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吾每有一假设要提出，总是深思熟虑，反复研究，必须自己信得过了，才写成文字，以期建立他的假设。更从四方八面，去取得印证，无论是正面的意见，或反面的意见，他都虚心地加以研究，而为批判地接受与扬弃，经过一再的补充，然后才著为专书。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样慢慢完成的。单说《心理与力学》一书：最初仅是一篇较长的论文；到了一九二○年，就补充了许多；直至一九二七年，才公表于世；等到正式印为专书时，已是一九三八年了。在此书出版的前几年，经他研究所得，更加了三章；到了一九四二年，又加了一章；如果他不早死去，恐怕至今还在有加无已呢！但他并不是像“老娘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添加，他的千言万语，无在而非为证成他所假设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他最后添加的一章，此处暂不述及；今将第二次添加的三章，介绍如下：
第一为《达尔文学说之修正》。
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即不妨就拿达氏来做标本，再加一番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自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一）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
（二）竞争以生存为界域，过此界域，就有弊害。
（三）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时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
（四）竞争之途径有二：一是向外用力，进攻他人；一是向内用力，返求诸己。向外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冲突的；我与人二力不等，则一胜一负；二力相等，则两败俱伤。向内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不冲突的；我与人用力相等，则并驾齐驱；一人用力独深，则此人即占优胜。
（五）凡事以人己两利为原则，二者不可得兼，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
根据上述五条公例，就觉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字，应该修正。正为达氏的公例，是从禽兽社会得来的，律以人类社会，处处矛盾。达氏的公例，如果用于禽兽社会中，当然可以不管；如今竟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基于这种学说，造出的世界，是人类互相残杀的世界，故非加以驳斥不可。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但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则每根力线，才能向前进行，社会才能进化。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则是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作一团，就从中打出一条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既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抵拒冲突者极少。树木是无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树木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是人类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此种现象，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的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它们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它们不过，何以虎豹反几乎绝迹？欧战前，德皇势力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失败？民国初年，袁世凯势力最大，宜乎统一中国，何以后遭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说法，就应予以修正。我们细加推究，既知虎豹的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它；德皇的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的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合力打败的。于此可以说：“生存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地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答：“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及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试思达尔文的答案，有错无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抢）就错了。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怎样修正呢？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
平情而论，达尔文一味教人竞争，固有流弊；我们一味教人相让，也有流弊。如何才无流弊呢？于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
达尔文的学说，可分两部分来看：他说的“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理由，事实没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唯一原因，而流弊遂无穷了。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是学术界千古的功臣；唯有他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就不免有语病，应加修正。
第二为《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在满洲及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与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较胜一筹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克鲁泡特金以文明人的资格，去考察原始人的社会状况，故所得的结论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他主张“互助说”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
禽兽进化为人类，故人类具有兽性，然既名为“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然既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没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的一分子，若把身体的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治国之道，采用互竞主义固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故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的组织，即是合力主义。身体是由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的人民，大脑则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的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彼此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的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其能力，如是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这便是合力主义。
国家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了，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就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退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应该输送到耳鼻的血液，与它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市县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行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市县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日所做的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市县区政府，乱发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来，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之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发出，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慷慨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其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朝前走去，这即是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往往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须中央指挥，人民自动做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脑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由上看来，可知身体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是很相同的。反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创立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不能凭着脑子的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也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的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人民与政府调协，不能凭着政府的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的行为。人身的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的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的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的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如能这样办理，即是合力主义，
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第三为《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的问题，他一生讨论的最多，发表的文字亦最多，并且著有几种专书来详论此事。这些大问题，留待后面再说。他这篇文字只是说政治、经济、外交应采用合力主义。所重者，在“应采用合力主义”一事，对于政治、经济、外交并未详说。这一篇文字放在《心理与力学》一书的最后，可以说是那书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力学公例”的应用。他既认为“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则吾人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至于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制定法令制度，尤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民主国家的一切事务，是全民之事，不是少数的几个领袖之事，所以欲思国家富强，必须将全民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才能奏效。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他的合力主义。
他说，达尔文的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唯有合力主义，如射箭一般，支支箭都向箭垛射去，彼此不相冲突，又不相倚赖，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但其政府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强健的政府，是为政治上的合力。其他如经济外交，亦须取合力主义，讲经济，则须发动全国的人力物力，照一定的计划，而为财源的开发；谈外交，亦须实行国民外交，不许列强有不平等的待遇，以致演出种种丧权辱国之事。在国际间，利害相同的国家，也要取合力主义。等到国际间的矛盾减少了，更可合全世界的人力，悬出这个地球为目的物，一齐向它进攻，把它内部蕴藏的财富，继续不断地取出来，全人类平均分配，是为合力主义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