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领导人，对于狂妄的下属能够采用威严的管理方法，加以制伏，他们采用的就是以严制狂——威管术。
清代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猛将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其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4.管人不能徇私枉法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买鱼献给他，公孙仪一概不接受。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免去宰相，虽然喜欢吃鱼还会有谁给你呢？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宰相，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这样清醒，实属不易。他很辩证地认识到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靠自己吃鱼。世上有多少人都没有公孙仪这份智谋。在小利面前，贪心过剩，结果被别人牵住了鼻子。特别是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功的人，由于权力和影响超出常人，所以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就会对你曲意逢迎，投你所好。如果贪图小利，成了别人的工具，那么违法乱纪就在所难免了。
5.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与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唯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是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承，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
6.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
有些时候，为了胜任工作，领导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当某种情况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灾难，为了维持秩序、避免混乱，领导必须有牺牲无辜者的决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有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对某些人进行残酷的处置。这种情形，虽然有时成为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借口，但常常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中国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周公旦，便有杀害同胞兄弟管叔、蔡叔的记录；汉高祖刘邦，在项羽以其父亲的生命作威胁时，却以“请分一杯羹”来应付。
现代管理中，公司的经营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动用牺牲创业伙伴及创业时高级干部的策略。尽管这些人劳苦功高，但为了公司的成长和管理制度上的健全，这种牺牲有时也的确是必要的。虽难免让人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议，却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残酷面。
7.宁让人畏，不让人敬
让人敬畏的领导远比让人敬爱的君王来得安全。人们通常会去损害自己所爱的人的利益，却不敢去偷占自己所害怕的人的便宜。因此，只懂得用爱来施恩的领导，经常会过分相信下属对他的支持，由于判断上的误差，而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8.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领导人为制止动乱形势的必要政策，最好严厉而果断，将反对者的意志彻底镇压，但绝对不可实施太久，否则会使敌对势力再度滋生反抗的勇气。朱元璋出身民间，在创业伙伴间缺乏崇高的君王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建立政权后，曾对功臣展开大屠杀，以彻底压制各派系的势力，终于建立了三百年的大明政权。而明末的崇祯皇帝却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既缺乏一贯的剿讨政策，也提不出安抚的具体方法；对清人的政策更是在和与不和之间举棋不定，反使抗清名将袁崇焕等先后冤死，终致李闯王攻入皇宫，他却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9.鲶鱼效应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都具有“管人”的本领，都具备善于利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他们都能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基本上由以下三种人组成：一是不可缺少的干才，约占20%；二是以公司为家辛勤工作的人才，约60%；三是整日东游西荡、拖企业后腿的蠢材或废才约占20%。如何使第三种人减少，使第一、第二种人增加呢？采用“鲶鱼效应”。
过去渔人捕沙丁鱼，总是将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抵港时，如果鱼仍然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因此渔民们千方百计让鱼活着返港。但除了一艘渔船总能带着活鱼返港外，其他各艘渔船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带活鱼返港的这艘船的船长从不公开自己成功的秘密，更不让人参观他的鱼槽。直到他死后，渔民打开鱼槽，才看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为什么放进一条鲶鱼，就能使其他鱼都活着呢？原来，鲶鱼是食肉鱼，它被放进鱼槽后，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找小鱼吃，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游动杀手”，自然也加速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其实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缺乏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司，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这样，企业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把握时机巧进退
春秋时的范蠡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二十年，使越国强大，最后灭掉了吴国。越王勾践因为他功勋卓著，要拜他为上将军。范蠡知道越王心胸狭窄，可以共度患难但不能同享富贵，便坚持不受，并悄然离开越国，更名经商，富甲一方。
范蠡离开越国时，曾遗书一封给共过事的大夫文种，劝他尽早离开越王，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但文种并没有听从劝告离开越国，而只是称病不朝，以为我不管事便可无事。果然，没过多久，越王便听信谗言，找借口逼文种自杀了。
越王可与人共患难，患难之时做其臣下便可身安，但他不能与人共享乐，因此患难之时一过，他的赐官加爵，便是加灾施祸。范蠡审时度势，及时身退，不求一时富贵，也远避了杀身之祸；文种不知，最终虽事业有成却性命不保，到死也只能留下说不出的遗憾。
张良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张良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关键是他在成功时急流勇退，在辉煌时甘于退向平淡。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词多病，闭门不出，隐居修炼养身之术，研习黄老之学。汉高祖剖符行封，特意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留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他极少参与谋划，堪称“功遂身退”的典型。
战国时的范雎用“远交近攻”的谋略辅佐秦昭王，屡建奇功，拜为相国，封应地，号应侯，成为秦昭王最信任的人。后来，他举荐的郑安平和王稽先后叛国通敌，根据秦国法令，举荐者也应治罪。虽然秦昭王考虑到范雎的功劳很大没有治他的罪，但范雎自己心里感到不自在。这时，燕国人蔡泽来到了秦国，求见范雎。
蔡泽见到范雎后，气宇轩昂，谈吐不同凡响，范雎不得不服。蔡泽对范雎说：“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到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你现在功劳很大，官位到了顶点，秦王对你的信任也无以复加，正是退隐的好时机。这时退下来，还能保住一生的荣耀，不然的话，必有灾祸。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想当年，商鞅为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结果却遭到车裂而死的下场。白起率军先攻楚国，后打赵国，长平之战杀敌四十万，最后还是被迫自杀。又如吴起，为楚王立法，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后来却被肢解丧命。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使越国强盛起来，报了夫差之仇，可最终还是被越王所杀。”
范雎听后不禁悚然动容。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四个人都是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不知道退隐而遭受的祸患。这就是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啊！倒是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超脱避世，做了被人称道的陶朱公。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祸福。《周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自己隐居山林，永保廉洁的名声、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耀呢？”
蔡泽的话终于说服了范雎。于是，他待蔡泽为上客。过了几天，范雎向秦昭王介绍了蔡泽，说服昭王拜蔡泽为相国，自己托病归还了相印。就这样，范雎急流勇退，离开了相位。
楚国派昭阳领兵攻打魏国。昭阳在襄陵击败魏军，连克八城，随后又移兵进攻齐国。
齐王对此很忧虑。恰好秦国的使者陈轸到齐国，齐王就问他怎么办。陈轸说：“大王不必担心，让我去劝楚军退兵好了。”
陈轸去到楚军军营，对昭阳说：“我很想知道楚国的法律对于破敌杀将者如何封赏？”
昭阳说：“如果官位已经是上柱国了，就封爵位为上执珪。”
陈轸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昭阳答：“只有令尹了。”
陈轸说：“如今您已经是令尹，属于一国之中的最高官位了。我打个比方：有个人给门客们送了一壶酒，门客们说：‘几个人喝一壶酒，不够喝，不如大家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好，谁就一个人喝酒。’过了一会儿，有个门客说：‘我先画好蛇了。’他拿起酒，又说：‘我可以给蛇画些足。’等他加画好蛇足之后，另一个人已经将酒夺过来喝掉了，并且对他说：‘蛇本来就没有足，你给它添上足，就不是蛇了。’如今您已官至令尹，辅佐楚王，进攻魏国，破敌杀将，论功劳谁也比不上您，您的官位高得不可能再提拔了。您竟然又移军进攻齐国，打胜了不可能再升官，打败了却会身败名裂，对楚国也没有好处。这就等于画蛇添足一样。不如早点儿撤军而去，给齐以德惠，这才是保全名利的‘持满之术’啊。”
昭阳认为有道理，就领兵撤退了。
可见，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选择，把握“进”与“退”的辩证关系，正是做人和当领导的必备心术。
小心谨慎，防人暗算
颜真卿，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也是唐代最为杰出的忠贞大臣。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河北二十余郡望风而降，唯有他以一座小小的平原郡城，孤军抵抗，誓不降贼，成为抗击叛军的中流砥柱，赢得唐玄宗极大的赞叹。此后，他历经唐肃宗、代宗和德宗数朝，官至太子太师，德高望重，天下景仰。然而，这样一位名震天下的颜真卿，却对宰相卢杞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本来，颜、卢两家曾是世交，父辈曾携手并肩浴血沙场，为刎颈之交，但即使如此，卢杞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后，却再也容不下这样的老前辈。最初，卢杞想把颜真卿挤出朝廷，便问他：“想安排你去外地任职，你看哪里对你比较合适？”
颜真卿在朝堂中当众回答说：“我这个人由于性情耿直，一直被小人所憎恨，遭到贬斥流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今我老了，希望你能有所庇护。当年安禄山杀害了你的父亲，将首级传到我那里，以威胁我投降，我见到你父亲脸上的血迹，不敢用衣巾擦拭，而是用舌一一舔干净的，难道你还不能容下我吗？”
几句话说得卢杞脸色绯红，心中却更痛恨了。不久，割据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朝廷，自称天下兵马都元帅，气势汹汹，很快便攻下了汝州，引起朝野很大的震动。德宗问卢杞如何平息叛乱，脸厚心黑到了极点的卢杞，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除掉颜真卿，便对德宗说：“李希烈是个年轻的悍将，恃功傲慢，他的部下不敢阻止他。如果朝廷能派出一位儒雅重臣，向他宣示陛下的恩德，陈述逆顺祸福的道理，李希烈必然会革心悔过，这样就不必大动干戈而将他收服。颜真卿是四朝重臣，忠直刚强，名重海内，人人敬服，他去最为合适。”
表面上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完全是为了迅速平叛，丝毫也没有陷害颜真卿之意。因而不辨忠奸的德宗皇帝完全听从了他的意见，朝中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有人劝告颜真卿说：“你这一去必然会遇害，最好暂且留下来，看一看朝廷会不会有新的平乱措施。”颜真卿慨然道：“国君之命，怎么能够不从？”还有人甚至上书朝廷说：“让一位元老重臣去送死，这是国家的耻辱！请将颜真卿留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