綴学的明霞渐渐长大，凭着过人的聪慧和勤奋，自学成一名木匠。他干活细致，肯动脑子，加之又乐于帮助庄邻，受到村里村外亲朋好友的钦佩和喜爱。
大队、生产队干部因了明霞，对大哥一家也变得宽容多了。有了木匠手艺，大哥一家的生活也有了一定好转。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母亲有病好几次住在糜子滩，上房炕上连一张完整的席子都没有，更别说植子被褥，不是破烂不堪就是缀满了粗布补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去看望大哥时，屋里的摆设和炕上的铺盖整齐干净。大哥身着合体的半新衣裤，哄着孙子耍，脸上乐呵呵的。我真为大哥的晚境感到高兴。
然而就在“文革”结束，生活也脱离了最为困难的阶段，眼看着享几天儿女清福的日子已经来到，大哥却因病过早地离世。
我刚调到靖远一中时，二哥和三哥仍同在师范教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他们曾住在师范西边的院子里，一个青砖圆门洞进去便是。当时老师大部分都住在那个院子里。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哥和三哥早巳不在西院，而是住在礼堂东边的一排平房里。二哥的宿舍靠西，三哥靠东，中间只隔一个房间，记得是张立信老师的宿舍。
二哥和三哥都抽旱烟，我那时也抽旱烟。而且，兄弟三人的烟瘾都不小。
在一中工作，去师范看望二位哥哥的机会多了起来。到了他们房间，兄弟们便会卷起老旱烟，边冒烟边聊天，房间里经常烟雾弥漫。三哥的房间一切都整齐有序，卷烟用的裁好的废书纸，一沓一沓地摆在那里。他的旱烟渣子也拌造得整齐亮豁。比较而言，二哥就随意马虎多了。
二哥是理化老师，“文革”中，先是住“牛棚”受审査，后来又当电工。五十开外的人了，还经常爬高摸低地在校院里修线路，换灯泡，但看上去他干得很乐和。
那时他自己做饭吃，用煤油炉子。他年轻时在外面上学就用过，所以对使用煤油炉子情有独钟，还多次向我推荐。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冬天在火炉子上做吃外，二哥好多年都是用煤油炉子自炊。先是一个中号的，后来买了个大的，便把中号的送了我。
“文革”结束，高考恢复的第一年，一中办了个补习班，报名的人很多，教室坐不下，干脆搬到了大礼堂。当时我住在礼堂门口左手的一间房子里，补习的学生出出进进很热闹。因为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我对这种大报告式补习班的效果很怀疑。
一天上午，侄子彦安来找我。同来的还有一位身条单薄的青年，是他的同学，县医院院长宋学忠的儿子。
彦安是二哥的次子，一直在三合插队。其他的知青一部分招工走了，剩下的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便都回了城。唯有他不敢，等大家都走光了，才顫颤巴巴地问队长他能不能也去考学？彦安平时老实肯干，留给队长的印象不错。看着他胆怯的样子，队长笑着说：“你这个娃娃想考学咋不早说呢？别人全都走光了。快收拾一下，回城复习去吧！”
他听说一中有高考补习班，便和宋同学也来报名听课。让我帮他们找凳子。我建议他自己去复习，把高中课本挨着过一遍。看不懂的，理科问他爸，文科问他三爸。他说想在补习班听听再说。
过了不到一星期，他又来还発子。说是听不懂，还是自己回去复习。
二哥给他借了张立信老师的房间，张老师晚上一直住在家里，白天又大多不在宿舍。一边是他爸，另一边是他三爸。他果然踏踏实实地照课本复习，当年就考上了兰州医学院。在大学里刻苦学习，挣了个品学兼优，毕业留校当了助教。后来又留美进修，表现出类拔萃，深得导师看重，在美顺利读完博研。现在是美国一家大学医学研究项目的主持人。
就在师范教学已经正常，二哥挂了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澄清，他却被调往边远的五合中学。二哥跟我讲他自己愿意到乡下去。虽然他一直没告诉我具体原因’但我想二哥一定是在师范里受到了不堪忍受的压制和委屈。
一年后，由于胃病严重，身体实在无法支撑，他又回到城里。在师范待了不长时间，又调到二中去教英语。
二中离一中很近，除了我去看二哥外，二哥也不时地到一中来看我。兄弟俩依然是卷旱烟吞云吐雾地聊天。他送我煤油炉子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当时，二哥的三儿子彦农在二中读初中。小儿子彦工还小，二哥来一中时常常带着他。小彦工大眼睛圆脸庞，常流鼻涕。鼻涕吊得很长，下端接近上唇时，他便用力一吸，涕水沿原路吸回鼻子。二哥让他擦掉。过不了一会儿，又是两行清鼻长长地吊了下来。人说吊鼻娃娃有出息。这说法在彦工身上确实应验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西安交大，毕业后在北京就业，现在又夫妻双双飞到加拿大攻研。正所谓前途未可限也。
当然，有出息的孩子不一定都吊鼻，吊鼻的娃娃也未必都有出息。二哥的三儿子彦农小时就没见吊过鼻，模样清秀白净。我吃过晚饭去二中看二哥，常碰见他取了书去教室上晚自习，总要跟我打一声招呼，声音不髙，文静而腼腆。他上高二时，高中已恢复为三年制。那年允许高二学生参加高考，彦农报了名，考取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在积水坛医院工作，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进修两年。现在已是有几本译著的知名显微骨科大夫。他处事从容不迫，给我的印象是个当大医生的材料。
三哥一直在靖远师范教语文。从师大毕业分配来，就没有挪过窝。
三哥参过军，是老共青团员。应该说除了家庭出身，本人没有啥问题。可是在县国民党名册里也居然有他的名字。那是在糜子滩上小学时，校长为例行公事随意登记造册的名单，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让三哥在“文革”中同二哥一样，也吃尽了苦头。
二哥在学校当电工时，三哥在校办铸造厂劳动，铸生铁炉子。记得是他和李其蔚老师两人在一起干，另外还有留校学生李长征和几个工人。李老师好像是负责人。
像教书一样，三哥的铸造工也干得起劲而认真。我去时，他们正铸造成功了一批大方炉盘的铁炉子。三哥宿舍的火炕口安了一个没有腿的次品炉子，鼓鼓的炉身、方方的炉盘十分大气。三哥对他们的这批产品很满意。要的人很多，一时间成了抢手货。三哥给他糜子滩的家里也买了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铁炉子，是母亲由兰州带回来的。我跟母亲住东房时，那炉子一直在东房里，我结婚后，便用它做饭取暖。
三哥一家下放糜子滩时，雅芬和女儿临时跟我住在瓷窑。三哥说他刚下去做饭有困难，那炉子便先由他带到糜子滩去用。
第二年春天，我的妻子和女儿下放到鸾沟，刚去时借住在一家冯姓的院里，一间东耳房，堪坑，门口只有很窄的一点道道，做饭和取暖都有了困难。当时我的处境特别拮据。无奈之下，便到糜子滩跟三哥说了困难，他听后毫不犹豫地把铁炉子给了我。
以后几年里，由于孩子多，负担重，三哥一直没能置起个铁炉子。这件事我总觉得有些内疚。本来嘛，父母留下的东西，兄弟们谁都有权使用的。
那次，看到三哥终于为家里置了一个又大又结实又是他自己参与铸造的铁炉子，三哥开心，我也特别高兴。
2006年1月7日
落叶归根及沉冤昭雪
父亲晚年思归故里，因政治形势紧张，未能遂愿。一九七〇年客死武都，葬于城郊北山。
一九七六年底，“四人帮”下台，长达十年的“文革”结束了。我与兄长们斟酌，准备去武都搬回父亲灵骨，以圆老人生前叶落归根的心愿。
一九七七年初，我给武都县城郊公社清水沟大队的陈雨田去了封信，询问父亲坟茔的状况，告诉他我们将去搬灵。父亲的墓地在他们的山地里，当年陈雨田担任大队书记，我和四哥专门托请他关照，帮我们记清具体地点，并能保留坟堆。
五月份他写来了回信，告诉我坟堆已经平了。我们去他可以帮助一起寻找。
这封信，无疑给寻找父亲的遗骸增加了难度。
然而，我的决心不改。终于一九七八年元月，同二侄子明霞一起动身去武都。
路费巳经筹好，出发前又收到四哥寄来的一百元。这样，我便计划回程在兰州将父亲骨殖火化，买一个好一些的骨灰盒带回来。
到了兰州，我们住进人民饭店南部楼。放下行囊，去汽车站买票。兰州到武都一天发一趟班车。学校放寒假了，车票比较紧张，我们去时第二天的票已经售光。正在无奈之时，恰巧有人来退了两张去武都的票，售票员便卖给了我们。
坐公共汽车回到旅社，一掏衣兜，我头嗡的一声，顿时傻了眼一庇是空的，车票、介绍信和装在一起的钱全都没了。肯定是公共汽车上让小偷扒了。
好在主要的钱装在内兜里，但没有了车票和介绍信，便走不了。我和侄子急忙赶回车站，给售票员讲了情况。因为刚才买的退票，她认下了我们，态度很好，给我们写了个纸条儿让带着。她说明天如果有人拿着票来坐车，就不好办了。否则，我们凭条子上车就行了。我想，贼总是心虚，一般不会冒险来车站卖那两张车票的。
那年月，没有了介绍信，一路上买票住店都成了问题。我想到了谢兆瑞，他是陶瓷厂驻兰购销负责人，常住在天水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现在只有请他帮助了。
我们先去商店买了一个最大号的帆布提包，然后去找谢兆瑞。找到小旅舍，老谢不在。直到天黑，才等来他。毕竟是老同事，听了我的遭遇，和一起的另一位斟酌了一下，便取出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给我们开了一张去武都探亲的介绍信。
回到人民旅舍，已经晚上十点了，这时才感觉到饿了，我和侄子喝着开水吃了一顿包里背的饼子。算了算账，去武都的花销及回来路费没有问题，但要买个差不多的骨灰盒已不可能。我跟明霞说：“看来你爷不愿意火化，就把老人的骨殖搬回去盛棺土葬吧。”
第二天，站台工作人员让我们等到开车前，给司机讲明情况，我俩拿着白条子上了车。
汽车过了七道子梁，我突然发现坐在前边几排的一个妇人侧着脸和旁边的男子说话时，十分眼熟。看着她花白的短发，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一个较大的汽车颠簸，最后一排的旅客被颠出了声。那妇人偶尔回过头来，无意中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心里一动，那不是木莲吗？是的，是她！她似乎也认出了我，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虽然很轻微，但我还是感觉到了。
班车傍晚停在岷县车站，旅客下车住宿，我和木莲站在院子里说了几句话，她是随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武都过春节的。她丈夫正是武都城郊清水沟人。
我说去武都办点私事，并没有告诉她干捨去。我只是不明白她年纪不大，如何就花白了头发。或许也经历过艰难不易的事。
第二天，班车早早地到了武都县城。住好了店，我们去找陈雨田，他找到一个对那里山地十分熟悉的老汉，一起回忆一九七〇年早春一个省上下放干部掩埋在北山上的往事。老汉还记得那事，并说那座坟他是知道的，前几年坟堆还在。具体地点他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