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一封信让严昶那样的人拿到，她这辈子就算完蛋了，肯定要把她当作风不正派的人批判了，那就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连妈妈和妹妹也连累了。如果老三又写了上次那样的反动言论，那就更糟糕了。
这样一想，她连那束花也不敢留了，好像有了那束花，别人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她头上一样。她赶快把那花剪碎了，扔到厕所里去了，连玻璃瓶也扔到很远的一个垃圾堆里去了。那天晚上，她紧张得一夜没睡好，接下来的几天，还连续做噩梦，梦见严昶把她叫去了，手里拿着一封信，叫她自己老实坦白交代，是不是在西村坪编教材期间犯下了作风问题。她辩解，声明，但没人相信她。最后他们把老三叫来了，让他们两人当面对证。
老三说：“你就承认了吧，你当时不是说了愿意我拉你的手吗？”
她没想到老三这么快就交代了，而且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她想骂他，却发不出声。然后老三把那天的事全写出来了，学校对他从轻处理，而她则被拉到台上去，让大家批判她。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成了她在游街了，她颈子上挂着一串**，左手拿着一面锣，右手拿着一个锣槌，走一下，就要敲一下，自己大声喊：“我是**！大家都来批斗我！”“我是个不要脸的臭婆娘！我跟人通奸！”
她吓得惊醒过来，满身是汗，好半天才相信这只是一个噩梦。但梦中的那一幕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是她上小学的时候看见过的游街情景。记得别人说那个女的以前是个**，解放后改造好了，还结了婚，领养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跟静秋一个班。游街之后没几天，那个女的跳进附近的堰塘淹死了，肚子里装满了水，浮在那个脏乎乎的堰塘里，几天都没人愿意去把她的尸首捞上来，怕脏了自己的手。静秋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叫那个女的“**”，也不知道什么是“通奸”，但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穿破了的鞋，宁可打赤脚，听到一个“通”字，都觉得恶心，“奸”字就更不用说了。
她惶惶不可终日，看到那些住在学校的老师，就觉得他们的眼光有些异样，好像他们已经传阅了老三写给她的信件一样。她想给他们解释一下，但不知道怎样解释，心里是虚的。她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拿走了那封信，但是她觉得那些人正在商量着怎么样拿到更多的证据，正在商量应该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处分。
一个星期过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神经已经快崩溃了。她决定写一封信给老三，警告他悬崖勒马。她把字体变了又变，也不敢写自己的名字，因为她怕学校已经在监视她和老三了，那么这封信又会成为一个把柄。她恳求他忘了她，再不要送花送信的了，不然两个人的前途就葬送在他手里了。
可这样写了，她又觉得不妥，如果这信被别人看见，别人很容易就能推理出她一定是跟老三做下什么了，不然怎么谈得上忘记她，又怎么谈得上葬送前途呢？
于是她又改写，恶狠狠地说：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纠缠我，请你自重一些。
但这样写，她还是觉得不妥。写得这么冷冰冰、凶巴巴的，如果把老三搞得恼羞成怒了，他把一切都揭发出来，甚至添油加醋地写一些，交给她学校，那不是更惨吗？一个是军区司令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女儿，学校相信谁，还用问吗？
她就这样写写改改，改改写写，花了一整天，才写了一封短短的信。她尽可能写得冷淡、礼貌、陌生，想既不得罪他，又能起到威慑的作用，最后她决定就写十六个字：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往不咎，下不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