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
俗话说：一步跟不上，步步撵不上趟。
高中毕业时，碰上对“右派”子女政审严格，考大学名落孙山，早早流落社会。
“文革”后，阶级斗争逐渐淡化，政治歧视解脱了。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越来越讲究学历。高中毕业不算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上又受到歧视。多年的代课及临时工生涯使我的工资起步很低，家庭负担重，生活十分困难。而六年中学教师和现任的工会宣教干事虽干着知识分子的活，却不能享受知识分子的待遇，这让我的心理既无法平衡，也十分苦闷。
听说核工业部下发文件，给厂子弟学校的教师每人加二十元补贴，XI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我诱惑很大。我跟工会张主席谈了去学校教书的想法，主席听后有点诧然，没有表态。
一九八五年春天，厂里搞企业整顿汇报室，厂办主任张化安负责文字编撰，我负责图片版面的设计制作。工作结束后，我们成了熟人。有一天，他来到大礼堂我的工作间。悄悄告诉我工会要成立俱乐部，厂里研究人选时，书记提议让我当主任，厂长也同意。由于张主席说我想去子弟中学教书，任命的事便搁下了。化安主任带点埋怨语气对我说：“你要求去学校干啥吗！”
从没有当官奢望的我’听到这个消息’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俱乐部主任是个股级干部，管辖电影放映组的几位。依我想：除了原有的一摊子宣传工作外，主要是放电影。人手少，主任也得开场前帮着收门票，散场后同大家一起扫地搞卫生。光说不干，谁听你的？若真当上了，事务更忙更琐碎，自己读书画画的时间会更少。想到这些，便对这个擦肩而过的提拔没有了任何兴趣，更谈不上遗憾了。
重要的是，从这个内部消息中，我知道由于提出去子弟学校的想法，我已经失去了工会主席的信任。
这段时间，我给自己制了三方印，印文分别是“宰北日禅”“华发学童”“四十三岁从零开始”。并作起锚歌一首：
既已开船，
必达彼岸。
午时起锚又何妨？
踏波多有风浪，
却须把稳舵和桨。
登岸回首，
当叹美哉夕阳！
那个阶段我每天临帖画画，日课不綴。并决定离开二七九厂另谋出路。当时想到三个方向：一是去平川区，听岳世武讲那里文化馆刚成立，正在进人；二是去师范教书；三是上白银市。
平川区的事，我给世武写了信，请他联系一下，看看有无可能性。
师范美术教师紧缺。这之前的一年里，田老师有病住院，学校曾通过厂工会请我去带过两次课，每次一个月左右。先是教导处的陈振刚主任找厂工会主席协商同意后，又派教导干事文有任与我联系上课的具体事务。
两次都上国画课。为了课堂示范，我让他们做了个能立在讲台上的带架画板，钉上画毡。其实直接把宣纸贴上黑板就可以，当然这是后来教学中发现的。虽然黑板吸水，效果不及毛毡好，但却简便易行，省去许多麻烦。
我在堂上边讲边画，虽然两个学期各上不到一个月课，每周一个班也就两节课，但学生对我印象很深。后来，我曾在不少地方碰见那一届师范毕业的同学，他们都记得我，而且很热情地对待我，这实在让我想不到。
因为曾代过课，师范的领导知道我的情况。我跟在师范的三哥谈起调动想法时，他倾向我到师范教书。并说由他先跟王校长探探口气。
那一年的十月五日是我四十四岁生日，我吟成七言古诗一首，自嘲自慰：
冊四生辰又逢秋，
收获时节补种耧。
不惑之年常解惑，
此生莫问几多愁。
仙班既能容赤足，
俗子何须虑白头。
今曰醒悟呼白丁，
笔耕墨播乐悠悠。
厂里正在调工资，因无文凭，按政策将受不平等待遇。我去找翟成书记谈去子弟学校教书事，他不同意，让我跟工会参加调资工作的杨副主席谈谈情况，组织出面为我争取点优待。
一位在劳资科的朋友透露，因为情况特殊，调资小组为我多提了半级，但不是我们副主席，而是劳资科的一位领导先提出来，大家一致通过的。
无论如何，这时的我离开厂子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一九八五年底的一天上午，是个星期天。侄子彦明来厂里叫我，说他爸让去学校一趟。午饭后，我骑车到南兄家，一进门他便兴冲冲地对我说：“昨天晚上跟王校长提出你的事，他十分欢迎你来师范。让我约你下来一唔。”
三哥情绪好极了，我听后也顿时兴奋起来。
下午两点，我俩先去校长家。他与南兄住同一家属院，南兄在三排，王校长在第一排，最里面一个院子。校长夫人说他去了办公室。南兄又带我到学校中院的校长办公室，门却锁着。我们只好回到家里抽烟聊天。
下午五点半，南兄再去王家，回来讲校长已归。我随即前往，王仲翰校长已站在院子里迎候。他高髙的个子，样子精明干练，态度谦和热情得让我有点意外。
“苏老师，听说你要离开二七九厂，就来师范吧，我们非常欢迎！”一落座他便开门见山。
“我没有文凭，只有高中学历，您知道吧？”我从自己最弱势的地方谈起，想试试他的态度。
“知道，知道，你是自学成才。放心吧，到师范后，我们可以给你评定讲师职称。”王校长的一句话既让我吃了定心丸，也让我很感动。
既如此，平川文化馆不必进行了；去市上本来尚无门路’这时也不再去想了。
有了落脚点，便正式递了请调报告。同时，找领导谈困难，请求放行。
阻力最大的还是翟书记，他本来就和我有缘，进厂时帮过忙，又曾提议让我当俱乐部主任。他是看重我，有点不舍。
经过谈心，他还是理解了我。尤其听说师范领导答应过去后给我评定讲师职称，便同意让我走。
五月二十七日，厂领导班子会通过我的请调报告。六月份档案便发了。
八月底，学校马上要开学，白银市的调令还没到。王仲翰校长同市教育局研究好先与厂里商量采取借调的办法，让我到学校上课，工资由学校按厂里标准暂发。调令到后再补办正式调动手续。
九月一日，我进学校正式上班。担任一个民教班的班主任，一年级八个班的写字和三个民教班的美术。各班每周各一节，总计十一课时。
十一月底，学校给我分配的住房终于腾空了。市上的调令还没到二七九厂，王校长告诉我没有任何问题，并说学校将尽快去催办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决定立即搬家。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是个阴天，早晨还飘了零星小雪。我的家从二七九厂的家属楼搬到了靖远师范学校背后的一个小院子里。简陋的平房，狭窄的院子，前院高耸的后墙遮住了大部天空，屋里阴冷阴冷的。住宿条件差了，我对前途却仍旧抱着乐观心态。
就这样，我以借调的方式来到靖远师范学校，开始了我的中师美术教学生涯。
2007年3月9日写完
调令与职称
转眼到了年底。白银市的调令还不见，我依然是借调使用。
一九八七年元月中间，学期已结束。教研组长雒鸣鲜请示学校领导，同意全体美术教师去西安参观西北五省画展。
同去的有田种玉老师、张小朝和我，雒鸣鲜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一中美术教师刘发德也与我们同行。
画展在位于案板街口的陕西省美术家画廊举行。展品中有一大幅写意葫芦笔墨很有特色；另外有人画人物只注重外形线条，而尽可能减略内部笔墨，显得很个性。
出了展览馆已是中午，旁边的街上许多人排队买大饼夹肉。我们几个都想尝尝，结果皆大满意。这种饼夹肉在西安是很有名的。
在西安的一周里，我们参观了半坡遗址、兵马俑、大、小雁塔和碑林。
我和发德还特意去逛了半天古籍书店，我买了近二十元的字帖和相关书籍。
由西安回到兰州后，我辞别了几位同行者，特意去了新城的张兴武家。在他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起去电视台拜访兴武的一位画友。
他是省电视台的编辑，主持着一个名叫“电视画廊”的节目，介绍书画家作品。每晚的甘肃新闻前播出，在省内影响不小。兴武的书画作品被播出后，他在厂里的境遇有了明显好转。他知道了我到师范后的困难处境，叫我准备了十多张书画作品，想帮助我也能在“电视画廊”播出，以促进我的调动早日搞定。
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多，我们见到了正在办公室的那位朋友。他很健谈，且有风度。看了我的画和字，以为花鸟比人物好，魏碑胜于草书。
他留下作品，答应安排，争取三月份播出。
这时候，进来一位青年女子，很漂亮。我认出是位新闻主持人，她是来叫那位朋友的；快春节了，他们中午要去市里同仁聚餐。我们随即告辞，他约我下次来兰时到他家一起画画。
他的热情让我感动，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而，幸运总是不愿光顾于我。
画廊并没有播出我的作品。调令始终不下。五月份开始的职称评定，因尚不在编而被排除在外。一直打不上工的妻也时有埋怨情绪。包沙发的女儿每日劳累不堪，总也没有招工机会。
借调快一年了，二七九厂的领导对我是否能调进师范已经产生疑问，劝我返回厂里上班。开弓没有回头箭，厂是不能回去了。长期不下调令，当初的评定职称显然是一句空话，师范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决定再挪一步。
一天中午下课后，在校院里遇见王校长。我对他说：“我来快一年了，却始终不下调令，看起来调到学校有困难，我准备另外联系单位调走。”
“这就不必了吧！调令会下来的。”王校长似乎并没太重视我的说法。我的意思是明白来明白走，给他打个招呼。
能去哪里呢？二七九厂的杨艳新自告奋勇帮忙。他在厂宣传队吹长号，是一个车间主任，跟市上劳动人事局的头头很熟。他去市劳动人事局讲了我的情况，局长让他到教育局要我的档案。当然，教育局没给他，但我要离开师范的事教育局知道了。
这中间，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展证件及出版的连环画，找市文化局长葛更才毛遂自荐。
葛看后说：“不错不错，还出版过几本连环画呢！群艺馆正缺有水平的美术干部，只要师范那边放手，咱们就往来调。”
葛局长白净面皮，看上去干练潇洒。他的话给我增加了几分自信和希望。
放暑假前，县影剧院老崔来家里联系，让给他们画两幅照相布景。报酬谈妥后，我约张小朝放假后一起干。室外景他们选定了画报上的一张武汉黄鹤楼照片，由我绘制。室内景设计选定后由小朝画。
布景还没最后完成，二七九厂让四哥带来话：我的调令已到厂里。我想肯定是师范的，看来等着不下调令，不想待了还走不脱。
调令是劳资科崔建华从白银拿回来的。据他讲是与厂里王桂枝的儿子小朱交换才办成的。
我不明白学校需要用人，为何自己的调动又如此麻烦呢？看来还是文凭的问题。
七月底，我去白银办理调动手续。党世才同行，他去汽车运输公司为乃父报销药费。那天夜里，宿在杨志翠家。她是杨文升表兄的女儿，丈夫魏相君当时被抽调出来筹办工业中专。夫妻俩待人热情而周到。晚饭后相君陪我俩去银光厂史孝先家聊天。孝先夫妇切了西瓜招待我们。
到师范的手续办好了，工资少了十元以上。世才感慨地说：“这叫压住脖子割瘿瓜瓜，只有一受了。”无奈中我只能将此遭遇归之于命运不佳。
秋季开学后，学校又要评定职称。我被通知准备材料，教师会上自我介绍情况。我认为自己足够评定讲师的资格，学校却让我参评助理讲师。原因是文件规定，学历不够的必须有二十年教龄方可评中级，我二十多年的工龄里有十几年是在工厂。这个不平待遇让我很愤然，当着领导的面表明不参评的态度。
由于生气，致使胃病发作，疼痛不止。学校见我情绪大，便让我同教研组长雒老师一起去成县出席省中师美术教学研讨会。开始我推辞不去，几位老师劝我出去散散心。一想也对，便去了一趟陇南。
出外十天左右，返回学校时，评职称的事竟然有了变化。原来那些日子里，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张思忠去省职改办汇报工作时，将我当作特例咨询了有关领导，他们知道我在工厂的专业仍是美术工作时，便明确表态：只要其他条件具备，可以评定讲师。
这样，十二月初我总算评上了美术讲师的专业职称，这一年我足足四十五周岁，不算近一年的房管员工作，也已为社会服务了二十四年。虽然大多年头只领着三十元或四十几元同类职工中的最低报酬，但毕竟也称得上老职工了。
2007年3月14日于宽堂
成县之行
评职称的事弄得我心情很坏。
学校动员我与雒鸣鲜老师一起去成县出席全省中师美术教学研讨会。开始不想去，后来决定出去散散心，或许心绪会好起来的。
一路上雒老师很关照我。到兰州后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黄河饭店。第二天，他去找亲戚买火车票，让我逛了一天街。我先后在省群艺馆和工人文化宫看了几个美术展览，又在邮电局的报刊摊上买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以解途中寂寞。我们十月十一日中午离县城，十三日中午坐上由兰州向东去的一趟快车，当天晚上七点多便到了天水。火车站离市区还有二十公里路，我们又上了一辆面包车。同样的车有六七辆，说是集体所有的公交车，比大公交贵一角五分，却方便快捷多了，而且乘员热情周到。
晚上住在天水汽车站后面的交通饭店。车站门前有一溜统一规格的小吃摊，大约七八家叫卖面食的。我们在一位口齿伶俐、面容姣好的少女摊前坐下来吃面。那女子说，为了生意，她们有时整夜守着面摊，供应由北关火车站过来的客人。想来也着实辛苦。
天亮后顺利坐上班车，上午十一时左右到达成县，赶上了下午的预备会。
研讨会在成具同谷饭店召开。十五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出席的最大官员是陇南地区的一位副专员，他和地区教委负责人依次讲了话。主持会议的成县师范李士熙宣读西北师大洪毅然教授的信和书面发言。这时候，突然看到李希玉老师由人陪着进了会场。紧接着便是被让到主席台就座，主持人介绍，大家鼓掌。
中午会餐，饭厅里气氛热烈，我也忍不住喝了些白酒。
李希玉是张掖师专美术系主任。我上靖师附小时，他曾当过附小老师。虽然没给我上课，时间不长便去师大深造，但他在向着操场的一面教室侧墙上画了一幅跳起投篮的男运动员的大画，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雒鸣鲜是李希玉张掖师专的得意门生。我俩一起去他房间拜访，李老师很高兴。
雒鸣鲜被大会指定为中部片的头儿，担任主席团成员，他十分认真负责。回到房间不久，他和武威的王老师都睡着了。
窗外下着小雨，听着二人轻微的鼾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我想：明天下午的鸡山之行可能要泡汤。
十六日上午由张琼、李希玉二位副教授及兰州的一位姓祁的先进幼儿教师做学术报告。祁老师演讲时完全进人幼教角色，生动而富感情。讲得高兴，时间拖长了许多，午饭前参观成县师范的项目宣布移至下午。
原定去鸡山游览，因下雨而改为先去同谷书画院交流，四点后参观成县师范院。环境幽雅，院里有一荷池。陇地寒冷干旱，唯陇南有此雅物，虽仅存秋叶残梗，观之依然令人歆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