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学制，劳力与时间的虚耗，既如上述，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它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无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其次则谈到学校以外的情形：从前科举时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样待遇，无丝毫的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前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在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没有什么歧视之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住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做弃材。若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历史一查，在他们未遇之时，有教学糊饭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假若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断定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小学教师和充当书记的一流人物，要想得个硕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吧。
宗吾既见到现行教育制度的诸多缺点，于是就想出一种补救的办法。他以为学校中的学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让学生自动去研究，教员可处于辅导的地位，不必死守学年制和钟点制，但为要考查他们的成绩，自当予以严格的考试。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遗弃他们，只要他们的学力，和某一学校阶段的程度相当，亦应准其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当与在校学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张的考试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的积弊，使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制的限制，而程度较低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二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参加毕业考试，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则消极积极两方面，都可以顾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后一目的，他是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的，因此，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确立了不可。
他主张举行毕业考试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与考，正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材；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试时加入校外的学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内的学生，并且可以催促他们用功，同时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举两得，又何苦而不为呢？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顿了。
他这种主张，当时也生出许多疑难的问题，但他都一一地予以解答：
有人说：从前的科举，注重文字，是可以自修的；现在的学科，有许多非经讲授，是不易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实验，并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是更不能自修的。他说：这种见解，他是承认的，他从前也虑及此，所以他上的主张考试的呈文中，即说得多设补习学校，并可于适中地点，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等语，也就是救济这种缺陷。他以为中学的课程，很多是可以自修的，间或有不了解的地方，只要有人指示门径，仍然可以循序进行的。他的主张，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并且把校外自修生准其与考一层也确定了；然后基于考试制上，再想出种种方法去扶助它就是了，现在的学校，各置仪器标本一套，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这是很不经济的。依他的意见，可以各校共同置购，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实验，如此办法，一套标本仪器，可供几个学校之用；并且还可以把它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这种利益。如果有了这种设备，又有指导者居住其中，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面谋他的生活，一面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请问，就可赴公共场所请指导人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实验，所得的知识，即与在校的无异。自己把学问造好了，与在校学生受同样考试，所得的结果，亦与在校者无有区别。如此办法，那些贫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文化上是很有增进的。
有人说：依照这种办法，那个指导员就难以物色了，他必要学问极高深，又必须各种学科无所不通，各种书籍无所不览的，方能胜任。他说：这也不必虑及，此事着手之初，可先就中学的课程，分科聘请专员，负指导之责；并可先把教科书标示出来的，指导员对于这几部教科书，负充分指导之责，若来问的人，出了范围以外，指导员如能了解，不妨先说与他听；如不了解，就可谢绝他。如此办去，只消能够充当中学教师的，就可充当指导员了，此项人才，又有什么难以物色呢？先把中学程度的一步办到了，中学以上的各科，再慢慢想法子去办。
有人说：照你这样的办法，私塾学生也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内还招得到学生吗？他说：施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其他书籍中出题目，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自然学生不会到它那里去，即使去了，也是要回来的；如果它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国家兴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它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让与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学校的款项，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育无力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去办高级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但他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内，不仅仅是指乡村的私塾。
他又说：现在学界中的争端很多，穷原竟委，细细推寻，可断言有一大半是由于位置上的关系。这也无怪其如此：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的资格者，又是很多的，并且这种人才是逐年增加，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没有出路，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能不起争端呢？现在公家所办的学校，颇为人所诟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师训读，所苦的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如果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与在校学生，同样地可以毕业，那些家资富有的人，把各项人才礼聘去充当教师，也就可以消纳了。或者自己约集几个朋友，组织私立学校，征收学费自行办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许多学校，对于社会也是很有利益的，这类私立学校，互相竞争，大家都想办好，自然教育事业就发达起来。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它竞争，恐怕相形见绌，就不能不整顿内容，于是公家的学校自然可以好起来。有了那些具有校长教员资格的人，去充当私家教师，那些腐败的塾师，也就被天然淘汰了。
他查学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长对他说：“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的有数百人，我选取了几十名，其余很有些程度好的，因为额满了，都未收入，我这班学生，程度很整齐。”他听了这话，口虽不言，心中不免纳闷。因为政府是要行强迫教育的，不就学的，还要勒令就学，为什么想来就学的，反而叫他们废学呢？调查未考取的那些学生的去路，除废学而外，有往别处寻学校入的，也有投入私塾的，幸而尚有私塾这条路，不然，废学的就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