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水鸟，“姑恶姑恶，姑恶姑恶”地叫着，彻夜未停。
四楼骨科
“骨科”那两个汉字好像格外沉重，它们粗壮而健硕。那明显拼凑的汉字笔画，结构得不是十分紧密，也不十分和谐。我忽然想，它们也是可以直接被抬进骨科四楼的石膏房里，打上雪白的绷带，甚至打上夹板，内外固定，被医生们重新拼凑一番，然后给它们一副拐棍，教他们在骨科住院部走廊里走来走去，恢复一下受伤的筋骨。
我就在人民医院住院部四楼，就在骨科石膏房门前的走廊里走来走去。抬头，住院部走廊上面就挂着“骨科”招牌。是一个灯箱，里面亮着日光灯，好像一个人的心脏被强烈的X光透视了。我忽然感慨，如果“骨科”两个汉字从楼顶掉落下来，会不会也骨折呢？我看见这两个被悬挂的汉字骨架粗壮，显得肥厚，明显有被捆绑的痕迹，就据此猜测它们真的有些沉重。而悬挂它们的铁链，也有明显的锈迹。“骨科”是一把老骨头了。
这老住院部大楼是要拆除的，旁边那二十二层的新楼已经拔地而起了。
在“骨科”病房，那些打了石膏或者正等着打石膏的人，都歪着胳膊，瘸着腿。但当他们从石膏房里出来时，都比进去丰满。他们从骨科出来，并不都是很“骨感”的人，石膏房仿佛一座神奇的艺术加工厂，出来的人都变成了白色的石膏人，至少他们身体上都嫁接了或者组装了白色的石膏配件。有时他们本来黑色的裤子变成白色裤子了，本来红色的裙子也成了白色的裙子。但不全白，只是有大片白色的斑点，或者灰渍。而他们离开之后，石膏房地板上也都留下了满地的石膏粉，仿佛满地冬天的雪。
可这并不是冬天，而是夏天。可我能感觉到骨科石膏房的地板上雪一样的寒意。虽然这是具体的七月二十七日炎热的下午。
那些从骨科被打走的石膏，都一律被医生拍上了湿漉漉的自来水。我忽然想，这里的夏天也是骨折的夏天了。夏天都在龇牙咧嘴的阳光下，成了白色的叽叽——叽叽——无休无止的鸣蝉。有趣的是，这些骨科医生是用石膏粉、薄薄的绷带，甚至自来水，给那些骨折的人治病。自来水哪里都有，大概这里收费并不收取自来水的钱吧？因为自来水便宜，骨科的费用只能是医生的技术成本，或者打石膏的手续费。
“打石膏了。快！”
一个年轻的男医生时常不停地拍着撒满石膏粉的双手。他青春的脸比石膏粉更有光泽，也更滋润，也被我看出了自来水的痕迹，那是青春的汁液的饱满。那白净也是日光灯下长期坚守的白净。他终于完事了。终于，白色的石膏粉撒在了层层蜷曲的白色绷带上了，撒上了自来水白色的水滴。终于，刚才被抬进来的那个瘦削的老头变得丰满起来了，包括他苍老的呻吟。他愤怒地呼喊：“你们难道都是些木匠吗？”
但这个年轻的打石膏的医生，很自信地笑了，“呵呵，呵呵，回去躺着，很快会好的。”他的自信，比石膏还要白许多的。
而那个打扫石膏粉的护工，她偷偷地笑。夏天里，她的牙齿上也白得清凉。根本不是那些打石膏的人间歇的呻吟。而同样的白牙，龇牙咧嘴的白，是疼痛的白。也不安静。
我每天都看见那些骨科医生上班，下班。在早晨，他们都开一个早会，很多人好像是从神秘的夜色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下子比白天多出很多白净的面孔。他们都站在石膏房里，不坐，不知道这是否是他们的习惯。
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矮，有的高，有的轻松，有的凝重。但他们一律都是十足的男人——四楼的“骨科”没有女医生，但四楼照样有骨折的女病人。
开会的医生都很自信。他们在宽大的石膏房里一律站着，听一个很瘦很骨感的医生训话。我忽然想，他们真的跟早点铺子里那些做白案的师傅一样。他们不都同样穿上了白色的大褂子，满脸白色的笑容吗？而我所看见的石膏房的地板，似乎也是满地雪白的面粉——白色是上等面粉的颜色，也是很卫生的颜色——真的有个年轻医生就站在石膏房角落里偷偷吃早点，啃吃一堆很丰满的包子。而另一个老医生斜眼看着他，正痴痴地笑。就是那个最年轻的白脸青年，他迅速退到一位老医生肥胖的背后，遮挡着自己。也挡着窗口斜射的绯红的朝阳。
好几天了。我都在人民医院四楼走廊里走来走去。无事时就抬头看走廊上悬空挂着的“骨科”两个字。也时常瞥一眼石膏房里手脚麻利的年轻医生，还有那个勤快的满脸微笑的护工。
我没有骨折。
是我父亲的腿跌断了。
我父亲没有被打石膏，他骨折的是股骨头，那地方没办法打石膏，只能牵引。父亲的断腿被吊在一台镀锌铁架子上。但他也时常喊叫：“你们难道是些木匠吗？”
他的疼痛一直在向我内心深处转移，使我难受。
我难受，就溜到走廊，瞎转悠。我实在没有办法让我的父亲不痛。父亲骨折，我只能在人民医院骨科四楼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只能抬头看“骨科”两个明显拼凑的汉字。而我总害怕做招牌的“骨科”两个汉字从悬空的走廊掉下来。
不护理父亲的时候，我是一个十分珍惜汉字的中学语文老师。
父亲的暴雨
父亲去世，我就不再是儿子了。
即便亲密如父子，关系也是相对的。既然已经失去了耄耋老父，这种关系就不可逆转地被神秘的命运解构。父亲的面孔在我记忆里已如枯瘦的云烟，正重叠在夏日的山冈上。空悬在我手上的，只是一个儿子无所着落的不能付出的关怀。
世事苍茫，或许也不尽然如此。
而近日大雨如注，大地飘摇。我老担心父亲崭新的坟地，担心山坡上雨淋淋的潮湿，阴暗，寒冷。时节虽已出梅人伏，暴雨却日夜不歇。天空倒是凉爽，但七月的暴雨十分赖皮地停滞在长江中下游。
会不会暴发无休无止的洪水呢？
洪水的伤害，我记忆太深。但我知道，父亲的坟茔不会因为雨水而坍塌，更不会发生泥石流。
新垒的坟茔坐落在横山主峰，在红花寨西坡的半山腰。那里松林茂密，土质坚固，地势高朗，视野开阔。越过起伏的松林，可以望见村庄与父亲的老屋；甚至越过广袤的田畴，可以望见火车站高大的水塔。
但我不喜欢连绵的暴雨，阴沉沉使我精神抑郁。父亲的黄土新坟是否也潮湿了同样的抑郁？新开挖的松软土地倒可能会因为连续的雨水而重新密实起来。隔几天，那块裸露的黄土与粗粝的风化石会长出茂盛的青草。
我一直盼望青草的柔软，不喜欢翠绿山坡上一棺新坟黄土的突兀。烈日下，那会十分扎眼。若有了青草的遮掩，山坡就会恢复植被的茂盛和谐，掩藏我日夜的隐忧。
看来，即使失去了父亲，我还是儿子。
我的牵挂在大雨中延伸到了远处陡峭的山坡，延伸到了一垒湿漉漉黄土新坟的寂寞。而我八十一岁的老母还在，我有奉养之义，抑郁不能写在脸上。
但近来我老娘心绪很不好，对父亲的情感母亲更甚于我。大概他们一起累过，苦过，恐惧过，仇恨过，也一起期盼过。朝于斯，夕于斯，数十年共同的寒暑劳作，所历风雨，烈日与黑夜，贫穷与饥荒，被侮辱甚至牢狱，患难情深不可言说。我则从七岁入小学，一直怀抱残破的书本，后来做住校生，与父母没有这样的患难深度。
而那些连绵的贫穷，算不了什么的。
我警告自己，现在我依然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孤独的母亲的儿子。必须走出丧父的悲痛，很多事情正等着我去做。而生活也许会在忙碌中慢慢正常起来。
但今天早晨，我忽然更加抑郁。可能连续阴雨，彻夜的电闪雷鸣刺激了我；也可能是那条无关紧要的手机短信“踢痛”了我弯曲的骨节。暴雨的呐喊之声淹没了满树的鸟鸣，院子里水泥路上的青苔一夜之间也绿了许多，厚了许多，滑滑的使我的行走左摇右晃。
但似乎不完全如此。我依然处身某种紧张的“关系”，比我独自面对父亲的卧病，去世，更慌乱莫名。
我忽然惧怕更紧张的“关系”。因为一个人一旦身处其中，就会衍生无穷的痛苦。而要“解构”却不能一厢情愿。我也不可能像我八十五岁的父亲那样，躲到生涩的黄土之中。那毕竟是生命无可奈何的尽头。
即便如此，不也同样处境于七月连日的暴雨，不可回避彻骨的潮湿与遍体的阴冷么？我希望可以剥离了某些关系。我就是我。若如此，就不存在所谓的责任或者债务了。
当然，“父债子还”。
可时至今日，还没有人以我父亲的名义找我算账。我明白，许多所谓的“关系”，也只是某些精神虚妄的集合。整个社会，人与人，不都是某种虚妄的结构体么？而有些使人紧张的关系，很讨厌却不可回避。正如这瓢泼大雨，即使我在屋内，雨在屋外，翠绿的潮湿照样包围了我，暴雨的嘈杂照样像刀子一样，剁碎了我的善良。
而有些言辞，我不可说出。
出去办事，走在阴沉沉的暴雨中，道路上开着叮咚的雨花。我忽然想躲到一片树叶的背面去，或者躲到水中那摇晃的大荷叶底下去。
想起我小时跟人捉迷藏，躲着，躲着，就有一份说不出的惬意。
然而我不能躲，因为依然有人在这阴雨中埋怨我，并不顾及我刚刚死了父亲，不顾及我沉重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