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五，刘大可知道病人们又可能要与更多亲人相聚，他也要回去看刚刚更新的知识类视频。
他又看了看今天要说的章节，里面的大部分是后文的铺垫，情节少，于是，决定今天长话短说。
“这一章讲的是唐太宗如何还阳，如何实践诺言，
故事中，阴司借缺南瓜之名，为唐太宗加寿元。
这明显是有人授意，以彰显佛门之六道轮回多么得仁善，有普度众生之心，于是，可以拉来无数信众。
佛家虽然限制人的思想，但是过度强调成佛之后的特权，修成正果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也看出其实，它是没有局限的，也就是说，它给所有人都留了后路。
不信佛没关系，佛会普度众生。
和尚做错事，出家也可以还俗。
做了恶人也没关系，只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下了地狱，也没有关系，
投入畜生道，也没有关系，
好像佛就是一个擦屁股的纸张，没关系，你勇敢得做吧，不管对错，有我给你护佑。
这就像是一个慈母，为一个刚刚成年的儿子壮行，没关系，你勇敢得做吧，不管对错，我都支持你。
昨天，我说过，这正是它可以在中国推广开来的原因。
长期包裹中国人思维的秦制与儒教都是男人思维，带有很浓厚的强制，也就是激进的意味，碰上这么一个以柔克刚的女人思维的宗教，自然可以推广；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需要互补啊。
然而，过于完备，包罗万象的体系让人可以沉迷其中，也可以置之不理，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而且没有一个定性。
这种宗教，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环境，那么很容易世俗化。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汉人都是以做买卖的心理在与佛祖交易？
我给你多烧一炷香，你对我更好点，保我平安。
而藏传佛教却有着无比虔诚的仪式感与特殊的价值。
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有局限性的地理环境来弥补它所缺乏的局限思维。
大唐没有这样的环境，只有用一些看起来比较世俗的非常规手段来获得统治者的认可，这就是人为制造的稀缺性。
这也是为何会给唐太宗加寿元，以得到他的支持。
其实，作者是想揭示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圆满的教义，哪有什么绝对的信仰，真正占主流的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与交换的方式。
而主人公唐僧则是在这样的夹缝中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从未想过要担负这么大的责任，可是，三位大臣同时挑中了他。唐太宗知道他父亲的身世后，也表示满意。
我们从作者在大多数描述之中的称呼唐僧，也可以看出他只有少许自我，没有真正的自由意愿，大部分时间都以唐朝的僧侣面对世人，过多得被东土大唐四个光辉的大字所捆绑，所奴役，所压制。
可是，他却必须代表一种不达目标，绝不东归的意志。这样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个取经之路。
虽然也不是没有动摇与妥协过，但是最终还是维持了当初所下决心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也向大家揭示了大多数成功人的心理路径，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被逼得无路可退，才不得不一次次想妥协，又一次次破釜沉舟，咬着牙挺过来的。
其实，先前说过的孙悟空，不也是这样，被难以抗拒的大人物看中，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想要改变世界的意志变得越来越薄弱，直到最后，磨得四大皆空，最终成佛。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个大人物相当于命运，我们无力抗争，只能慢慢理解真意。大多数人会被磨得菱角全无，不得不感叹:‘强大的是命运！’
相比较而言，在取经的任务里，唐僧比孙悟空要重要得多，原因就在这里，战略层面的正确永远比战术层面的要重要得多。
我们再看看唐太宗用什么来控制，或者说是捆绑唐僧，一官爵，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二，财物；又赐五彩织金袈裟一件，毗卢帽一顶。三，树名，前赴化生寺，择定吉日良时，开演经法。
这三样，都是世人非常渴求的。
可是，我们说这三样东西，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吗？当然不是，名气与地位都是在本国才能用得上，走出去没有啥用，财物又明显是奢侈品，只能显摆显摆。
况且，一个需要清修的和尚，你就应该守戒律，怎么能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捆绑？
说明什么？说明唐僧凡心未了，尘缘未断，正需要多多历练。
我们说这个正和当初说起唐僧的父母与身世的时候说起的很多重要因素有关，如果他没有那种对佛家的感恩，对奇迹的执着，他不可能坚持得下去。
好了，现在该你们提问了。”
“我想问个问题?”一个眼睛如针一般的大胖子提问道。
“请说。”刘大可看了看他，知道这个大胖子叫吴轩宝，是一个靠走后门进医院的闲职人员，每天跟视察一样晃来晃去，给特别紧张的医院添加了一道另类的风景线。他没有想到今天这死胖子竟然把风景带到了他这个非主流的地方。
“这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比起水浒传中，最后因为擒方腊有功的独臂武松最后得的官职，哪个大一点？”大胖子眯着眼，晃着自己的大肚子饶有其是地问。
“恩，这个问题很奇特，我也没有想过，只有一个隐约的想法。”刘大可没有想到这个死胖子也能问出这种问题。
“哦？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是你就是个官迷。”
“官迷有什么不好吗？”大胖子恬不知耻地说。
“这就是官僚主义思想累积造成的观念问题，我要说官是有局限的，它只是一个特殊人群罢了，它虽然也有存在的价值，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吧。他能像那些企业家靠资源整合创造新的财富吗？他能像苦力一样靠体力创造财富吗？他能像那些文艺工作者靠思想或者艺术的创新来创造财价值吗？不能，他不能。
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讲，官就是寄附在让人民身上的虫子。他们虽然说得非常偏颇，但是也不得不说确实揭示了官的一些本质。”
“什么，胡说，我这种人如果有人说是那种虫子，还正常，竟然污蔑我们如此为大局着想的人民公仆？真是让人愤怒。”大胖子一本正经地说。
“也许你说得对，是需要一批为大局着想的精英，但是不一定他们都要从政啊，当人多了，就会出现很多人吃空饷，也会出现很多人走门路。当整个社会都被它笼罩之后，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方面都会出现各种问题。”见到吴胖子的自我贬低后，刘大可也开始细细地分析其中的问题。
“我不就是这种人吗？呵呵，无所谓了，我也是心血来潮，来看一看你说的是什么废话？”大胖子耸耸肩，迈开大步从容离去。
“在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无力解决，或者解决需要付出的成本过大，我们就会放弃，任它一直存在下去；就像路上一个下水道盖子开了，人们就绕行而过，后面的人也习惯性地跟随，也不去管别人为什么会绕行？
不得不说，这就是我们农耕民族的普遍问题，由于人们协作的方式有确定性，所以，人们会觉得其他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皆可以避讳，而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去接受它，承认它，研究怎样把它变得更有利。
由于农耕民族只研究有确定性的区域，所以更容易创造出文化，乃至文明，可是这些带着遮羞布的文明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整个人类的的各种生存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