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沙磁区执法队加强巡逻，防止几所大学学生制造示威或其他行动，必要时在各大学校门口设置路障，坚决执行，不得有误。
这时，国防部的“五人小组”（由该部政工局一人、区分部书记一人、宪兵一人、保长一人、户籍警一人组成）在各保清查户口，开黑名单送交第一军军部听候统一处理。
历时十天的执法队，侥幸未见一人有违“十六斩杀令”，我少去一笔血腥罪行。
一支反共别动队
“皖南事变”以后，反共活动进入高潮。重庆市党部奉中央党部批准，组织“社会服务队”，这是“中统”的外围组织，由执行委员徐鸣亚任队长，我为副队长兼城区分队队长，龚曼华为副队长；吴正钧为沙磁区分队队长。对各区加强控制，与宪、警配台，清查户口，收集情报，监视进步人士。
国民党打着与共产党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幌子，反共活动却日益加紧。重庆为陪都所在，国民党中央对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人选一再调整，首任洪兰友，以后有陈访先、杨公达，后来又调来中常委方治。方治是安徽人，“CC”核心人物，也是反共最凶恶的头目。此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期间，跑到南朝鲜（今韩国）与李承晚勾结，迫害志愿军俘虏。方治到任后亲自抓“社会服务队”，以机要秘书陈以德为积极小组组长，凌驾于服务队之上直接指挥。一次卫士组组长吴政国通知我和吴人初到他官邸谈话，这次是秘密会议，内容是经陈立夫报告蒋介石批准的：扩大“社会服务队”为“重庆市党部社会服务总队”。命我草拟组织规程，限一周内呈阅。
“社会服务总队”扩组后，重新换发队员证。证件为蓝布面金字对开本，正面上印党徽，下是“重庆市党部社会服务总队”横排仿宋字，最下是“队员证”三个字，里面左页贴照片，打总队部钢印，下填姓名、性别、年龄、队别、职别、编号，右页的年月日上盖“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重庆市执行委员会”大印。分队长以上是服务证，红色封面，内容与队员相同。总队部人员由国防部拨发美制二号左轮手枪一支、子弹100发。行动组人员全部配发美制强力式20发快慢机手枪一支、子弹100发；全组还配备手铐30副、脚镣30副、匕首30把、手榴弹500枚、催泪弹100枚。
编制呈报“中央”核准后，派龚曼华为总队长，吴熙祖、张镛为副总队长；王蕴卿为秘书室主任兼宣传组组长；骆龙骧为情报组组长；我为组训组组长兼行动组组长兼资料室主任。正式组成后，由我进行分区训练。
1948年，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立法委员会议时，脑出血死去。后委派重庆市市长杨森兼任委员。党部人员一律照旧不动，仅以李树猷为机要秘书。此人是胡宗南介绍的，曾任过渭南县县长，他老婆是重庆人，因此胡给杨森介绍，请杨安置。
解放军进军西南十分神速，川黔岌岌可危，杨森多次找我去谈市党部情况，要我搞好组训处工作。不久在执监委联席会议上宣布：“社会服务总队”改组为“重庆市反共救国总队”，隶属国防部，受重庆市党部指挥，所有人员不动。
不久，杨森下令组建“反共工作人员训练班”，训练期为一个月，每期调训市属各处、局人员100人，党员150人，团员100人，社团、公会、工会人员50人，共计400人。杨森自兼班主任，向廷瑞为教育长，唐宋元为大队长，魏韬为副大队长。所有调训人员由我负责严格审查其“反共”态度是否坚决。受训完结后拨归“反共救国总队”指挥，作为反共和固守重庆的别动队。
组建“东西山游击纵队”
1949年，西南解放只是旦夕之间的事儿，国民党欲做垂死挣扎，企图在西南再决一战以保重庆。国防部命令将重庆“反共救国总队”纳入正式编制，扩建为“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简称“新反一军”），以龚曼华为军长，国防部派吴泽为副军长兼参谋长，我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奉中央组织部任命，令我为该军特别党部书记长。军队立即领到军械物资、电台、车辆等。军部仍设在原总队部旧址。“新反一军”辖3个师9个团、一个炮兵团、特务、辎重、工兵营各一个，属于甲种军。
这时杨森呈报的将重庆卫戍区20个县以6个县组编一个游击纵队，巴县、江北两县组织一个独立支队的计划，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批准。杨森召我去面示说：“长官部已经批准我的计划，责成我全权负责。你立即着手组织，各县同时进行，或先后进行，你考虑着办，总之要快速组成，由你亲自点验。”
我当即报告说：“请由总司令部调拨小吉普、中型吉普各一辆交我使用。至于组织问题我拟先以大足、永川的东西山为基础，组建东山、西山游击纵队，西山以蒋振南为司令；东山以黄庆云为司令。蒋振南是黄埔六期生，曾在别动队任支队长，89军师长；黄庆云是保定生，曾任旅长，师管区司令，这二人忠实于党国，拥护总裁。先着手东西山的目的是情况紧急时，西山游击纵队可以截断成渝路永（川）荣（昌）之间的公路通道，阻挡共军西上东下。东山游击纵队与钟南、遂宁、合川的纵队集结，堵截华蓥山游击队进入重庆近郊。我亲自去大足策动组织，合川方面派李森普代表我前去，以收快速之效。”
杨森听后表示同意。第二天我带着有关人员驱车前往大足县城。到县党部、县政府、参议会拜会有关人士之后，在南街黄庆云家住下。他家是一个三重堂一进三间老式建筑，青砖墙石库门，庭院有桂花树和葡萄架、鱼池，倒也清雅幽静。他把我安置在“松风阁”客屋里。一进三间，窗明几净，中间客厅挂了黄山谷的楹联和立轴，嵌花窗心贴着扇面书画。“松风阁”三字刻在楠木悬梁匾额上。他素以黄庭坚后裔自居，以风雅自诩。
黄庆云、蒋振南二人免不了招待一番，并请来县长、书记长、议长、国民兵副团长作陪。席间我单刀直入地说：“我此行是奉杨惠公（杨森字子惠）之命，执行中央策略，组织游击队应变，诸位想必已奉到省令？”大家同声说：“早已奉令专候老兄前来指导。”我即传达张群长官、杨总司令意图，委任黄庆云、蒋振南为东、西山游击纵队司令，希竭诚为党国效力，因形势急需在三天内组建，并请大家做好准备，协助我完成任务，我还要到其他各县去。
当天下午分别拜访仁、义、礼三道公口袍哥大爷，希望发动袍哥兄弟以忠义为本，参加游击队。
当晚同黄庆云促膝而谈，时值午夜，忽听到外面少女声音尖呼，接着是碗盘落地声音。我知有异，跣足而出，只见一个少女被我的大狼狗“小虎”左右两爪抓住双肩，张开大口衔着她的喉部，我急喝：“小虎放下！”它松了口，来到我身边。原来是黄家丫环送点心来，“小虎”是警官学校警犬训练所所长贾克力送我的一只二代纯种狗，受过特殊训练。朋友们不能同我动手动脚开玩笑，尤其在夜间它见了生人便要下口。要不是我反应快，后果真不堪设想。
黄庆云命少女回去休息，不要再送点心来了。我一再向她致歉，给了她十块银元赔偿被小虎撕坏的衣裳。回到屋里，黄庆云提出要我把小虎送他，并说厩里的几匹马随我挑一匹作交换。我对他说：“不是我不愿割爱，它离开我就不吃食物，去年惠公要去玩了两天，它一口水都不喝，睡在地上不起来，只好还给我了。”又恐拂了他的意，影响到组织游击队，便说：“老兄要小虎不过是以它作保护，我另送你一样东西。”便将随身带的两支美制强力式快慢机手枪摘下一支送给他，他欣然接受。
翌日清晨，黄庆云命人牵出两匹马，一是大红马，一是银色马，来到东关外公路上，他对我说：“我们跑一趟试试马的脚程如何？”在学校他是骑科我是步科，这是有心测试我的马术。我们上马，双脚跟一击马腹，并辔而驰，竞足十余里之远。驰回东关，红日才冉冉升起。
当天下午载运枪械、弹药、服装、物资的车队来到，我一一按计划点交清楚。翌日凌晨便骑马上山，来到玉皇宫下马进入大殿。只见大殿内红烛高烧，香烟袅袅，中间挂着关羽读《春秋》画像，神台前摆了一只大瓦缸，满盛白酒，地上捆着一只雄鸡，放着一把明亮菜刀。
这是黄、蒋二人搞的结盟仪式。我们三人坐在右边交椅上，左边坐了一排袍哥大爷。只见一个身穿蓝绸长衫的人，他是仁字红旗管事。用袍哥礼节说了些江湖话，黄庆云便命他“裁牲”。他左手提鸡，右手执刀，斩下鸡头，将血滴入酒缸，用小竹棍搅匀。我们三人起身拿着酒杯在缸里舀上血酒饮尽，接着那些骨干分子一一照样饮了血酒。结盟仪式完毕后，黄庆云要我讲话，在这种场合中自然要用袍哥礼节说江湖话，我胡扯一通后便行授旗礼，将两面军旗、两份委任状、两个关防，授予黄、蒋二人，复又将柄上刻有“蒋中正赠”、“成功成仁”字样的两把佩剑和杨森赠予的两支二号美制左轮手枪授予他二人。最后是两个有封条的小铁箱，里面装有密电码、旗语手册、对空联络手册和符号板。
这时6门82毫米迫击炮，12门60毫米迫击炮、30挺重机枪、50挺轻机枪和100支铜步号全部运到山上，也点交给他们，黄庆云对我说：“发12发迫击炮空包弹，5挺重机枪对空快放一带子弹作为礼炮。”我同意了，一时枪炮声齐鸣，震得林中雀鸟乱飞。
我检视这个队伍，袍哥、土匪、黑白道上江湖客、杀手、刀客、兵痞、团丁俱全，纯粹是乌合之众，哪里有什么战斗力？但迫于形势，并未作声。
第四天上午，当地码头公口为我饯别，正饮酒间，县党部转来急电：“要务，着星夜返回听命。”我立即公布了电文，与大众同饮一杯表示感谢之意。辞别县长、书记长、参议长和众舵爷后，我便登车命司机务于黎明前赶回。
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解放军一到，这两支队伍不堪一击，顷刻瓦解冰消。
我的潜逃之路
别家
1949年12月20日晨，我得到杨森密令：（1）随行人员一律限20日零时集中渝舍，补充枪弹候命。（2）长官公署特务团随公署人员撤离，沿成渝公路到成都待命。（3）20军、“反共救国军”第1军于今（20）日拂晓出发，沿合川撤至金堂赵镇待命。（4）潜伏人员立即进入指定地点执行任务。（5）交通警备第五旅最后撤离。待我军全军经过后，立将球溪河大桥、简阳百安大桥彻底炸毁以阻止解放军追击。
我接到密令后立即在家仔细检查是否尚有未毁文件，后与母亲、妻子、玲儿共进晚餐。老母和妻子满脸泪痕，哪里还有心情吃饭！我强按住离别心情，若无其事地请母亲和妻女入席。她们不好拂意，坐上桌来，一声叹一口饭地勉强吃完这顿饭。母亲呜咽着说：“我不走，死也要死在一起。”妻子说：“别人都忙着先走了，你七月份就获得批准可以去台湾，发了入境证，你偏要听杨森的话同他一起走，为的是啥？”女儿小玲扑向我怀里说：“爸爸，你要带奶奶、妈妈和我一路走。”我心如刀绞，带着严肃的声音说：“你们都想错了，我是军人，只知道服从命令，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妈妈抚育我几十年的恩情我报答不了，诗竹与我十几年夫妻恩爱是难割舍的，玲儿还小，我也不该抛下不管。但大势已去，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要听我的安排。军情紧急，一刻也不能停留，我侥幸不死总有团聚之日。”停了一会儿，我拿来热毛巾替母亲抹去泪痕，又拧了一条给诗竹擦脸，然后说：“一家人的生离死别是我造成的，一切望你们原谅，玲儿，爸爸对不起你……”
我抬起手腕一看手表，已是10时整了，一咬牙横下心扶着母亲走向汽车，老人家大哭起来，坐在地上不肯上车，我只好抱起她硬放进汽车里，随手关了车门。一挥手，司机开车急速送母亲去我姐姐家里。
约半个钟头后汽车回来，我要妻子带着玲儿去岳父家里。诗竹泪如泉涌，紧伏在我肩上不忍离去。由不得人了，我硬把诗竹扶上车去，然后抱起玲儿放到她怀里，含着泪说：“母亲和玲儿交给你了，你母女俩好好去吧！不要挂念我，人生没有不离别的，你们保重！我深信总有见面的一天。”
诗竹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向我挥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泣。小玲在车里哭着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汽车一阵风去了，我呆呆地低下头，失声哭了。送行的邻居都摇着头走开了。
汽车很快回来。事前我就考虑着狼犬小虎，我不能带它走，更不能让母亲和妻子带它去饲养。我知道它的烈性是拼命要跟着我的，早就命看门的周老头把它拴在柱子上。我刚要跃上车，它拼全力挣断皮带向汽车扑来，这时车已启动，右边后轮竟从它后腿辗过，只听得一声惨叫，我命停车，下去一看，小虎后腿已断，血肉模糊，我忍不住一阵伤心，拔出手枪对着小虎的头，横了横心，一声枪响，小虎一声惨叫断气了。
我坐在车里低头沉思，今天自己领略到生离死别的滋味，而这种滋味我不知施加在多少革命人士身上。今夜之事，可说是报应昭彰，种恶因，得恶果……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到达渝舍时，正是夜里11点50分，可以说是准时到达。虽是午夜时分，渝舍内外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门外大小汽车一长串有30来辆。我报过到后便去副官室领了一支美造强力式快慢机手枪，子弹200发、美制纯钢匕首一把。同时叫我的副官蒋浩然、卫士雷刚各领了手提式冲锋枪一支，子弹各1000发，科尔特手枪各一支，子弹各200发，司机李增荣领了一支卡宾枪、子弹500发，最后又各领了一只急救包，加上我从军部带来的手榴弹20枚，防暴用的催泪弹3000枚。这样，我这支小队伍的装备足可应付任何事故和一场战斗的需要了。
所有的人领完武器后，便齐去大客厅吃饭，杨森和他的苗族女人与最小的儿子也是彻夜不眠，都穿上行装准备随时起身。
这时我想起要带饮水，于是叫蒋浩然他们拿着五只水壶去开水房灌满开水，又叫李增荣检查汽车油箱，发觉油箱未装满汽油，心里很生气，斥责他竟在紧急关头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立命他去保管室领回汽油。除油箱加满之外，还将三个预备油箱灌满汽油。同时又加了刹车油、机油才算作好长途行车准备。
一切就绪之后已是凌晨，虽是隆冬时节，但好在是晴天，薄雾中红日冉冉升起。心里感觉这是个行长途的好天气。
杨森家里已是完全军事化管理，吃饭、就寝、熄灯、起床、做早操都听号音行动。这时吃饭号音吹响，大家去餐厅吃早餐，副官用手推车运来压缩饼干，每人五袋，作途中干粮。刚吃完早餐，集合号吹响了，这是整队出发信号。大家跟在杨森后面鱼贯而出，到大门外上车。这时各车均已发动，最先一辆是总务处处长王联奎的指挥车，然后是大卡车，上面站满特务营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车顶上架了一挺重机枪，上了子弹转盘。兵车后是几辆辎重车，随后是杨森坐车，我的汽车紧跟在后，在我的车后面是杨森的医生、护士、保姆、家庭教师、厨师、听差一大群，后面又是一个排士兵的兵车。隆隆车鸣向西飞驰而去。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但愿途中不与解放军遭遇，平安到达成都，可说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