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繁华落尽，她也只能亦步亦趋地走向陌路。她嚼着岁月的苦药，艰难地跋涉在生活的路途。此路遥遥，注定要她去受人世的苦，经年经岁地去受活着的煎熬。她到底不是一个与人相交而欢的人，她能做的，只是裹着生命的华衣，一人走向末路。
永结无情游
她带着泪入睡，那泪在绣暗花的锦被上洇开，又被窗隙中泻出来的一小缕无情的月光阴干。她梦见了她的爱人，他在她身边，说着好听的话，无非是“岁月静好”云云，但总是说到她心脏最柔软的地方去了。
然而，当她蓦然醒来的时候，却发现，爱人是没有了的。更令她惊讶的是——这个世界已经换了天。
明明之前还是繁华奢靡的大上海，有着考究而弥漫脂粉香气的气氛，但睁开眼，清醒过来，看到的却是一个别样的世界。
若说原来的上海，满目望去都是有些褪色的斑斓，此时便只有如火一般烧到心里去的红了。共产党的到来，起初只是让这个名叫张爱玲的女子怔了怔。改天换日，她怕吗？不——不怕的。她经历过香港沦陷、上海沦陷，还怕这个？
她是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谁做主，对她的小生活来说，有什么区别呢？也许她依旧可以留在这所隔绝人寰的公寓里，想想逝去的人与恋情，写一点痴男怨女的故事。
然而，时局似乎并不允许她如此。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张爱玲这个仅关注爱情，并且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女子，必然不是当局喜欢的对象。更可怕的是，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往事，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幸运的是，一开始，在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受到第一波“大清洗”的时候，张爱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但她到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知道自己想要写的是什么，她不愿自己将来的所有文字，都被打上“红色”的烙印。另外，留在大陆，她的物质生活，恐怕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有一回，参加某活动，她穿着自己认为已经非常朴素的衣衫，仍然被侧目。
“朴素”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却是张爱玲的死敌。没有自由的创作氛围，也没有物质的保障，自己爱的人与爱自己的人也都不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
张爱玲决定，要离开大陆。
起初，她是不愿出国的——那么便去台湾或者香港。台湾岛上，盘踞着刚刚吃了败仗，一蹶不振的国民党，气氛也很是紧张。相比之下，香港的境况就要好上许多了。更令张爱玲满意的是，香港大学也在那个时期复校。
何必留在这个已经渐陌生，甚至开始变得可怕的地方呢？在审查还不算太严格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爱玲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前往香港。
她当然也是不舍得上海的——她出生、她成长、她笔下大部分人物生活的地方。然而，她熟悉的上海，霓虹灯、舞会、舞女的姿态与绅士的笑，似乎都一霎便消失尽了。这座城市原本如一个烫着头发、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女人，她一举一动都有着让人感到心动的魅力，而她转过身去吸食鸦片时，又让人感到颓唐而疲惫。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仿佛一下子就被消灭了底气。美丽的妆容都被剥夺了，如同一个惊惶中的女人，抱着双臂，瞪大眼睛。
张爱玲依依不舍地挥别这座城市，临走之前，姑姑张茂渊好似预料到了将来会发生的一切，将曾经的照片，都交给她保管。
该离开的时候总要到来，张爱玲收拾包袱，踏上了永诀故乡之行。她忐忑不安，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是怀着希冀的。一路上一切都还算顺利。
离开上海之前，她的行李接受了检查。她回忆道：“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国家是禁止黄金外流的。我身上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我说这是包金的饰品，检察人员要检查弄清这个是不是黄金饰品，是不是真的只是包金的饰品。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包裹的金子又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着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没有太多的刁难，到底还是过去了这一关。只是，旧时光如镯子上的金屑剥落，留下一段白，如同疤痕。
就此，三十二岁的张爱玲，一生中第二次踏上了香港岛。
在香港，张爱玲没有看到上次匆匆逃离时的绝望氛围。这座岛屿又复活了，带着欣欣向荣又更加“新式”的做派，向张爱玲打了个招呼。
但这一次到香港，又与上一回的情形全然不同。上一回来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少女，也有大家族小姐的身家，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一次，她却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没有人撑腰，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女人。在港大念书的同时，她还要为生计发愁。
为了节省钱，张爱玲就寄居在基督教青年会，以此免去租房的花销。但吃、穿、行，仍是要钱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香港的确是繁华，较之多年前，只好不坏。但这繁华并不属于张爱玲，她没有能力让自己去享受那繁华带来的乐趣。
有人说，在一个人生命里，理想是最重要的。然而，这话也是不愁温饱的人说说罢了。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哪里还有能量来追逐理想？何况，再次入读港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张爱玲逃离大陆的一个借口。
生活窘困，还读什么书？那便退学吧。张爱玲再次离开了港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走日本的炎樱忽然来信，说自己能够在日本为张爱玲找到工作。清高也好，不愿求人也好，既然往日好友已提出相助，为何不顺着台阶下？何况——与炎樱一起的日子，真是人生中少有的快乐与轻松吧。何不去见一见，这位非常怀念的故人呢？
仅仅在香港待了两个月，张爱玲便去了日本。
来香港时，还是炎热的夏天，热情的岛屿给人希望。而走的时候，却是秋天了。凉飕飕，冷冷清清，真是与这世情一般。
她踏上开往日本的海轮，带着母亲当年周游列国时用的箱子。那只箱子上，有母亲的痕迹，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女人，将女儿远远地抛开，追逐自己的爱与幸福。她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但——不管怎么说，她是张爱玲崇拜的人。
在海轮上，面对茫茫的大海，张爱玲也许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如这海一般迷茫。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日本，她如同飞蓬一般辗转，却不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去往何方。
张爱玲到了日本后，到底遇到了什么？她和炎樱一起，做了怎样的努力？在日本的三个月，她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三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炎樱的许诺，为什么成为一纸空谈？且不说细枝末节，连事情的大概走向，都湮灭在历史的灰烬里了。人们猜测，是不是她在日本遇到了曾经的爱人胡兰成？或者说，似《同学少年多不贱》里写的一样，当年的一对好友，一个落魄，一个蒸蒸日上，到底拉开了距离。再怀念往昔，也免不了尴尬。
第三次来到香港岛的张爱玲，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学校也回不去了——因为学费与奖学金问题的纠葛，与学校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本来张爱玲打算再次入学，但港大怎会允许一个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于是，港大不但拒绝了张爱玲的申请，还要求她补上欠的四百来元学费。张爱玲当然不愿意还，因为多年前，她离开港大时，学校还欠着她一笔奖学金。
说钱，让人感到俗气。但人又都是爱钱的：没有钱，哪里有安逸的生活，哪里有宝马、香车、美人？张爱玲是爱钱的，但在钱的问题上缠杂不清，到底让人觉得讨厌。这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让张爱玲与港大文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没奈何，张爱玲唯有带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去赔礼，却仍然没有让对方彻底消气。张爱玲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小市民，但这样放低姿态，的确是难以启齿的羞耻。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调。香港是一座自由与繁华的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看似美好的自由与繁华的表象底下，是冷酷无情。没有生活来源，张爱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来，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译。但后来，她却因为是从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共产党方面的卧底，最终与这工作失之交臂。
从离开大陆开始，好运似乎就没有降临到张爱玲身上。就算幼年时曾遭到继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够吃饱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何况，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女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还是张爱玲是“天才”——一个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的能手。张爱玲数年前便在大陆有了名头，这让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对她产生了兴趣。所谓的“新闻署”，当然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大陆与美国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当然需要推销自己，并对“敌方”作反面宣传了。
就这样，张爱玲获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将一些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将一部反面宣传共产党的《荻村传》翻译为英文。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创作了《秧歌》与《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说，这是在“新闻署”的授意下创作的。但就张爱玲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对共产党有些“怨怼”。若不是大陆换了天，她的上海，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吗？她会被迫远走他乡吗？
在政治上，张爱玲是为人所诟病的：先是嫁了汉奸，又跑去香港，为美国人撰文“黑”共产党。但她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不过为情势所迫，吃口饭而已。小说本身，也是充满了文学性——连胡适看了《秧歌》都大加赞赏。
张爱玲在香港一共居住了三年。这三年的时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让她成长得都多。若说与胡兰成的感情，让她从一个“理论感情专家”完成了一次悲伤又带着幻梦般美好的实践，那么在香港的三年，就让张爱玲彻彻底底地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成为了经历者。
以往的她，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刻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界。她要获得生存的空间……与旁人接触，虽然让张爱玲感到苦恼，但也让她幸运地结识了也是在“新闻署”工作的宋淇夫妇——在她接下来的生命中，都与他们有着联系。
不过，在香港的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胡兰成新书《今生今世》出版，有记者来采访张爱玲，这让她必须不断搬家。
张爱玲终究喜欢做的是旁观者。对于她来说，在不必与人交流的环境里，才是最快乐的。香港……太嘈杂，周围的人对她的窥视欲太强烈，到底不是个久居的地方。索性走得太远一点，再远一点，在没有人打扰她的地方，在更广阔的地方，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生活。
在“新闻署”负责人的担保下，张爱玲去了美国。被她远远抛在身后的，是大陆，是香港，是日本。是那些她曾经爱过的，又爱过她的人。他们曾经伴着她，走了或长或短的一段。但他们终究还是纷纷离开了。她孑然一身，身上映着青灰的月影，走向自己苍凉的结尾。
是永结无情游，相期……此生，相会无期了。
放入另一个胸膛的温暖
一个孤身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定是不知所措的。不论她看起来多么独立和强大，在一个身边来往的都是不同肤色的人的地方，总会感到无援。
留学生在美国的状态，是於梨华与严歌苓都描写过的——尤其是女留学生。来自并不宽裕的家庭的她们，不但要完成学业，还要在白种人的夹缝中讨生活，赚取足以支撑日常开销的一点工资。
然而，她们又是有希望的——学成之后，便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或者返回国内。与这些更类于“过客”的女留学生相比，打算在美国度过余生的张爱玲，境况更加艰难。虽然她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文学天赋，但她孤僻的性格，注定让她的每一步，都不会容易。
那是一个秋天，一辆海轮驶出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甲板上，看着那座在视线里越来越模糊的岛屿。
那是一座繁华却又冷漠的岛屿。它给她留下无限的回忆，又为她带来无限的伤感。她那色调稍明快些的青年时代，在这座岛屿上留下一串串褪色的笑，她落魄的中年时代，又在这座岛屿上留下无数不堪。
它终于在滚滚的海水与灰色天空的交界处消失了。名叫张爱玲的女人转过身来，她知道，她需要向前走，面对新的生活。
人说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对张爱玲而言，这个陌生的国度，带来的是比香港更加难以忍受的艰难。在度过难堪的几个月之后，张爱玲向基因会求助，进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为有才华却又生活窘迫的作家建立的，张爱玲在这里工作，基本的生活开销得到了保障。
按说，在文艺营中应该有不少写作的“同行”。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起码，与张爱玲处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与这样的人一起，张爱玲应该能够感觉到快慰些，或者能够结交到与她性格相契的朋友。然而，不过三十余岁的张爱玲，已经被命运的艰难与坎坷消磨掉了希望。她不愿与人来往，把自己藏在一层厚厚的保护壳里，甚至与自己的同事都鲜有交流。
每天，她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读书、写字。她见到了无数的苍凉，无数的悲欢离合。它们就那样静静地在她的脑海里浮动，等她将它们打捞起来，写成令人伤感的文字。旁人的嘈杂喧嚷，她没有兴趣参与，甚至连旁观都不屑了。她只是觉得太累：试图让他人知晓甚至了解自己的心意，是多么困难又可笑的事情。
有一天，她听到自己的工作室外，照例传来嘈杂的声音——她的同行们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她本来该如往常一样，对这不属于她的热烈一笑置之的。但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她竟鬼使神差地想出去看看。命运的转盘就这样悄然转动，命中注定的相逢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
她站在大厅里，有些局促，神经紧张起来。她环顾四周，人们带着各种有趣的表情，试图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见解，费心费力，不知是否徒劳。她知道，他们都是“天才”。这里集中着许多甚至比她更加出色的天才。这时她忽然感到些快慰，她不再是那个出类拔萃，但永远像是“异类”的、孤单的天才了。这样待在许多“天才”中间，沸腾的人声虽然讨厌，但未尝不让她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地属于这个群体的，她不再是奇怪的一个。
她的视线掠过许多人的面孔，最终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高而壮实，头发花白，生着典型的白种人的高鼻子，蓄了一点胡须，看起来是个顶普通的西方老头子。但他的双眼里，却闪着熠熠的光辉。他正在对身边的几个人讲着什么，而听众们也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