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笔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化人类学调查，主要为了寻求类比材料，研究中国考古学及中国古史，这方面文字已分别收入《民族考古学论集》及《古俗新研》。此外，还曾作过一些专题调查研究，应属于文化人类学本身的范畴。兹另辑成集，单独印行。
顾炎武谈治学之道有云：“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粗恶……承问《日知录》……应几采山之铜也。”（见《日知录》卷四）
这段话告诉我们，研究学问应以捜寻新鲜材料为要务。文化人类学以田野调查为自己的特点，尤应如是。
今日之中国到处可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几乎不作实地调查，仅摭拾外国论著中自己未必弄清含义的若干时髦名词，辗转抄引前人调查报告或论文中几条已用资料，组合拼凑，便成巨著。此即靳谓“买旧钱……以充铸”也。至于这类“学者”之中，整篇抄录他人论著不加注明，酿成剽窃丑闻者，则为自郐以下矣。
本集所收拙作，寥寥数篇，所涉及者只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有限问题。自知质量不高，却多据亲自调查捜集之新资料，提出自己一得之见，或可忝列于“采山之铜”。本集涉及主要问题有：
中国学界据一百多年前摩尔根书常加讨论的易洛魁人，其“母系社会”是否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按现已查明，古老的狩猎采集民族，继嗣制度多为“两可系”甚或父系，其婚后居住方式多为“两可居”甚或男方居住，实行母系社会却多为农业民族，从母系到父系是否真是普遍规律？（见《易洛魁人的今昔》）
是否游牧民族必与父系或家长制相联系？（见《以驯鹿为生的沙米人》）
初民中常见一对配偶可以随意离异的现象即所谓“对偶婚”者，是代表人类婚姻家庭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抑或是初民普遍存在的一种婚姻形态？（见《他鲁人的婚姻形态》、《利米人的婚姻形态》）
在民族涵化过程中，民族认同之转化方向是否取决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能否可视为一种规律？（见《佤山汉族矿工族群认同的改变》）
中国近几十年遭受忽视的“草根社会”，过去实曾对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以西南民族为例，它们以制定地方法规（乡规民约）或通宗教仰及一系列禁忌客观上达到保护坏垃境的目的。西南民族原来的刀耕火种农业为何未曾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见《中国西南保护生态坏境的优良传统》）
随着中国少数民族迁入城市，中国城市是否仍如某些国外人类学教科书所说和日本一样是单一民族居住的典型？（见谈《中国少数民族迁入城市》）
为什么国内外少数民族均喜饮洒？过去不成问题现在却形成严重社会问题？（见《酒与少数民族》）
在这本小书中，对以上问题已作出自己的回答，其结论与前人多有不同。
“文章羞与俗雷同”（陈寅恪诗句）。这种境界虽难达到，却是自己一直心向往之的。
但笔者一些看法是否最终能够成立，当然尚有待于未来更多调查研究的检验。
诸篇引用外文资料，译成中文后或未注原文。但熟悉国外人类学文献者不难据此查阅。
又过去曾编《文化人类学常用词汇英汉对照表》今再次收入本书，以便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