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经营中的最“厚”法则
厚黑经营学认为，诚信是经商之本，诚可取信，信是获利之源，诚信就是经营中的利器，诚信就是财富。俗话说“无商不奸”，很大程度是指在商业经营时运用谋略和计策来击败对手，而不是指在运营生产中的欺骗手段。真正的商人是以诚信起家的。在商场竞争时，运用谋略和计策，有时的确能够取得一时的战果，但要取得根本性的“胜利”，无论是在商业中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还是对待顾客，却都离不开“诚信”二字。一个成功的商人总是具有诚实、公正、坚毅等难能可贵的品德。因此，只有以诚信赢得人们的支持和信任，才是最大的商业“厚”道。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李嘉诚经营的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焕发生机。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地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
1957年年末，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嘉诚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当时，香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为洋行垄断，而华人商行的优势，是在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禁运，香港华人商行的出口途径，基本限于东南亚。但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却仍在欧美。因此，李嘉诚无时不渴望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
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来到李嘉诚面前。有位欧洲的批发商慕名前来长江公司。该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西欧、北欧，那是欧洲最主要的市场。他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赞不绝口，认为他们的款式齐全、质优美观。在参观完长江公司的工厂后，他对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生产出这么漂亮的塑胶花甚感惊奇。这位批发商对李嘉诚说：“香港的塑胶花，品质、品种，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价格却不到欧洲产品的一半。我是打定主意要大量订购香港的塑胶花。但你们现在的规模，满足不了我的数量。李先生，我知道你的资金发生问题，我可以先做生意，条件是你必须尽快就找到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担保。”
尽管根据塑胶花的市场前景，以及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来说，担保的风险微乎其微，然而，一天的时间之内，李嘉诚却无法找到合适的担保。无奈之下，李嘉诚只有去见批发商。他拿出九款样品，放在批发商面前。他实在太想做成这笔交易，为此，他和设计师通宵达旦，连夜赶出九款样品，期望用样品打动批发商。若批发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看能否宽容一点儿，双方寻找变通方法；若不成，就送给批发商做留念，争取下一次合作的机会。
批发商全神贯注，对着这些样品足足看了10多分钟，尤其对那串紫红色葡萄爱不释手。看得出来，批发商对这些样品十分满意。同时，他更欣赏李嘉诚的办事作风及效率。他之前只表露出想订购3种产品的意向，结果，在不到一天时间，李嘉诚就拿出9款别具一格的极佳样品。但是，欣赏归欣赏，更重要的问题是，谈生意就必须拿出担保人亲笔签字的信誉担保书。李嘉诚只能直率地告诉批发商：“承蒙您对本公司样品的厚爱，我和我的设计师，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总算没有白费。我非常希望能与先生做生意。可我又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我实在找不到殷实的厂商为我担保，十分抱歉。”
批发商听到消息后，并未表示出吃惊和失望。他说道：“李先生，我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寻找诚实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互利互惠。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担保人。我坦诚地告诉你，你不必为此事担心，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个担保人。”李嘉诚愣住了，哪里有由对方找担保人的道理？批发商接着说道：“这个担保人就是你自己。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听到这里，李嘉诚舒了一口气，两人会心一笑。接着，谈判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很快签了第一批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基本解决了李嘉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这位批发商主动提出一次付清，可见他对李嘉诚信誉及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
经过这次本无希望、但最终如愿以偿的合作，李嘉诚对诚信经营更加坚信不疑。从此之后，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1000多万港元，纯利100多万港元，李嘉诚也因此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当代著名投资家索罗斯极为重视人品的高下。他认为，许多投机商，包括一些暂时很成功的投机商，其实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事业。在选用人才方面，他也喜欢聘用那些诚实的人，而那些为人自私、不够诚实的人，尽管可能很聪明，他也会把其辞退。对那些赚钱高手，如果得不到索罗斯的信任，或是他觉得这些人的人品不可靠，他就绝对不会找他们做他的合伙人。一次，垃圾债券大王麦克·米尔被起诉，垃圾债券业务出现真空。索罗斯很想进入这一黄金领域，为此还约谈了好多位曾在米尔手下做过事的人，想请他们做合伙人。但是索罗斯发现，尽管他们积极进取又聪明能干，也很有投资天分，但都有同样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忽视道德。因此，他最后放弃了这些人。他觉得他们团队有这些人参与他会感觉很不可靠。索罗斯的团队里曾经有人私自在一处债券上投资了1000万美元，结果虽然投资赢了利，但最后索罗斯却解雇了这个合伙人。他认为，投资作风完全不同的人在他的团队里都可发挥用场，但诚信却是最重要的。
弱肉强食是市场的最高法则
商场如战场，二者有着最大的共同点——仅以成败论英雄。商场，向来是争夺利益最激烈的地方。谁能技高一筹，谁就能赚钱，就能稳坐钓鱼台。在这个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也许你昨天还在商界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一不小心、一个失误就能让你在明天黯然“下岗”、风光不再。商业竞争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是最高的原则。如果我们实力不如别人，手段不够高明，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肥肉，会被别人毫不客气地吃掉。市场不相信眼泪，市场竞争与懦夫无关。即使我们暂时是弱者，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也应该做到脸厚心黑，这样，我们才会具备勇气去拼杀，才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威廉·拉道夫·赫斯特是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报业大王，人们给他冠以一代“报业怪杰”的称号。这是一位十分复杂、充满争议的人物。他作风大胆，能量巨大，天赋惊人，以及所创造发明的使报章打开销路的一系列怪招，都为后世人所惊叹。直到如今，熟悉新闻历史的人们仍津津乐道当年初出茅庐的赫斯特，是如何给另一位当时著名的报业巨子——普利策带来无限痛苦和烦恼的。
1887年，赫斯特的父亲乔治把经营《旧金山考察家报》的大权交给了24岁的赫斯特。当时，普利策经营的《纽约世界报》以内容丰富和新颖刺激吸引了众多读者，是纽约销量最大的报纸。初涉报业，赫斯特就开始学习和模仿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对报纸的版面设计作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并聘请了众多新闻好手加盟，把《旧金山考察家报》办得有声有色。
1891年，乔治病逝，赫斯特继承了大量金矿和银矿股票。为了在报业上出人头地，他卖掉部分股票，获得75万美元巨额现金。从此，赫斯特凭借强大的财力后盾，运用他惊人的胆量和才能，开始了在报界纵情驰骋的一生。1895年，赫斯特以18万美元收购了纽约的《晨报》，将它改名为《纽约日报》，并把《旧金山考察家报》的能干之士都调来纽约，全力经营这份新报纸。赫斯特此举，直接表明向普利策发起了挑战。
最好的进攻手段，就是先从敌人内部下手。《纽约世界报》的著名漫画家鲍尔斯、剧评家达尔等都先后被赫斯特高薪挖走。1896年1月，《旧金山考察家报》故意租用当时《纽约世界报》的大本营——世界大厦作为它的东岸办事处。由于写字楼的关系，《旧金山考察家报》与《纽约世界报》的工作人员来往极为密切。赫斯特让他的工作人员在一夜之间，用高薪作“饵”诱使《纽约世界报》全体要员倒戈。于是，一场由赫斯特导演的戏剧发生了。第二天，《纽约世界报》的精英们摇身一变，全部成为《纽约日报》的人马，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得意猛将默利尔·高德。正是由于高德的功劳，《世界星期报》一年内即打破45万份大关，这份每年才出版52次的世界报星期刊，其盈利和每年出版333次的世界报母版相差无几。而这么能干的高德，竟将自己在《纽约世界报》的一切资源一起带往了《纽约日报》。
这对于《纽约世界报》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一夜之间，普利策发现人去楼空，对赫斯特这种疯狂式的、毫无职业道德的抢夺，这位素来稳重的报坛领袖大为恼火。起初，他软磨硬泡地劝回了高德等人，但令人遗憾和愈加愤怒的是，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就又用更高的薪金把他们“挖”走了，这样一来，《纽约世界报》便处于全线瘫痪的状态。被逼无奈之下，普利策只好用同样的办法从《太阳报》挖来主编布拉斯本，让他重组《纽约世界报》的编辑工作，《纽约世界报》这才重振雄风，再一次超过了《纽约日报》。
要做生意先做人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商场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可能长久。因此，胡雪岩在其经商生涯中，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生意失败，还可以重新来过；做人失败，不但再无复起的机会，而且几十年的声名，付诸东流。”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也应该是一个讲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述这件事情上可略见一斑。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户。傍晚时分，一名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沉重的麻袋，指名要见“胡老板”。
等胡雪岩被从家里找来，这名军官把姓名和官衔报了出来：“我叫罗尚德，钱塘水师营十营千总。”然后，把麻袋解开，只见里面是一堆银子，有元宝，有散碎银子。随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放在胡雪岩面前。
“胡老板，我要存在你这里，利息给不给无所谓。”
听了这句话，胡雪岩大为感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然如此信任自己。不过胡雪岩心想，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这笔存款既可能是一笔生意，也可能是一个麻烦。
随后，胡雪岩了解到罗尚德是四川人，家境相当不错，但从小不务正业，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因而把父母气得双双亡故。罗尚德从小订过一门亲，女家也是当地一个财主，好赌的罗尚德不时伸手向岳父家要钱，前后共用去岳父家一万五千两银子。后来女家见他不成器，便提出退婚，并说如果罗尚德肯把女家订婚时的庚帖退还，他们可以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另外再送他一千两银子。不过希望他今后能到外地谋生，免得在家乡沦为乞丐，给死去的父母丢脸。这对罗尚德是个刻骨铭心的刺激，他撕碎了庚帖，并且发誓说，做牛做马，也要把那一万五千两银子还清。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13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了这一万多两银子，如今已经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可靠的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来是因为他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得知罗尚德的具体情况，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道：“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阜康，当我是一个朋友，那么，我也很爽快，你这笔款子准定作为三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本利一共一万五。你看好不好？”
“这，这怎么不好？”罗尚德惊喜不已，满脸的过意不去，“不过，利息实在太多了。”
罗尚德非常感动，回到军营后讲述了自己在阜康钱庄的经历，使阜康钱庄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军营官兵把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饷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当时胡雪岩的钱庄是新开的，根本没有多少资金流通，可以说军营中官兵的这些存款成了阜康钱庄的“第一桶金”。
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胡雪岩的做人的确是仁义尽至，讲信用讲到了家。罗尚德在战场上战死前，委托两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家。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阜康钱庄在证实了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后，没费半点儿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另外，民间也有一句“善始善终”的老话，讲得无非都是做人贵在坚持到底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对于生意人来说，一时一事讲信用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地讲信用，特别是在自己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就更是考验一个人是否讲信用的关口。
胡雪岩做人讲信用，可说是始终如一。在顺利的时候讲信用，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讲信用。比如在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胡雪岩还大包大揽，答应为左宗棠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为他筹饷，一件是为他买枪。
不过，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胡雪岩知道左宗棠虽然入了军机处，但事实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扰，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大人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像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一件事就砸掉了”，实在是不划算。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值得我们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