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峙于嘉峪塬上，三面临戎的灰黄色的关楼却悄无声息，漠漠平沙在铅灰色的天穹下四面辐射开去，一种铅灰色的肃穆，如重重又重重难以数清的帷幕静垂大地，夹着晚来天欲雪的沉重。远远地，几匹痩驼啃着枯黄的塞草，在沙上悠悠晃晃，逆着西沉的夕阳看去，如黑黑的剪影，那牧驼的人也如一剪影，使人怀疑那是从帷幕深处走出的历史中诱敌的兵士，一场刀光剑影，血溅枯沙的恶战爆发在即……
这儿是古战场，数百年前英雄系马磨剑之处，单于烈火照狼山，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地方。
我们的旅行车，便是从这冥冥中仍回响着铜的嘶鸣、铁的冷嘯的古战场穿行而过，几个小时，行尽我从小学课本上知道嘉峪关后的二十余年的梦寐，停在关下。
双脚踏踏实实地踏上嘉峪关的土地，我深深感到一九八六年九月里的一天，我出现在这儿纯属偶然。不论过去与未来，这一瞬间和另一瞬间都有许多选择，但偶然不容选择。偶然没有过去与未来之分，它永远是现在时。
现在的关门大开。
大开的关门也仍是关门，尽管再无士卒把守，我的思想，仍然已中重重埋伏——
罗城，瓮城，内城，道道城墙边的埋伏者中，必有一人是我未知姓名的祖先。他来自关内何处？他知道他出现在这儿也是纯属偶然吗？偶然构成人的命运。他到这儿来了，他执行了命令，他进入了阵地。通往敌楼的马道上，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脚步明明灭灭……
我轻轻移动的双脚，每一步都出其不意，踏在数不清的看不见的手上。
汉代，在这儿设有玉石障；五代，这里设有天门关。而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征虏大将军冯胜置关首筑土城算起，至今也已有六百多年了。数百年风雨，数百次血战，城墙和箭垛仍十分坚固。传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经过认真地筛选后，还要放在青石板上让烈日烤干，以免草籽发芽。夯筑墙身时，更在黄土中掺入麻丝、灰浆和糯米汁，以增强黏结能力。验收也异常严格：在距墙一定距离处以箭射墙，如果箭头没入墙中，便要返工重筑。终于，城墙坚固，箭头触壁落地，攻打关城的时间之纵队，也在相持中与戍守者一起风化为蕭粉，散成沙丘一片了。
唯有关城无恙，挂过号角的铁钉还在那儿，被黄昏和望归的靴子磨平的石级还在那儿，甚至，当年构筑关城，经过精心计算，完工时仅仅多出的一块砖，也仍毫无变动地，还待在西瓮城“会极”门楼后边的狭窄檐台之上……
既往的一切，都如这块可望而不可即的砖了：多余而必须。既在当初的那儿又不在当初的那儿。呈锁的形状却根本不是锁，没有钥匙开启也无须钥匙开启。
这块砖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人们所记得的东西。
人们记得它首先必须看到它，而能看到的砖或文字都是一种障碍，它们使让我此刻立足的嘉峪关，已绝对不是历史深处那个真正的嘉峪关了。真正的历史深处的那个嘉峪关，是卡夫卡的城堡，谁都听说过，但谁都无法进入。它永远属于几百年前的那些戍守者，他们明明灭灭的脚步在我身前身后杂沓，甚至就从我身躯中穿行而过，而相互毫无知觉——对于他们，对于历史，我们是不存在者。历史是他们的，只有当代史才允许我们侧身其间。在我无法参与的那么多为历史所忽略了的夜晚，瓮城积雪盈尺，戍守者们于怔忡中冻醒，寒风扑打关门，宇墙上传来冻脆的刁斗声……春来了，而这里仍然是塞草未青，白发的戍卒于关楼的墙角下以两石相击，然后流泪听击石后发出的啾瞅燕鸣——那是关中春暧的燕鸣，那是家乡吴语般的燕鸣啊！
如今，“击石燕鸣”作为一景传下来了，那些为历史所忽略的夜与昼则永远地遗失了。
历史忽略那些昼与夜，是因为那些日子里没有发生值得记载的战事，但那些H子这儿有活生生的人，有比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可能更为丰富更为立体的人在。忽略了人的历史，分明有几分假了，历史深处的嘉峪关因这遗失，更分明有几分虚幻了。
权且把它当做布景吧。
我和同行的几位诗人分别照了几张相。
离去的时候，车出关门，我回头隔着玻璃望了一眼，蓦然发现关门外的斜坡上立有一方石碑。莫非是战死在这儿的古代将士的墓碑？
——不是。那是附近的一个大队书记。死去快三十年了。墓碑上刻有“烈士”二字。
陪同我们前来的家在酒泉的诗人林染这样说。
我再次回了一下头，嘉峪关已远，那块石碑更是虚渺不见了。
我闭上眼睛。我这次偶然的嘉峪关之行到此为止。
我的确到了嘉峪关。
我确实没有到过嘉峪关。
这两种说法都对。
鸣沙山的黄昏
金黄色的暄软的沙子，在我眼睛中铺展开去，然后堆积成波浪般凝固的山脉。这使我立刻醒悟，我就是为它而来的。
我清楚地知道，敦煌县城就在身后，不过几分钟的路程，但就是这些细密平展的沙子，在这儿堆积了千万年的天空下的沙子，将敦煌县城猛地一下子推远了，我，站在一个陌生世界的入口。
四周静悄悄的。几匹骆驼卧在九月的沙梁上，红色的披毡格外醒目。一个脸色黝黑的干痩汉子，斜倚在一匹骆驼的腹部，用我听不懂的方言悠悠地唱着“花儿”。
那声音干干的。
我掏出鸣沙山地形图看了看。其实我早已知道，没有任何文字能告诉我这些沙子所暗示的一切。
那个汉子显然不是导游。
我弯腰脱下皮鞋，将两根鞋带连在一起，往肩上一甩，两只皮鞋便一只胸前一只胸后地挂着，如同一个流浪汉，抬起赤脚踏进了沙子。我的目标是走完面前这段约五百多米的沙原，攀登伫立在那儿的鸣沙山主峰。黄昏从脚底开始了。
我来得很迟。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总是一个迟到者。清晨从玉门油田出发，旅行车在戈壁上颠簸了将近一个白天，才将我们卸在敦煌这块小小绿洲的边缘。
沙子带着太阳的余温，温柔地抚摸我的足心。沙漠中阳光特有的那种呛人的陌生气息迎面扑来，一会儿，我便唇干舌燥了，感到一种孤独跋涉中无水可解的干渴。悬停在鸣沙山顶如一彤红圆盘的落日，使我想起这儿微带咸涩的苹果，而那滋味又在舌尖上感到了。我舔了舔，是干裂的嘴唇渗出的血。
登山的路径是鸣沙山的东北坡。为数不多的游人中开始有人将鞋包等物全埋进沙里，以便轻装登山。霎时，这里那里，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个圆圆的“衣冠冢”，我犹豫了一下。仍背着包和鞋登山了。
落日仍诱人地停在那儿，仿佛登到山顶便能将它攥进手心。但这只是一个错觉。落日是名副其实的“UFO”。所有引人产生错觉的东西都是“UFO”。但它毕竟诱人。我便是靠不断抬头汲取它的诱惑，一步一步登上山顶的——
自欺欺人有时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需。它培养错觉，而错觉给人以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这是一个十足荒谬的悖论。
旅游也是一个悖论：本是为了休憩，悦身娱心，但旅游者们却拼命探险寻幽，比待在家里更加疲累甚至危险万分。
鸣沙山的存在也是一个悖论：全是极细极轻的流沙，全无任何物质黏合，却凭空堆起这样一脉几座山峰，并任千万年风雨吹打，也不曾消失，不曾痩削，不曾移位。也许，这就叫做理性的世界存在于非理性之中，逻辑在理性之外无能为力吧？攀登途中，我眼睁睁望着黄昏在我脚底随着细沙不断向山下滑去，不能止住。
天地间更静了。一种金黄的肃穆的静。远处寸草不生的青灰色祁连山脉，越发显得沉抑。在这无可言喻的至静中，每粒细沙都是一个词，它们在黄昏中不断向我低语。这是一种天籁，我几乎无法用心灵听懂。想想看：它们已成千年乱糟糟在这儿堆积，没有词组，更不遵循句法。它们说话只是它们要说，并不是说给我们听的；它们的话语也不是我们人类的话语。我们真正能够揣测能够听懂的，只是它们从来不曾说出的那些话，而这也完全只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历史与它们有点类似。
我敬畏这些拒绝词组和句法的细沙。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在山顶坐了一会儿。待夕阳和我的想法一起沉落到暮色中去，便从西南坡下山了，出乎意料的是，西南坡的沙子竟全然不似来时的东北坡，热得足以能烫熟鸡蛋！我来不及穿上皮鞋，急中生智，猛冲几步后便双脚同时拔起向空中一翘，重重跌坐在沙坡上，整个人形成一个“v”字，鸣沙山强迫我为它做出的表示胜利的手势——
是的，胜利的是鸣沙山这些金黄色的细沙。一代又一代中外登临者何其多也，但这儿不是泰山石级，登临者即使以前赴后继的集体的力量，也仍一个脚印也不会留下。这些细小的沙子谁也无法对抗。
沿着月牙泉绕道从山洼里回到出发处，有两个姑娘赤着脚一跛一跛地在前面走着，争着互相埋怨：她们再也找不到登山前埋下的鞋和包了。埋怨了一会儿之后，她们忽然住了声，对视一眼，忽地开怀大笑起来。是啊，何必埋怨呢？谁不是两手空空从这儿离去！
远处，敦煌县城的灯光已亮起来了，黄黄的，如同无边无际黄色的暄软细沙……
平原之旅
平原总使我产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丢失了什么？我不知道。我默默看着车窗外无穷无尽向后退去的大地，那一览无余的辽阔，在蒙蒙细雨中如烟如雾，能看清的，只是车窗边的那些景物：在连续阴雨中倒伏的油菜、麦子，路基下青草碧绿的荒滩，圩堤锁住的曲曲折折的河流，因叶片的积聚而不停地下着它自己制造的雨的意大利杨树——那是第二次的雨，下在我陌生的这片土地上……
还有间或出现的池塘。塘水几乎与地面相齐，有的长着蒲草，有的生长着荷叶——这都是南方的水生植物，但它们却在这淮北平原上出现，使初夏的淮北宛若江南。
它们当然不是枳。
我也不是。但我怅然若失的感觉随着列车的奔驰，随着我眺望的持续，越来越强烈了——我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不能填满因火车的加速而迎面扑来的无边辽阔，辽阔就是空虚，它展开的，也仅仅是虚空。
能够目空无物的，只有辽阔。
人总是关注身边之物，或许就是潜意识地要避免抬头看见辽阔，尤其是像大平原这样一览无余的辽阔。只有很少的时候才例外地要看看辽阔，辛辛苦苦地攀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那是因为有“众山”，视野里有起伏的众山，辽阔就变成“天高气爽”，可以供人欣赏了——山对于人是一种安慰，这一点，在行走于山间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把所有的存在之物都变成了你身边的东西，以一次只允许你看见一部分的方法，将无限变成了无数个有限。可以观看的总是有限而非无限。这就是天下多名山，却没听说有“名平原”的原因。
平原上没有风景，无限空阔的天穹下，只有一茬一茬的存在之物，以及生死歌哭的人的历史。这些历史与一个又一个地名联系在一起，在淮北，它们是宿州、蚌埠、徐州、垓下等等。但能看见的，只是平原，不是历史。我现在看见的是平原上的一个老妇人，站在被列车挡住的路口，茫然地望着疾驰而过的火车，微微张开了嘴，一头白发在火车制造的风中纷乱飞舞——仅仅只是一瞬间的一瞥，但这由无边暗黄的麦子和油菜烘托出来的陌生的形象，长时间地在我眼前迭现，像一张不知年代的发黄的照片，没有历史：此前的历史不属于它，此后的也与它无关，而它自己也没有，它不过是一瞬。那老妇人也许已经活过了几个朝代，但她所有的，只是她活过来的故事，那些故事，虽然是她个人的历史，却不会被人称为历史。也就是说，她注定了不能进入她个人之外的历史。个人之外的历史也是一种极其辽阔的东西，与平原，与笼罩平原的天穹，极为相似，允许众多的人从其中走过，却并不保留他们的任何痕迹，就像阴天不保留任何事物的影子。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想象力总是在平原面前显得贫乏，软弱无力。这显然与我不曾在平原长久地生活毫无关系。平原所谓“坦荡如砥”，一望无际没有起伏变化的“坦荡如砥”，是单一、单调的同义词，我的想象力因此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是你不能想象的地方/这是那最终将打败你的地方/那‘为何’一词绉缩又倒空自己/之处”。写出这诗句的加拿大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看来在加拿大也发现了这样的平原的存在。
但我热爱平原，平原让我知道我是谁，让我怅然若失——谁要是不曾有丢失了什么的感觉，谁就不会在生命中醒来，看见那与我们已经取得的事物相对照的虚无的一切。
一个地方
望江，长江中游北岸一块狭长地域的名称。对于中国来说，它是隶属安徽的一个县，但对于我，它首先是一个地方——
“我们思索——喝着冷水/水看着天——/天是家，宇宙是一个地方。”美国诗人威廉·斯塔福德的这几行诗，说出的正是我想说的话：望江，正是宇宙这个地方中一个“水看着天”的地方。我四岁时就有这种感觉了，我的身体周围都是水，河流的水，湖泊的水，长江在夏季漫溢过来与几个湖泊混为一体的水，也是从四岁开始，身体周围都是水的我，便也像水一样随水在水上流动，整整流动了二十年，喝着冷水，水看着天，我看着水中的天——我的父亲是渔民，我十三岁时也成了正式的渔民。
渔民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许多年后，我才猛然领悟，“渔民”首先意味着的并不是鱼，甚至也不是捕鱼的动作，而是水和岸。渔民的身边总是水，远离他的总是岸，即使那岸近在咫尺也仍然是远离，一天之中，甚或一个月几个月之中，他只能偶尔登岸，在岸上——有时仅仅只是在潮湿的岸边停留片刻。没有谁强迫他留在水上，不准他登岸，他也没有强迫自己，他完全是自觉自愿，日复一日地仅仅几乎无意识地望望远方的岸，而有时连望一眼岸都不可能：岸太遥远了，它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水的涌动之中，水的尽头是与水相接的天空，仿佛根本没有岸，从来就没有岸，波浪直接涌到了天上……
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觉自愿，一种意识到自己如果要活下去，就只能在这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指定了的水域中劳作的自觉与自愿。认识到这一点，便有了活着就是充当人质的感觉，水声便苍茫起来——滑稽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仍能极其警觉地听到那苍茫水声中游鱼偶尔跃出水面的泼刺声……
“被指定”必然妨碍美感。美的感觉注定属于那些偶然进入的人。鲍照是凭他那封《登大雷岸与妹书》而能被确认的偶然进入者之一。
公元439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东海人鲍照，在严霜惨切悲风断肌的一个秋日的黄昏，泊舟于那时名叫大雷的望江江岸。登岸“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腾波触天，高浪长惊”，孤鹤寒嘯，风吹雷霆，顿然唤起心中隐伏已久的“长图大念”——他感受的已不仅是美，而且是壮美了。而夕阳沉影，水雾夜色将合，“樵苏一叹，舟子再泣”，鲍照忽然又有“念天地之悠悠”的怆然之感，竟“不可说也”，匆匆结束了他的偶然登岸，也结束了他写给妹妹的这封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