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本名姚梦生，蓬子是他的笔名，浙江诸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天津被人密告，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陈访先令市特委会（中央特工总部派出机构）逮捕了他。
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CC”高层骨干张道藩与姚蓬子有旧，亲到狱中与之交谈，称赞他的“才华”，说他的诗写得如何如何地好，戴够了高帽子，再劝他回头是岸，并保证他有前途。姚蓬子接受劝告，亲笔写了声明，忏悔过去错误的政治立场，脱离共产党，皈依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其力量（此声明当时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同时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中共组织情况以及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郑伯奇等人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经过。
姚蓬子投靠国民党后，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委员会都是张道藩任主任委员（后来我也去图书审查委员会待过，主任已换为潘公展，时姚蓬子已离去）。不过这只是姚蓬子的公开身份，真正的身份是文化特务，由徐恩曾直接联系，除“中统”每月给他300元津贴外，他还在徐恩曾那里领私人津贴（具体数额不详），直到徐因贪污、走私被撤职后私人津贴才停止。
在南京时，姚蓬子常带姚文元到徐家串门，费侠见姚文元面团团、胖嘟嘟的，十分喜欢，徐恩曾迎合老婆，说这孩子长大一定也是个文学家，费侠便要收姚文元做干儿子。姚蓬子立即应允，叫姚文元跪下向徐、费二人磕头，叫“干爹”、“干娘”。
后来撤退到武汉，费侠还常带着姚文元看电影，费侠不高兴当“干娘”了，要他改口，叫“妈妈”。
费侠当了立法委员，我们几个“中统”骨干去祝贺。姚文元这时已经不小了，出面接待我们，说道：“爸爸不在家，妈妈同我当主人，各位伯伯、叔叔多喝杯酒……”至今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情状。
“红岩夫人”与红岩村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决定迁至重庆。当时国共合作虽已建立，但国民党不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所以在撤离武汉前，派遣人员先到重庆，和重庆市政府一起在市区、市郊选定地区，给中央政府，各院、部，各机关作为办公地址；对八路军和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则不作安排，叫这两个单位自己解决。
这时重庆已人满为患，住房异常紧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十八集团军才在神仙洞街，八路军才在机房街（今五一路）各找到房屋作为办事处。
日军飞机几乎天天轰炸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屡遭波及，无法正常工作，又几经周折，才在化龙桥前面红岩嘴的红岩村找到一块地皮，准备修建一幢简易砖房。这地方属刘家所有，除了花园、房舍外，还有个农场。女主人叫饶国模。
饶国模是四川铜梁县人，出身封建世家，年轻时受兄长饶国华、饶国栋（同盟会员）先进思想的影响颇深。但在婚姻问题上仍未摆脱封建主义束缚，被父母包办，嫁与同县世家子弟刘文章。刘文章先后任过梁山、长寿几个县的县长，很发了点财。怎奈此人醉心官场倒也罢了，又暗中纳妾，致使夫妻不睦，他干脆丢下家室不管，独自在外县做官，花天酒地过日子。
夫婿如此不义，饶国模便把心思用在子女身上。她有一女刘纯化，二子参化、圣化，姐弟三人虽出身世家，毫无纨绔习气。纯化曾到上海就读体育专业学校，接受许多新思想，回家后又受母亲熏陶，便于1936年带着两个弟弟奔向延安，投身革命。
饶国模不但教子有方，而且经营有法。她用自己的私房钱在红岩嘴购地30亩，兴办大有农场，实验农业，并营建红岩村别墅。八路军租用其地建房，她主动出面招工承包，采办木石砖瓦。房屋建好之后，她到有关部门办好手续，并申报了户口（门牌编为红岩嘴13号），以公开租赁形式交八路军办事处使用，她从未收过一分租金。13号楼下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机关，二楼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机关。这个偏僻的红岩村成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地方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地。
一次，国民党军队进剿华蓥山游击队，队员二十余人受伤突围，来到大有农场躲避。饶国模以招工为名把他们收容下来给予治疗。痊愈后又把这些战士分批转移到延安。
八路军办事处迁来后，国民党便在对面山头上架设重机枪，设立瞭望哨监视。又在办事处旁边国民参政会宿舍安置特务，还设了一间摄影暗室。宪兵、特务、警察经常借故搜查。便衣特务整日在四周川流不息。
原八路军办事处电台被国民党查封，复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重设电台。
红岩村进口有株硕大的黄桷树，往上走到办事处，右行至农场。因常有特务出现，办事处便安排地下工作者在那棵树前摆个香烟杂货摊，发现情况便将一叠草帽上面的一顶斜置起来，一些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干部，来联系时首先观察草帽情况。时间一久引起特务怀疑，便在红岩村隔壁复旦中学门口对面也摆个香烟摊监视进出人员。
由于饶国模对革命的贡献，被地下工作者称为“红岩夫人”。1949年周恩来专门派人来重庆接她去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并任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她逝世后葬在北京八宝山公墓。
怀念张大千先生
1982年，偶阅《人民画报》，见何香凝先生生前所画老虎，蓦然怀念起有数面之缘的书画家张善孖、张大千昆仲。
那是1931年，我在上海法学院读书，经常到临川同乡老前辈李梅老瑞清（字梅庵，又号清道人）寓中受教。梅老是清朝翰林，善书画、精鉴赏，在上海作寓公时张大千先生也常到李梅老寓中论书画，因此结识。李梅老曾详告张老家世，至今记忆犹新。
张家祖籍广东，宦游迁居湖北麻城县，第四代祖张德富候补放任四川内江知县，全家到此，卸任后在内江黄家滩置田舍定居下来，到张大千父亲张怀忠，已是第九代了。张怀忠原名忠发，怀忠是字，娶同城曾友贞为妻，迁居堰塘垮。曾友贞人很贤惠，家传绘画，在县城有“张画花”称誉。张怀忠有九男二女，由于家境清贫，生活困难，致长子、五子、六子、七子四个儿子和次女先后早殇，只剩下二子张正兰、三子张正齐、四子张正学、八子张大千、九子张正丰、长女张正恒。张怀忠由于家景不好，便把家庭幸福寄托在虚幻的“天国”，信奉天主教。
二哥张正兰字善孖，是画虎名家，人称“虎痴”，三哥张正齐经营商业，四哥张正学是内江有名中医，九弟张正宝曾在天津读书，可惜因婚姻殉情。为了不使年老父母亲悲伤，张大千经常仿九弟张正宝口气和笔迹，给父母写信，说到德国留学去了。托在德国朋友把信转回来，一直到1924年张怀忠病逝时还不知真相。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以法号行。幼年受母亲曾友贞善绘花卉的影响，母亲作了他书画的启蒙教师，为他在绘画艺术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自设一画室，取名“大风堂”，据李梅老说，“大风堂”一是来源于明末画家张风，张风字大风；一是从刘邦《大风歌》而来。
记得大约在1932年，当时我仍在上海读书，张大千到松江县，突然到一座寺庙去“拾身”。他原是信天主教的，却突然皈依佛法，愿入“空门”，进庙后随方丈怡灵和尚学书画律诗。怡灵给他取法号“大千”，自此别号“大千居士”。“大千”可能是来源于佛家的“大千世界”。
张大千先生任中央大学国画教授时，不拘泥寻常的教授方式，常带学生去黄山写生。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真是：“大风门下士，画迹遍寰中。”国内学生中成名画家的有：田世光、俞致贞、刘力上、胡爽盈、王学敏、梁树年、李行百、胡若愚、陈从周、何海霞、黄独峰、萧建初、赵蕴玉、王永年、胡梦痕、朱佩君、杨铬义等人。张老教国外弟子也有几十人之多。这些弟子对他持礼很恭敬，师生离别30多年，都有离乡愈久，思乡之情愈浓之感慨。
张大千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里，创作万余作品，给人类精神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光彩。祖国大好河山，孕育了他的作品。30多年离国离乡使家乡故人至亲很是惦念。他女儿张心瑞曾同萧建初教授到美国去看望他，带去了故乡亲友对他的怀念。
1983年我去新疆返回成都，惊悉张老逝于台北。成都各界举行追悼会，我即赶往参加，在张老遗像前鞠躬如仪，并默诉思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