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家时，将写字的油画笔泡在清水里，连同油漆桶、汽油瓶等一应用物寄放在老乡家里。油漆笔要用汽油清洗，否则油漆一干笔便报废了。每天清洗既费汽油也太麻烦，泡在清水里，第二天笔能保持不干。将笔上沾的水思掉，蘸上油漆便可继续使用。
随着不断地实践，出现频率多的一些常用字越写越自如好看了。半个多月后，活干完了，我的美术字也过了关。
在重视政治宣传的岁月里，书写标语口号、布置宣传栏是每个单位经常要做的事。
“红色海洋”里练就的一手美术字给我以后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要感激“红色海洋”的。同时那是有报酬的劳务，是以语录栏的大小计酬的，记得白底子上写每平方米大约是一元八角。那半个多月的收入，我们两口之家节省一点，可度几个月光阴。
应该说，书写语录是当时出现的一种特殊活儿，与油漆工关系不大。我与践中因为能写美术字而承担了这个工作。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油漆组组长？师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事后他跟践中说：“我还有些零碎活做呢，那两个正没活干，叫去给你们扶个板発，提个桶桶，打个格子，让他们也分几个过年钱总可以吧？”
言外之意，是对我们单独写字，没能作为油漆组全体的活来安排很有意见。
我知道，自己在油漆组不可能继续干下去了。
几个月后，我去了瓷窑，与践中便很少见面了。后来在周家地相遇时，他在一家公安部门管理的大烟戒毒所里临时当针灸医生。
坎坷的人生让孙践中变成了万事通的多面手。他本来就聪明，又喜欢读各家杂书，于是为了生存，便宏取广用，变得无所不能了。
他针灸时，利用“子午流注法”，在不同时辰，先扎一开门针，然后对症下针，效果便格外好。
我当时胃痛，他给我教了一种自己掐新合谷穴的临时自疗法，打一阵嗝后，疼痛果然能减轻。
那时他还研究易经，涉猎堪舆。我在鸾沟的院门方位就是践中替我选择的。
他去鸾沟我家时，正和西关刻字铺房东的女儿相爱着。那姑娘在旱平川百货商店当营业员。践中专门带我去过一次那个商店，姑娘胖墩墩的，对践中很有情意。但不知何故，后来还是分手了。
“文革”后期，我调到县一中当美术教员。有一天下午，孙践中来访，我们聊了很久，晚饭也是在我那里随便吃了些。晚上，他才说要在我那里过夜，并说公安局可能最近要抓他，他正到处躲着呢。我便也替他担着心。
那天夜里平安无事，而且那几日里，他也没有出事。但一个多月后，他还是被叫进了局子。
践中的人缘好，公安上有几个朋友。他的情况局子里也清楚。进去后主要是给公安局内部写了些牌子，干了些油漆活，时间不久，形势稍有松动，就出来了。
“四人帮”粉碎后，“右派”问题还未解决前，我们一起干过些商场装饰画之类的活。
现在回忆起来，“文革”中的“红色海洋”，不过是少数政治骗子以“极左”面目大搞个人迷信，为他们篡党夺权做的一种政治铺垫而已。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早巳成了历史的过客。他们所导引的“极左”潮流也已凝固成了历史的瞬间，给后人们留下了社会进程中的一段反思。
我在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中，结交了朋友孙践中，大家在多年的苦难曰子里相互帮扶和信任，才是珍贵和值得怀念的。
2005年7月4日
泥瓦小工
一九六七年春节后，镇上通知我准备去旱平川干活。
镇上的建筑队正在旱平川给红峡（刘家峡）水电站盖房子。说是工程已近尾声，等完工后让我带个小工去干两栋平房的油漆活。
建筑油漆工主要有三项活：油漆门窗、安装窗玻璃和糊顶棚。
油漆门窗我已充分有把握做到规范标准，而另外两项却从来未干过。又是单独出马，为了能胜任这次活计，我向两位县木器社的老油漆匠虚心请教，进行了自我培训。
先是向张克礼师傅请教糊顶棚的方法和步骤。他是老同学张普的五爸，住在隔壁院里，平时和我关系就不错。
糊顶棚也叫打仰窗或糊仰窗。是在木工钉好的仰窗架子上糊两层白纸，糊成后要求接口整齐，表面光平。若木棚架格子过大，则要拉些细麻绳呈十字交叉的窗眼。缺少木料的私人家户多用麻绳拉窗格，而且第一层一般都用不值钱的废旧报纸。
为了掌握前后两遍糊纸的不同手法，我将自家住的东房早已破烂不堪的仰窗重新修补了一番，做了些实际操作的练习。
安装玻璃的主要难点是裁玻璃。住在隍庙四道巷的苏明福师傅非常热心地教给我要领，找了许多没用的玻璃条子，让我反复练习割裁手法。还将他的一把玻璃刀借我使用。
苏明福是朋友苏志仁的伯父，他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志仁师范毕业后分到文化馆工作，那一段和我关系特别好。
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转眼已是三月份了。镇上让我去旱平川工地上看看，可能刷门窗的活计已经能干了。
来到旱平川，却让我大失所望。一排已经封了顶的窑洞式平顶砖房，门窗还没安装；另一排尚在施工之中。油漆活至少要一个月以后。
建筑队的头头叫魏明，他是革命烈士魏煜的堂弟。和我二哥早年来往甚密，见面总是亲切地呼我“宰北”，给我留下了兄长一样的好印象。他告诉了我工程的实际进展和油漆活能开始的大概时间。
就在我准备打道回城时，匠工头徐仁的一席话改变了我的主意。
徐仁是我小学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外号徐大肉，是一位路见不平便挺身而出的侠义之人。
他跟我说：“老同学，你们这些念书人现在也算是落了难。以我看，油漆活一时干不成，在家闲等着还不如先干小工子。啥活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我说：“从没干过，体力又弱，我能成吗？”
“咋不行！李宪民不也是念书人吗？有老同学在这儿，你怕啥呢？愿意干就留下吧！”徐仁的话既干脆又真诚。
就这样，我便留在建筑队当了泥瓦小工。
小工子是和灰运砖，伺候瓦工师傅的。不需要多少技术，只要有力气谁都能干。
—共五六个小工子，工资分两等。李宪民和我每天二元，其余几个一元八角。而我们两人因为缺乏体力锻炼，无论如何是抵不上其他小工的。
李宪民除干小工外，还兼管建筑队的财务，虽然工作量不大，总是兼职。而我初来乍到，力气又小，一个不合格的小工子却跟李宪民一样拿头份工资，这分明是徐仁的关照。
徐仁是我的老同学。被尊称为大掌柜的魏明又不时到工地上来过问我的情况。这便让匠人们对我高看一眼了。那几个小工虽看得出心里不服气，也不敢对我咋样。
我心里明白，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便尽量努力干活，抱砖头、和灰这些活我干得积极主动，给墙上匠人手里扔砖头开始准头不够，干了几天也逐渐稳准了起来。
最让我露怯的是担灰。两铁桶沙灰很沉重，我使尽全力勉强担得起来，走路却东倒西歪地难以把握。徐仁让我和李宪民担两半桶就行了，还当着大家说：“你们文化人干重活得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服下来的。”
在这些匠人里，徐仁是绝对的权威，他的话大家是不打折扣地服从。我想除了他的手艺高，最能服众的还是他出了名的行侠仗义。
徐仁是少白头，他最多比我大三四岁，可早已是白发多于黑发了。加上不修边幅，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城里关外传扬着一位打抱不平让流氓混混闻之胆寒的“白头发老汉”，便是我的这位老同学徐仁。其实他当时也不过四十多岁。
那几位蹲在墙上砌砖的匠人，对小工子来说也是绝对的权威，递砖送灰稍有迟慢，便会招来一顿臭骂。个别刁顽者若敢顶撞，墙上的匠人便往往会砸下半页砖头来，那小工子一边跳着脚躲开，一边告饶才算了事。
匠人们对李宪民和我是比较客气的，不光没有骂语，还经常给些友好的微笑。我想这主要还是徐仁和魏明的脸面大。当然，下苦人对与他们亲和的文化人总是有一种尊重的心理，这是我与工人农民交往多年的切身感受。
下雨天是建筑工的休息日。我们几乎全都集中在大工棚里，是一个教室大小的房子，民工们靠墙边打着草铺。不少人在睡觉，更多的聚在一起推“十点半”，一种用扑克牌耍的赌博。赌注大多是几毛钱，最多有押一元两元的。
这个时间，我照例会打开随身装的小本子给工友们画速写。日子一久，大家支持和钦佩我的画画特长，几个小工子也对我有了友好的表情。
平时太劳累，收了工很少有精力画画，最多的便是靠在铺上和李宪民聊天。
在附小念书时，李宪民比我高一两级，是前后同学。他的功课好，而且多才多艺。他上初中时，能写能画，是很出名的活跃学生。
李宪民上过大学，却没有毕业，什么原因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道他在打拉池中学当代课教师，因说了一句“代课老师受剥削”的话，便被辞退了。和我一样成了闲散劳动力，进了镇上组织的建筑队，在徐仁麾下当小工。
坎坷的遭遇让宪民的家庭发生了危机。他的妻子是省队篮球健将的妹妹，个子很高，在靖远饭店设在大街上的门市部工作。和宪民一起当小工时，我还特别注意过她。每一次由城里回到工地，李宪民都是心事重重的。他跟我讲了实情，有些伤感地说：“要不是有个娃娃，干脆离了算掉。人家是不想和我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泥瓦小工的活越来越适应了。
有一天’镇上捎来话，叫我结了账回去，说是陶瓷厂通知我去瓷窑上班。
春节时，张成仁曾说过厂里正需要一名能写字的画工，他回厂后跟领导推荐推荐我。看来这事成了。
我辞别了兄长一样的魏明，侠肝义胆的老同学徐仁，和我挨着地铺的朋友李宪民。告别了工友们，也告别了四十天的砖瓦小工生涯，踏上了一段新的人生之途。
我走后不久，李宪民便与妻子离了婚。“文革”后，他回到教育战线，在农村中学教书。后来又成了家，孩子多，和我一样，一直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着。
我在靖远师范工作时，宪民调到一中任教。是我儿子的物理课老师，他跟彦韬讲起我俩在旱平川当小工的往事。儿子回家问我时，勾起了我对往昔的无限感慨。
一九九二年新春，我在兰州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李宪民看到了报纸上记者写的展出报道。记得在西大街和我相遇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几乎是喊着对我说：“宰北呵，不容易。总算没有把你埋没掉！”
我想，也只有和我一起睡过地铺，抱过砖头担过灰，靠在被卷上聊各自的苦与乐，看着我下雨天在工棚里坚持画速写的宪民兄，才能喊出这一声发自内心的感叹来。
2005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