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昶之后七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
《国亡诗》写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关于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种荒诞的记录。据孟昶之后百年的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和兄弟赵匡义在后苑宴射，老赵举起“巨觥”让光义喝酒，光义不喝，老赵还是要他喝。
光义四顾庭下说：“要金城夫人亲自折一枝花来，我就喝。”于是老赵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赵光义借机“引弓”将金城夫人射杀。尔后，“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据说赵匡胤“饮射如故”。
金城夫人据说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杀花蕊夫人，按另一个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赵光义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所以将其射杀。
这故实有三处破绽：一、不符合赵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逻辑。老赵一生不妄杀一人，怎么会在心爱的美人被人射杀后“饮射如故”？二、赵光义虽然是老赵亲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么就敢“引弓”射杀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篡改”《实录》，最不应“篡改”的就是这事啊！至于各种史料“失记”，就更是解释不清的事了。我以为此事子虚乌有。更有一奇书《烬余录》。此书据称在南宋时已有，但七百年间不见著录，最后到大清光绪年间，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书记载，说宋太宗盛称花蕊夫人之美。孟昶死，花蕊夫人进入赵匡胤后宫，“有盛宠”。等到太祖病重时，太宗呼之，太祖不应。于是太宗“乘间挑费氏”，乘太祖不注意时，挑逗费氏。传说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费，《烬余录》选择了“费氏”。太宗调戏费氏时，太祖醒觉，然后气得起来抓起玉斧斫地。据说，“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又说“太宗惶遽归邸。翌夕，太祖崩”。太宗赵光义吓得慌忙赶快回到自己府邸。第二天晚上，太祖病逝。
这个记载不但人物对不上号（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宫），事件也不对（皇后来时，太宗从府邸赶来皇宫）。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记录说赵匡胤册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册立，必有记录--而记录为零。
顺便说几句，在历代王朝中，赵匡胤的后宫可能是人数最少的。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帝治出宫人”条记载，开宝五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太祖对宰相说：“霖雨成灾，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导致上天示警呢？哪里有缺失呢？朕恐宫掖中女子有所幽闭。”他认为宫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怀春而郁闷。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应”学说，可能有“怪力乱神”的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学的方向展开，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权力”的意味，是历代君王不敢无视的现象，也是历代贤相用来批评、监督、纠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赵对天道有敬畏。于是让人“遍籍后宫”，对后宫做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总数是二百八十余人。然后，老赵下诏：愿意出宫归家者可以说真话。当时统计，有五十多人，愿意出宫。老赵赐给她们白金、帷帐，遣还其家。赵普等人知道后，“咸称万岁”，认为老赵做得对。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赵，收纳花蕊夫人？我不信。赵光义射杀花蕊夫人，仿佛警惕“红颜祸水”，大义凛然，但事不足信；赵光义调戏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种的风流记录，但事也不足信。
一首难得的“艳词”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关的词，江湖流传甚广，但与上述种种相类，也是问题重重。
据说孟昶怕热，每遇炎暑便要哮喘。于是在宫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宫殿避暑。大殿很少砖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门，琉璃墙。殿内高挂明月珠，池畔花木葱茏。盛夏夜，水晶宫里设鲛绡帐、青玉枕，又有冰簟、罗衾，诸如此类。孟昶就在这里与花蕊夫人夜夜逍遥。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词，说是愿意按照曲谱吟咏。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一作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尼，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一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括体”。所谓“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栝”。
四、苏轼之所以“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一个惊艳的传说
文学，不是历史。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史称陶谷“狡狯”，他一生怨恨赵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这类“狡狯”，编派老赵的。在他的编派之后，于是，有了民俗学性质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民俗学的传播逻辑开始呈现，一个口口相传的链条出现了--孟昶投降；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我的《赵匡胤时间》就引用了很多与“传说”相关的“故实”），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赵匡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写作《赵匡胤时间》时，很在意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奥佩曼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凯撒，但他们笔下的凯撒不是同一个面目，元脱脱、蔡东藩、李逸侯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赵匡胤，但他们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那种讲述谋杀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赵匡胤，与我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当我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赵匡胤的磊落。
科林伍德还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来告诫历史学家要介入历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审判过去。这类“批判性思维”的法官只能是讲述者自己。
当然，就像科林伍德说过的那样：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
我的读者都会看到：我正在“解释证据”，并在“解释证据”之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性意见--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