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王晓忠第二天就拿着修改了的诗来找我，并告诉我他几乎一夜没睡。诗也稍稍好了些，但还是不能用。鉴于他诚恳而刻苦的精神，我动手帮他修改润色后，在我办的国庆专栏上刊用了。
从此，晓忠和我来往多了，他的抒情短诗也有了飞快的进步。后来，我曾把他在专栏上刊过的几首诗凑了一组，推荐给定西地区群艺馆的路全清，在他们办的《定西文艺》上发表了几首。
我又引荐他认识县文化馆的诗人张普，让晓忠去他那里学习请教。
王晓忠待人诚恳，又肯刻苦努力，他的写作能力在迅速地提高着。除了写诗’在县上办的《乌兰》杂志上也开始发表散文作品，还被推荐参加了定西地区举办的创作学习班。
厂里办电大后，王晓忠和董亚清他们一起上了第一届文科班。
我调到师范学校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晓忠了。听张谦说：那一段厂里赌博成风，王晓忠也迷上了。我听了，很为晓忠惋惜。打算见了面劝劝他。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次赌伴向他索债时，两人起了纠纷，斗殴中他被对方失手刺伤，抢救无效而死于非命。
这消息让我十分震惊。
一个刚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就这样如同流星似的一闪而灭，永远消失了。这无疑是令人痛心的一出悲剧。
2006年7月初
单身楼里
初到二七九厂，我被安置在靠东边山水沟旁的一栋三层单身楼上。沟是自南向北从校场沟里延伸而出的，单身楼坐北向南，是厂福利区最北面的一排建筑。最北面除了一连两栋单身楼外，靠西还有两栋家属楼。
我的房间在三楼过道北面，透过窗户，是一片田野、屋舍。目之所及，可达黄河北岸老家糜子滩后面的山坪。
隔壁住着子弟中学的刘学仪老师。他主动找上门和我聊天，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通过他，我又结识了子弟中学的吴承宗老师和曹效腾老师。曹老师写一手王羲之的圣教序，后来和我成了书友。
刘学仪和吴承宗都是四哥的中学同学，而且关系不错。他们便如同兄长一样待我。喜欢喝酒、性格豪爽的吴承宗更是一见面便一口一个“宰北”地让人感到亲和。刘学仪是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县气象站长的金家姨父的女婿，金家姨和我家住观音堂巷时，街门只隔一个小巷口，两家素有来往，我自小便有印象。一说起亲戚关系，我的孩子便呼刘学仪为姑父，他的几个儿子叫我表叔。
刘学仪是学生物的，业余自学中医。常常有人找他看病开方子，全是义务的。在二七九厂的那些年里，我和带在身边的几个孩子，有了病，少不了刘老师号脉诊断。
骑车子从鸾沟回厂时，出了杨梢沟先经过二七九厂区所在的牌楼沟口，过来便望见福利区所在的校场沟了。最先映入眼帘的除了傍着东山脚厂医院的两层楼，便是隔着山水沟的第一栋单身楼，三楼我的宿舍窗户也能辨识出来。西边和我紧连的是刘学仪的宿舍窗户。
刘老师性格慢，脾气好，后来听我的孩子讲，他给学生上课时，一般不发脾气。厂矿的子弟调皮学生不少，老师脾气好，便会有些课堂捣蛋的事情发生。一次，脾气好的刘老师居然也发火了，很厉害地训斥了几个捣蛋鬼。周末回家返厂后，我的房间有两块窗玻璃破了，是弹弓由楼下射打的。三楼比较高，破坏不是很厉害。我分析，可能是顽皮学生报复刘老师搞错了房间而泱及于我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我调到厂里不久，还没有得罪过大人娃娃。
大女儿小学毕业后，跟着我进城上了二中。儿子彦锼六周岁时，也跟我到二七九厂上子弟小学。
那一段吴承宗在离我们不远的一栋家属楼搞了套房子，他的小女儿也住在厂里。每天早晨，我女儿彦菊路过总要站在楼下喊上她，两人结伴去学校。后来大些了，女儿总是骑我的自行车去学校。我平时外出骑工会的一辆旧车子。
有一次，我去厂液化站写美术字。快中午了，我们工会田主席来找我，他问我是否有个女儿在城里上学。我说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让人有些生疑。
好不容易才搞清楚，一中门房打来电话，
说我女儿在校门口让车撞了。叫我赶紧去。
这消息无异给了我当头一棒，只感到嗡的一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回过神来骑上车子就往出事地点跑。液化站的老沈也找了辆车，跟在我后边一起往城里赶。
从城东南角的火车桥下拐过去，便看见远处一中门口围了许多人，我眼睛发花，腿脚也有些发软，不知道女儿到底咋样了？
离现场越来越近，突然看见女儿就站在人堆里哭，我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谢天谢地，孩子不要紧，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
原来女儿骑车刚由一中门口转过弯时，被一辆卡车挂上了自行车，女儿和车子一起跌倒在地。有几个从地里回来的农民认识我的女儿，立即堵住企图逃逸的卡车。他们曾在县一中干过活，和我熟悉。堵住了司机，又去一中门房，给厂工会打了电话。
孩子摔了一跤，所幸没有受伤，主要是吓坏了。车子挂断了好几根辐条，圈也扭歪了。那司机推着和我一起去修了一下，也就过去了。
大女儿和我在单身楼上住时，学校里开运动会，她参加长跑比赛，中途突然晕倒，被老师和同学送到医院抢救才醒过来。她回家并没告诉我这件事，是事后有同学跟我说的。属于长期营养不良、剧烈运动引起的虚脱。
女儿很勤快，小小年纪，放了学还要帮我做饭。一次不慎让开水锅的热气把手腕烫伤，孩子疼极了，用湿毛巾攥住烫起水泡的伤处，当时就把皮搓破了，越发疼痛难忍。
正巧我下午去了县城，回到宿舍时，大女儿疼得在地上跳着叫，见到我立即泪珠如线。二女儿和弟弟哭着告诉我大姐烫伤了。我急忙带女儿去医院，值班的大夫给她消毒包扎，开了一支杜冷丁和一些止痛消炎的药物。注射杜冷丁后，疼痛慢慢缓解了。晚上我去邵大夫家，他给了我一瓶獾子油，那是治疗烫伤的外涂良药。
邵大夫叫邵长林，他的儿子邵立峰，喜欢画画，曾到我那里学画。他们一家便都对我如同亲人一样好。
在单身楼上，儿子彦锼出过一次麻疹，也是邵大夫百般关照，上门打针送药。那次病得很重，雅芬从鸾沟来厂里护理儿子。罗秀英也曾来探望过一次，据此可以推测，应该是雅芬她们返城前一年，两个女人的友谊破裂之前的事了。
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二七九厂的单身楼上住了整整三年。这其间，我曾在这里为调往张掖师专的好友冯振国饯行，也经常同厂里的朋友们叙谈。有着对带在身边的几个孩子操不完的心，也有过为家属返城而艰难的奔波。
几年过去了，好不容易熬了个合家团聚。厂里分了一套家属楼房，做了几件家具后，我终于离开了单身楼。
2006年7月27日于三壹室
弃农返城
土地承包到户后，由于妻体弱多病，作务地里农活的困难越来越大。我们当时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我辞职回家务农，另一个是家属弃农返城。
妻子坚决反对我回乡务农，她说再苦也不能让我丢掉工作。
这样一来，只有弃农返城这一条路了。于是我开始想办法跑女人娃娃的户口。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托了几个人了解到像我们这类情况’如果雅芬确实有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重病，经过一系列申请取证和层层审批，才有可能将户口转回城里。
就在我刚刚动念设法办户口的那一段日子，原本关系非常好的罗秀英家对我们开始冷淡疏远。这种变化无论因何引起的，骨子里的原因都是两家在一起作务农活，她们劳力强而我们劳力弱，缺少平等互助的基础。这件事更促使我下了尽快带家属回城的决心。
然而户口能否跑成显然是个未知数。我的工资低，要能在城里待下去，必须给雅芬找个生活的路子。
姐夫和姐姐知道了我的困难和想法后，认为回城后只要肯干，维持生活不是多大的事。
“只要他怜子能抹开脸，在大街上摆个缝纫机摊摊也把光阴撩了。现在允许个体经营，随便干个啥不成？”姐夫自小为人家站柜台当学徒出身，他和姐姐都是老商业职工，是有经商眼光的。
还是刚到鸾沟时，因为有个缝纫机，我买了一本讲服装裁剪的书，让雅芬学习过一段裁缝技术，主要是孩子多，给自家缝缝补补，也曾给庄邻做过点活。但考虑到雅芬体弱多病，真正要做裁缝，恐怕身体也抗不住。
经过和姐姐、姐夫仔细斟酌，决定从银行贷款，搞个小杂货店。让雅芬进城经商谋生。
当时，靖远县城里已经有了不少率先办起来的个体饭馆、商店、修理铺等。街面上租一间铺子十分困难。
姐姐两口子，加上城里的几个朋友分头帮忙打问。曹维伯老师对我开商店的想法也很支持，他街面上有亲戚，也替我去问。
然而，经过一个星期的奔波，却没能租到一间可用的铺面，我几乎完全失望了。
那一天，我正在做午饭，贼突然到二七1觀，告诉我问下了一舰方，让我午饭后去百货公司仓库找老樊。说完他随即骑车回城去了。
我送姐夫下楼时，碰上由独石头来的苏来红，他是大姨的孙子。独石头有一位叫张纬经的人是大姨父的中医徒弟。他有个儿子叫张鹏，想跟我学画，让来红问问看行不行。后来，那孩子曾跟过我一段，他长得眉清目秀，表情有些腼腆，很有绘画才气。他既不想升学，也不想走艺术创作的路子。跟我学画，如同他父亲跟大姨父学中医，是为了当画匠吃手艺饭。所以张鹏以后又去糜子滩跟董新生学手艺了。新生是表兄董葆蕃的老大，一个很优秀的民间画师。张鹏跟他学算是找对了老师。当然这是后话了。
午饭后，我同来红一齐进城。分手后便去找樊再清。
老樊是我在陶瓷厂工作时的老同事。待人热情真诚，在厂里时跟我和张成仁的关系都不错。后来他调进百货公司，我在城里工作，那几年来往颇多。他比我大，是兄长式的朋友。
老樊给我找的是南街生资公司对面陈老汉家的院子，在大街之东，街门在南面的小巷道里，临街是一溜西院墙。陈老汉当过多年生产队长，说起话来通达亮豁。他允许我在院子西南角院墙处盖一间铺面，建房的花费顶房租。
虽不是繁华地段，但以当时发展的眼光看，还是比较好的。以我的力量自己盖铺子实在没有条件，但已经逼到这一步，就想办法干吧。
首先求助于厂里，工会副主席张效义听了我的申诉后深表同情，让我写了困难申请，他跟厂领导商量后，给我处理了一些板皮和废旧材料，并答应派车拉砖拉土。
有了厂里的支持，加上众多亲友的帮忙，铺子终于如期动工修建了。
开工的第三天下午，正在安门框时，突然由街上过来一个推自行车的矬胖女人，她大咧咧地问我们：“我的胡基你们不要了？”我有点莫名其妙。
“不是你们说要用我的胡基吗？”她说。我告诉她可能是另一家。
“噢，是一家准备修车子的，家在河滩里。”她说着便推动了车子。谁知刚走了两步，又回头喝问：“是谁把我这里的类堆铲开的？”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刚想告诉她是我们，旁边不知谁说是东家让搞开盖房的。那女人一听竟然火冒三丈，大声骂了起来：“是你们还好商量，是陈家我就不行，这粪不能动！”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陈老汉的儿子便与她吵了起来。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只见那女人一瞬间脸上的肌肉全都横了起来，指名道姓地跳脚大骂：“陈XX—你个土皇上还想压迫人吗？红光队的人受了你多少欺压！”
她和陈老汉的儿子翻先人道祖宗地对骂起来。我们几个人劝不下，街上行人停下来看热闹。有病的陈家老太太也颤巍巍地扑了出来，我着急了，便尽力推劝着将气黄了脸的老太太拉回院子。
胖女人毫无退让之意，一味破口大骂。陈老汉终于走了出来：“三婆子，你想干啥？”
看见陈老汉，那妇人一头扑了过来号叫着：“我不活了，你们打死我吧！”
有几个邻居看见三婆子无理取闹影响了我们的工程，便连说带劝地把她拉到巷子里，那婆子竟然顺势躺到地上撒起死来。
我们重新干起了活，至于那三婆子因没了对手，终于收了场，自己翻起身骂骂咧咧地进了巷子深处。
在筹划和修盖小铺房的同时，我给二女儿和三女儿联系好了西关小学，由于二嫂在那里当教导主任，所以事情办得比较顺利。二女在秋季开学就进城，三女说好搬家进城时再去学校插班。
记得二女进城是个星期日，因初次到城里读书，孩子很激动，天不亮便起来，梳理后穿起了干净衣裤。中秋已近，下了几天连阴雨，有些寒冷。早晨天仍然阴着，女儿没有毛衣，雅芬取出自己穿过的一件黑色旧条绒上衣，让女儿套在身上。看着二女因兴奋而光彩艳艳的脸儿和那因显长而卷起的衣服袖口，我心里一阵酸涩，却佯笑着夸奖这黑条绒衣裳与女儿般配。
二女和姐姐一起随邻居老周共拉一架子车西红柿去周家地出售，我们家只有一筐，卖完时，筐子由老周捎回。两个女儿坐下午的火车进城，下车后由大女儿带着去姑姑家。我于晚饭前骑自行车返回厂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进城送二女去学校报名，孩子早巳站在她姑家门口等着我。
铺子盖起来后，鸾沟的一切遗留事务也基本处理安排就绪。我向厂里联系了车辆。几天后，是个星期四早晨，行政科通知星期六将派车给我搬家。
家里的东西还没有收拾，我必须马上回家。时间很紧，我找到王晓忠，让他到时带车来鸾沟。这之前小王曾去过鸾沟，帮我犁地时还曾让马踏了鞋子。
两天时间，我和妻子整理东西。无一件整齐家具，破烂零碎，拾掇起来颇费劲。又遇上气候骤变，风寒袭人，我感冒咳嗽，又上火牙痛，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厂里派的卡车来到鸾沟。司机姓陈，河北人。跟车来的除王晓忠外，还有邓怀祖。小邓由团委调到工会搞摄影，对我很不错，在我家属返城的前前后后也帮了不少忙。
十点装好车，在邻居周家吃午饭，老周拿出一瓶白酒，大家少不了划上几拳。
下午两点前离开鸾沟，妻和小女儿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三人坐在车上面的粮食口袋上。许多庄邻来为我们送行。车开动了，车驶风驰，十分凛冽。看着生活了十三年的山庄子，看着逐渐模糊在土雾里的乡亲们，想到前程未卜，我的心里泛着的是难舍，是惆怅，还是憧憬，一时无法说得清。
汽车将我们拉到城里的姐姐家，姐家为妻和孩子腾出了东耳房。下车时，发现装在笼子里的两只小公鸡压死了。
星期一上午，我送小女去西关小学报了名。在师范副校长孙效先的帮助下，儿子也由二七九厂子弟小学转到了靖师附小。
报好名的那天下午，在姐家吃过晚饭，我和涛儿回厂里去住，柏油路上巳经洒了一层朦胧的月光。沿途的屋舍田野，如同罩着一层水一样的轻纱，迷蒙而诡谲。我突然悟到：人生的道路是曲折隐秘的，前景如同月光下的景物111以捉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