轻诺付出代价了。
随这本并不喧嚣，反倒有几分难得宁静的诗集，作者还送给我一本已经出版的《故乡的方向》。在这本诗集里，我看到年轻时颇尊崇的《星星》诗刊的现任主编，以及久疏音讯的老师兼曾经的同事蓝棣之先生，他们为永才撰写的序言。还认真拜读了作者为自己两本诗集撰写的后记，尤其是命我为序的这本，其后记意气勤勤恳恳，情思源远流长，读来令人感喟。说实在话，阅读完这些文字以后，我很后悔，也很沮丧，顿生“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无力感。
大凡，为诗集作序，都要从中梳理出一些精彩的句子来解读或演绎，或借用古往今来、亦中亦西的诗学理论，高屋建瓴地评判，以导引读者，或确定诗作的品格。自然，不乏溢美之词，奉承几句，作者欣欣然，读者也觉得没有浪费自己的金钱与精力。
刚刚捉笔的时候，也准备照这样的老路子写下去，开了几次头，都不满意。精心挑选了这本诗集中的几首，也刻意拈出庶几堪为名句的诗句，洋洋洒洒地开始附会、想象、挖掘和导读，这样写了几个段落，下笔越来越生滞，感觉越来越俗气，自己也越来越失去信心。
诗人是文学家中最敏锐的一个群落，也是最标新立异的一个群体，同时还是集最坚强与最脆弱微妙于一身的一个群体。记得倡导“纯诗”的爱伦坡讲过，诗是不能翻译的。在我看来，岂止不能翻译，诗歌这种所有语言最高艺术形式的体裁，也是不能解读的。一旦阐释，就会产生表现即是对表现的否定之效应。我因此时常对诗歌评论家们的努力有些不屑，在我的内心，总觉得他们那些蹩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评论，本质上不过是在糟蹋诗歌。但令我气短的是，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诗歌赏鉴的能力，那些我所不屑的评论家们的文字，其实曾经对我帮助很大。绕口令般写下这几句，我想清楚表明一个观点——诗歌的确最不需要阐释，当然也就不需要专职去批评或赞美。对待诗歌，最好的姿态就是让接受者自己去阅读，最好大声朗读，用心灵去朗诵。在语言节奏的乐音里，以一个心灵去谛听另一个心灵。千千万万个读诗的心灵，都在期待与诗歌共鸣；而千千万万个诗人，同样也都在殷切盼望无数读者的回声。除了上帝，我想，没有任何凡人能担当起阐释诗歌的大任。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便完全丧失了写下去的兴趣与勇气。
我与《城市器物》的作者永才，直接交往的时间已逾26年。好几次，当我感觉似乎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因素，几乎要永远不再延续友情的时候，他却总是神奇地出现在我的视野，然后，一切似乎又都接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