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在单位，因为一件小事的不如意，我的不满便如传染病一般弥漫开来，脑海里净是别人对不起我的理由，仿佛整个世界都亏欠我了一样，心里懊丧和愤怒到了极点。于是，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充斥着高压情绪的我便一反常态，不再淑女。一阵横冲直闯之后，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
“嗨，请你小心点儿。”有人对我说。
我看了他一眼，发现我踩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身边的那个人--那个人可能是他的朋友。两个人的衣着都很洁净，神情稳重而疲惫，被踩的那个人正貌似悠闲地吹着口哨，我听出他吹的是《铃儿响叮当》。
“踩的又不是你，”我本想道歉，犹豫了片刻，却突然想趁机撒撒气，“多管闲事！”
“不管踩的是不是我，这件事情你都得说对不起。”他在为朋友坚持。
“不对的事情千千万万，你管得完吗？”我骄蛮得不可理喻。周围一片沉默，我却从这沉默中读出了一种平头百姓平日里对我这种“小恶人”的微妙的畏怕和鄙夷。明白了自己目前在众人心目中的位置，我没有一丝一毫痛快淋漓的感觉，有的只是愈来愈深的羞愧和后悔。天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想成为这个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请原谅。我一遍又一遍默默地说。
那个被踩的人依然吹着《铃儿响叮当》。只是，我偷偷看见他悄悄拉了拉那个与我理论的人的衣角。那个人果然闭嘴了。
我长嘘了一口气。车刚刚停下，我便仓皇跳下。
“小姐，请等一等。”有人喊。我回身。是他们。我静立。愧疚与后悔立即开始转化为敌意。看样子他们还想没完没了呢。
“你是这么年轻，所以有些话我实在忍不住要对你说，也许你听了会有好处。”那个人的语气里满是耐心。被踩的人站在一旁，似乎有些腼腆，仍旧吹着口哨。
我忽然不敢再看他们。微微低下了头。
“今天你是不是有些不顺心？”我点点头。
“这种小波折谁都会遇到。有的人经历的何止是不顺心，简直就是用一生去承受的大苦难。”他说，“就像我的弟弟。”吹口哨的人顿时红了脸。
“你知道吗？他原本是一家剧团的台柱子，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双腿。现在，他装的是假肢。”想到刚才我曾在那双失去血液的脚上踩了一脚，我的呼吸在一瞬间几乎都要停止了。
“后来，他又去一家歌舞团唱歌，曾是这家歌舞团最好的男高音，但是，一次重病又让他失去了声音。”哥哥的眼圈红了，“现在，他是个下岗职工，和我一样，靠直销水晶袜生活。今天我们只卖了两双，但是，”他的声音哽咽了，“每天，他都要吹着口哨回家。”我的心一阵颤栗，原来是这样，我压根儿没想到。
“我可以看看你们的袜子吗？”我轻声说。也许，买双袜子可以小小地平衡一下对自己刚才无理行为的痛恨，我想。
弟弟微微笑着，很快递过来一双袜子，包装上面印着价码：三块钱。并不贵。
“我的话还没说完，我们追你下车，并不是想让你买袜子，”我正准备掏钱，哥哥的声音又响起来，“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的弟弟为什么要吹着口哨回家。”
我惊奇地看着他。他的弟弟为什么要吹着口哨回家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曾经告诉我说，口哨是他现在所能支配的和音乐有关的惟一的一种技巧。他的口哨只能吹出两种风格，一种是悲哀的，一种是快乐的。悲哀别人不容易懂，但是快乐却可以在任何角落通行。所以，他想让别人从口哨里感知到快乐。”
我缄默片刻：“可是，有谁在乎呢？”
“是的，很多时候是没有人在乎。不过，幸好他在路上留下口哨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让这种快乐寂寞。如果，有人偶尔的在乎并破解这种寂寞，他就会分外满足，觉得自己简直是一本万利了。”
临别的时候，我留下了一双水晶袜，并且感谢哥哥把弟弟的故事告诉了我。
“不只是你，我还告诉过很多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哥哥说。
“你是想让别人知道，确实还有你弟弟这样的人在以这样一种方式为他们吹着口哨回家。”我说。哥哥笑了，弟弟也笑了，之后他却流下泪来。
那双水晶袜，我现在还留着。它的造型精巧玲珑，质地细腻柔韧，色调明朗典雅，就连包装都那么温暖诗意。
我一直没舍得穿。我知道它最适合珍藏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