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愿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刚从杨凌回到家中，在电话里寒暄几句之后，他说要去看董老师，我多少还是有些意外的。之前他也提说过几次，每次都像没事人一样说：董老师想见你！貌似他只是个传话的，无关他的事。然而我自己又何德何能，让老师如此惦记？我想，每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罢了。
车上了西宝中线，一路向西，到达绛帐之后，又沿路北上。好多年不曾来过这边，对这边的印象也变得模糊起来。说来确实惭愧，揉谷乡划归杨凌之前，作为扶风人的我也是仅仅去过两三次县城的。如今的扶风县城已经完全找不到当初的荒凉破败景象了，县城入口处一座高大气派的古式牌楼特别抢眼，宽阔整洁的道路两旁是齐刷刷的一排仿古建筑，远处楼影婆娑，现代景观与古典风韵彼此辉映，这前后也就是二十年的时间。
到达目的地，我们找了一家餐馆落座。智强不多时也到了，我便与智强闲聊起来，满愿则下楼亲自迎接董老师。正说话的当儿，突然停了电，房间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借着手机屏幕那微弱的光线，走到门口，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只说已经让人去看了，随后又给房间点上两根蜡烛。
智强和满愿跟我可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战友”，高中三年除了没在一个被窝钻过、没在一个碗里吃过，基本上一直都在同一个班里待着。智强后来上了宝鸡文理学院，现在扶中任教。我和满愿的经历倒有几分相似，最初都读了会计，后来他改读新闻，我改读汉语言文学，现在他在一家幼儿园做行政管理工作，我则办了一个辅导班。
真是想不到，时隔多年，还能有秉烛夜谈的机会。跟智强上一次见面大概是在八年前他结婚的时候，回头想，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的功夫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蜡烛燃了一半，仍不见电来，再次询问服务员的时候，电却意外地来了。不一会儿，就见满愿陪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身影走上楼来。
“董老师！”我和智强迎上前跟老师打招呼，董老师穿一件黑色毛领外套，裹一条洋红围巾，戴一只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老师叫出我们的名字，声音听起来还有当年的味道。待老师坐定，说自己最近身体有些小恙，怕席间咳嗽传染给我们，故要与我们“隔罩而谈”。
我和智强正不知如何劝老师，满愿一句“您总得吃点东西吧”算是让老师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老师转身摘掉口罩，似乎也是鼓了相当大的勇气才以“真面目”示人。再看她时，从五官的轮廓上隐约见出二十多年前刚走上工作岗位时那个热情洋溢的英文女老师的气息来，没错，这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董红丽老师，那嘴边的小酒窝是最好的明证。
一九九三年九月，绛帐高中高一级二班第一堂英语课上，一个留齐耳短发的年轻女老师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教室，嘈杂的教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女老师先是一段自说自话般的英文介绍，紧接着用并不十分中正的普通话（老师戏称自己说的一口“醋溜普通话”）翻译了一遍，那时英文听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我算是开了“耳界”，虽然听不懂，但却从老师脸上那阳光般的微笑中受到鼓舞，极大激发了我学习英文的热情。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知道了老师姓董，我们在课堂上叫她“Miss Dong!”
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缘故，董老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势，倒更像是我们的学姐，说话做事也是真性情，没有半点做作。大家都喜欢上英语课，特别是班里的男同学们，仿佛只要能看到董老师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世上便不再有难学的英文了。渐渐地，我们已经能听懂老师在课堂上说的那一长串花哨的英文了。
那时，班里有个叫西平的男同学，经常会在董老师的课堂上提一些古怪的问题，董老师每次都是极有耐心地回答，老师还倡议大家学习西平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求学精神。后来，西平打算给英国女王******写一封信，便隔三差五地跑去请教董老师。男同学们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认为西平这是想着办法要接近董老师哩！那封信也是写了改，改了写，折腾了好些天，最终成功寄出。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西平竟然收到了女王的回信，班上的同学都挤破了头围上去看个究竟，西平则像是得了一件宝物一样藏得更紧了。所以，那封信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始终没有见过。
到了冬天，学校给老师们发放过冬煤，董老师请一位男老师帮忙将煤块制成煤球。几百块煤球堆得跟“小山”一样，要怎么才能搬到学校“半山腰”处的向阳院可把董老师难住了。有经验的老师给董老师支招：叫你们班上的男生帮忙。董老师思前想后，总觉这事不好开口。后来，男老师又一次催董老师搬煤，董老师这才红着脸在班上提了此事。她话音刚落，班上的男同学就齐刷刷冲出教室，老师在后面怎么也追不上。男同学们像是吃了大力丸一般，端着高高几摞煤球，三步并作两步走，就连上台阶也身轻如燕，董老师看着不无担心地说：“小心一点，别把你们给绊倒了！”就是这么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提醒，让男同学们无比暖心。
第二年暑假，我们才听说，董老师被调去了扶中。高二开学时，果然没有再见到董老师。开始，大家都有些失落，后来，也就慢慢地想通了。如果董老师在，她一定也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英文，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们甚至还想着“下个学期董老师没准又调回来了”呢！再后来，高二会考时我的英语还考了A，只是董老师直到我们毕业都没有再调回来。
大学时，我写过一篇《Miss Dong》发表在校刊上，并小心剪下寄给远在扶中的董老师，过了不久，就收到了董老师的回信。原来董老师还记得我，在她那么多学生当中，还保留着我这么平凡且微小的一个学生的印象。我将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烦恼，通过书信告诉董老师，她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即时给我开导，让我在人生重要关头保持了足够的理性。
“来，让我们欢迎董老师！”满愿举着半杯红酒提议。
四只酒杯轻轻地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好久不见，董老师！”
“好久不见！”
高中一别，已经整整二十三载，很庆幸，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还能再次“遇见”。感慨总是避免不了，尤其是董老师，嘴里一个劲地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询问过我们三人的工作、家庭近况后，董老师也向我们讲起了她自己的故事。
董老师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小时候，跟其他农村家庭的孩子一样，上学的间隙是要帮着家里人干农活的。过生日的时候，母亲会煮一个鸡蛋给她，那时吃一个鸡蛋的感觉就像是过年一样。高考前夕，老师说“快考试了，得加强营养！”她跑回家跟母亲说了，母亲说“噢”，连着给她做了两天荷包蛋，第三天就发火了，不吃鸡蛋就考不了学么？她那时也拗，不吃就不吃，不吃她也要考上学，结果她还就真给考上了。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董老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在绛帐高中带高一级一班和二班的英语。她说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跟学生相处，可能平时在一些小事上有点较真吧。有一次，她跟三班的英语老师一块在路上走，有个男生藏在附近村口的大树上偷偷骂她们俩，她扭头一看，她认得，就是一班的那个小男生。到了班里，她就把那个男生狠狠批评了一顿，她让他站着上课。可谁知道，不一会儿那个男生就倒在地上，闭着眼睛。起初，董老师以为那男生是故意装的，就走过去用劲掐他的人中穴，还是没醒。这下，她有点害怕了，正想着叫个救护车把那男生送医院去，结果男生给醒了。从那以后，董老师常跟自己说，多大个事么，犯不着较这个真。
一九九四年春节她结了婚，那时她保密工作做得好，我们谁也不知道。在跟我们相处两个学期之后，董老师调到了扶风高中。此后，她的工作可谓顺风顺水。二〇〇一年她入了党，第二年就被评为一级教师，到了二〇〇九年，因工作需要又被调到县教研室任中教英语教研员。二〇一二年至今，一直任扶风县政协委员。我们满以为，如此坦荡的人生一定没什么遗憾了，可谁知道，董老师也有她的心病。当得知我和智强都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她非常羡慕，她说，以前政策不允许，想生不敢生，现在政策允许了，却生不了。人这一辈子，多多少少总有些遗憾，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
我们从命运谈到信仰，从基督聊到佛家，越说越觉得人生是一门大学问。
一不留神，时间就晚了，该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我们请餐馆的“专业摄影师”用手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就是这一个同框，足足等了二十三年。
时间有着很神奇的力量，它让有些东西由澎湃变得平静，又让有些东西由朦胧变得清晰。
（2017年12月24日于杨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