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荻又名绮霞，幼年在天津度过，曾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父赵庆华，在北洋政府任过沪宁、津浦铁路局局长，后任交通部次长。赵一荻成年后，参加社交活动，常到张将军三弟张学增的岳父蔡公馆里跳舞，一次舞会上赵、张二人结识成朋友，感情日益亲密，于1928年在沈阳秘密同居。因赵知他有原配夫人，同意只有夫妻感情，没有夫妻名义，对外称她是秘书，对内称赵四小姐。赵一荻得知张将军要她前往时，把不到10岁的儿子张闾琳由香港送到美国并带去一笔财产托张将军的一位挚友抚养，强忍离别儿子的悲痛，去到张将军身边同过囚禁生活，从此，便未离开张将军一步。
蒋介石的命令，使特务队丝毫不敢疏忽，张将军每餐吃饭都由刘乙光、许建业等陪同一桌，又派去王文晓陪张将军下象棋。张将军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监视。
张将军囚禁在雪窦寺时，宋子文和军统局经常给他送去外国水果罐头和食品。
有一次张将军要到新昌县大佛寺游览，路程有100多公里。把刘乙光吓慌了，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特准前往，并命多派警卫人员“护送”。
在溪口时蒋介石又先后派德国顾问端纳以及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何绍周、何国柱、宋子良、黄显光、莫德惠等去探望张将军，还派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贻和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文龙夫妇去陪伴张将军住了半个月时间。
1937年，蒋介石的哥哥蒋锡侯死了，张将军前往吊唁，刘乙光也亲带特务六人跟随监视。
“七七事变”后，张将军要求参加抗日，蒋介石不同意。要张将军好好读书，专派戴笠亲往观察张将军动静，并随去一个姓步的清朝进士去教张将军读《论语》、《中庸》等书。
刘乙光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天来了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到雪窦寺山门前叫着张将军的名字破口大骂。原来她是蒋介石侄孙媳，她男人蒋孝先原是宪兵五团团长，“西安事变”时在灞桥抵抗，被西北军击毙了。张将军大肚宽容，置之不理，她一直骂到声嘶力竭才离去。
不久，“招待所”厨房失火，蒋介石命将张将军转押到黄山，由浙江省保安处派兵一个连的士兵押送。
张将军在黄山住在段祺瑞的别墅“居上林”里。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亲自给刘乙光电话，命将张将军押到江西萍乡待命。因为这时日寇已逼近南京了。
张将军被押到萍乡滞留一个多月，才转押到湖南郴州去，到了郴州，便住进了预先布置好的苏仙岭上的苏仙庙。这里十分荒凉，四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除了张将军和赵四小姐与监视他们的特务之外，只有庙里两个道士。
抗战不断失利，情况紧急，军统局派来黄静宜驻郴州邮局专门检查特务队人员私人信件，并由刘乙光传达戴笠命令：“任何人不能泄露张将军情况，违者处死。”
一天，张将军由刘乙光带领10多个特务“陪同”去郴州浴室洗澡。二人并肩行走时，途中遇见一炮兵中校团副向张将军立正敬礼。张将军装作没有看见，却把刘乙光吓出一身大汗，立即将张将军押回苏仙岭，又急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炮兵人多，如知道张将军住地，采取营救行动，后果不堪设想，立命刘乙光在他老家永兴县高停司镇找个机密地方暂住待命，刘乙光连夜把张将军转移到高停司镇一个僻静小学里，驱走全部师生。住了一月余，戴笠来电命转移到沅陵凤凰山，并亲到凤凰山布置警戒，又调由上海撤退下来的军统头目黄家栋为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加强外围警戒和监视。张将军在这里住了一年，又被押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蒋介石命驻贵州的特务团团长娄秉国，贵州省警察局局长陈世贤经常来查看张将军行动。为加强监视，军统局派刘麟携来电台，每天向戴笠报告一次张将军的日常情况。
不久，他们又将张将军押到息烽的阳朗坝玄天洞。因为这时杨虎城将军也囚禁在此，蒋介石便调来特务第四团团长张止戈带全团来加强息烽警戒。严命特务不能让张、杨有任何联系，所以张、杨二人互相不知同被囚禁在此。蒋介石仍不放心，一再命刘乙光加强内部警戒。
1941年，张将军患急性盲肠炎。军统局事前有指示：“如张将军有病，外科由沈克非医生诊断，内科由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诊断。”但这次张将军病重，刘乙光和邱秀虎急忙跑去找省主席吴鼎昌备案，把张将军送到贵阳会诊后立即动了手术。张将军病愈后，坚决要求不再住原来那个潮湿阴暗的地方。经刘乙光向戴笠请示后，将张将军送到黔灵山麒麟洞住下，并指派军委会运输统制局贵阳监察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贵阳办事处少将处长吴仲谋、财政部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经常去与张将军打扑克牌，借以观察张将军情况。
蒋介石怕张将军久住麒麟洞不妥当，又把张将军转押到开阳县的刘育乡，因特务组组长王尧是开阳人，又布置特务李毓贤当开阳县县长；王尧当刘育乡乡长，以便加强监视。
张将军在开阳住了很久。1944年，戴笠又把张将军转押到桐梓县南郊天门洞。这里是个天然湖泊，俗称小西湖，在湖边修了一幢小洋楼给张将军住。
1945年，我因到天门洞原四十兵工厂调查情况，碰到同学赵季恒由道真县县长调桐梓县县长，便同去天门洞，正见到张将军身着西装同赵四小姐在湖边六角亭畔钓鱼。这时张将军身体已很衰弱，两鬓花白了。刘乙光怕出问题，不让我们多逗留，便连连催促我离开。
1947年，国民党当局已面临总崩溃，蒋介石手令将张将军和赵四小姐由刘乙光、熊仲青等乘飞机押到台北新竹县继续囚禁。
罗广斌脱险
1949年11月，蒋介石亲到重庆执行大屠杀，毛人凤亲自督率军统司法科科长徐钟奇、西南特别司法科科长龙学渊审查名单。罗广斌也被列入被屠杀名单之内。
罗广斌，忠县人，是国民党15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同父异母兄弟。15兵团辖108、110两个美式装备的甲种军，有10万之众，具有一定战斗力。毛人凤想使罗广文率众与解放军决一死战，有释放罗广斌之意。恰在这时，第十补充兵训练处情报处处长林茂曾是罗广文老部下。林又与徐远举私交好，便向徐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副处长杨元森提出释放罗广斌，徐当面答应“相机行事”。大屠杀开始前一日，徐远举对林茂说：“你今晚一定要办好三件事：1.我把罗广斌交给你，你一定亲自把他交与罗广文。2.乡下（指中美合作所）有手枪300支、子弹15000千发，交你部队使用，限明晨拂晓前到童家桥仓库领取，过时便会被别部领走，以免落入共军手中；3.乡下的事办完后你可离开重庆，到指定地点执行潜伏任务。”
当时，罗广文、罗广斌都不知道有脱险的可能，后来罗广文的起义与罗广斌脱险有一定关系。徐远举提取罗广斌时，徐钟奇、龙学渊二人为推卸责任，便在审案表上和卷宗里注明：“奉徐先生面谕，罗广斌交他亲自处理。”
这就是罗广斌得以释放的内幕和过程。
罗广斌获释后，军统原想在他身上“吊胃口”，派了几个特务盯着他，企图再抓几个地下党。但罗广斌十分机警，发现了暗中盯他的特务，便在罗广文的司令部里待着不与任何人联系。后来罗广文起义，军统此举只好作罢。
据我所知，罗广斌在狱中虽没有受过什么酷刑拷问，但也没作过什么供述，这当然和罗广文拥兵10万有联系。
全国解放后，在小说《红岩》的创作过程中，罗广斌曾到狱中与我交谈数次。我慕其才华出众，又念及当年特工组织对他的迫害，愧怍之情顿生，故而凡他需了解的情况，均毫不隐瞒一一相告。
待到1975年我蒙特赦出狱后，听说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叛徒，屡遭批斗以致丧命，这真是天大冤枉。悲哉！一代文才！
杨永泰被刺之谜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高州县人，貌似白面书生，原是北洋军阀时期的老官僚，北洋军阀倒台后，投靠段祺瑞。1934年从北方南下来到南昌，在蒋介石围攻红军时，由原政学系的张群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同时因张群的关系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杨永泰原是政学系的人，政学系里老官僚、老政客很多，都有从政和理财的经验和能力，蒋介石正需要这些人才，便重用他们，杨永泰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帐下一员得力幕僚。
张群虽是政学系核心人物，但出身于日本士官生，与蒋介石同学，私交也深厚，他是蒋介石身边言听计从的谋士。杨永泰攀附张群后，张便在蒋面前力保力荐使他得到信任。在围攻红军时，军情十分紧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设置军事、参谋、特务等处，各要害部门的人事都作了安排，唯秘书长一职尚未确定。蒋介石要陈布雷就任此职，陈是个淡于权力的人，不愿担此重任，张群借机一再推荐杨永泰，他便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就职之后自命不凡，摆出一副官僚架势，盛气凌人。他未料到许多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大都经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功劳卓著，却从不趾高气扬。杨永泰没有这些经历就没有政治资本，可见他无自知之明。
杨永泰为了显示效忠蒋介石和展示自己的才识，便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围攻红军时实行“保甲法”、“连坐法”，竟被蒋介石采纳了。在军事和政治上收到一些效果，得到蒋介石器重。有人讥讽他是“两法起家”。
杨永泰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迎合蒋介石心理。每遇一事要向蒋介石汇报请示时，他穿的中山服左右两个口袋里预先准备好正、反两面的条呈，一见面便先畅所欲言，同时观察蒋的心态偏重哪面，正面时便呈上正面条呈，是反面时呈上反面条呈，因而很得蒋的欢心，认为他是一员有学识的干将。
杨永泰身边有两个随身智囊型人物：一是潘伯鹰，善文墨但不谙官场文牍，虽辅佐杨永泰一个时期，后见不惯官场周旋，自动辞职离去。另一个是陈方，字芷町，江西临川人，与我是小同乡。他善体杨意又善公牍，颇具政治头脑，他同杨永泰一样嗜好鸦片烟，且烟瘾都很大。杨陈二人决议公务都是在烟塌上。
多行不义必自毙。杨永泰的骄横使许多人侧目仇恨。
“中统”负责人陈立夫是蒋介石早年的侍从机要秘书，其兄陈果夫是侍从室主任。陈立夫可随意出入侍从室。常有机会冷眼观察杨永泰，不久便看穿了杨永泰的阴阳手法。又派人侦察到杨吸食鸦片而且烟瘾很大，因蒋介石素来痛恨鸦片，但想若以吸食鸦片逮捕杨未免小题大做，而且会使张群脸上过不去，便同陈布雷谈了杨的阴阳戏法。其实陈布雷早有所闻，也和蒋介石议论过杨，二人认为杨为人精干，具有计略，但非同道又非忠于事业者，久之其心必异。
有一次，可以说是蒋介石有意出杨永泰的洋相，突然在早上七点钟还不到，召杨立见，弄得杨永泰手忙脚乱来不及准备阴阳戏法的道具，最糟糕的是睡眠不足，又未过好烟瘾，满脸灰白前去晋见。时间一长，烟瘾大发，鼻涕长流，哈欠连天，十分狼狈。同时在不久前蒋介石命令：一切公文必须先进侍一、侍二两处审阅摘要拟办后，再送杨永泰批阅，这无形中夺了他一部分权力，使他精神上受到打击。
蒋介石的侍从室是极机密处所，所有人员都是经他亲自核审考验过的。杨水泰虽是行营秘书长，但进入侍从室必须先约后到，才被引入客厅等候传见。如不先约自动临时来见，必遭冷遇。由于他平日目中无人，侍从室人人对他有反感，尽管是应召而来，也让他坐了一阵冷板凳，只得低头哈腰说些好话，央求副官为他报告。
杨永泰在行营炙手可热仅两年多的时间，在蒋介石心中已是一个异己者了，就想伺机撤掉他。恰好围攻红军紧急时候，湖北省省主席何成浚因围攻不力另调他职，蒋介石便让杨永泰出任湖北省省主席。这一着棋把张群都迷糊住了，以为是蒋介石重视他，急忙转告杨永泰，他也欣然自得，走马上任去了。
杨永泰任湖北省省主席未满两年，1936年在武昌乘轮渡至汉口时，刚走上江汉关码头准备登车时，被人枪击而死。
国民党中央严令追查凶手，却一直未破案。凶手是谁？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猜测是“CC”系特务杀手干的，但又没有证据。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弄到国民党中央委员刘芦隐头上去了，刘被关押吃了多年官司。解放后刘芦隐还在北京，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道理。
杨永泰被刺身亡至今仍是一个谜，这谜底何时揭开，还待知情者揭晓。
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
“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这个话题，在抗战时期的武汉，曾一度是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议论中心，特别是对刘湘起家的四川震动更大。那么，刘湘到底是不是被“吓死”的呢？此事说来话长。
韩复榘原是冯玉祥部属，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上展开生死大战（史书又称“中原大战”）。蒋介石采取了“收买韩复榘，瓦解冯玉祥，打垮阎锡山”的策略。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委韩复榘为山东省省主席。
民间有许多关于韩复榘的笑话，比如说听到人宣传行人靠右，他便把警察局局长叫来，大骂：“浑蛋！行人都靠右了，左边的路空出来干什么？”诸如此类，无非是讽刺他是个傻瓜。
韩复榘虽然是莽夫，却知道枪杆子重要，所以，当了山东省省主席仍不放兵权。他的部队被编为第三路军，辖五个师一个旅，始终不准扩充——这当然是蒋介石对他的限制。
抗日战争打响后，韩复榘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守卫山东和防止日寇渡过黄河，任务重大，关系抗日大计。殊不知他为保全个人实力，擅自将部队从黄河北岸撤到南岸，致使日寇随后跟进，渡过黄河。济南、泰安沦陷，他退到曹州，又畏敌不前，严重影响第五战区战略部署。蒋介石在开封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电召韩来开封开会。韩到之后，立即进行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宣布他坐失防地、贻误军机、逃退引敌三大罪状，押解至汉口执行枪毙。
现在调转笔来说说刘湘。
刘湘在四川经营日久，已成气候，拥有庞大的军事集团，号称“甫系”（刘湘字甫澄），有飞机9架，兵舰3艘，战车近100辆，兵员40余万，是四川最大的军阀。而且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地方富庶，地势进可攻退可守，可据以成大事，图霸业。刘湘自己也知道蒋介石是了解他的，时刻在算计他。何况他们之间还有嫌隙：当年北伐时，刘湘曾放吴佩孚入川与北伐军继续作对，致令蒋介石怀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