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高明的手段往往胜过能力的大小。正如很多历史人物一样，要想有所成就，没有一点厚黑之手腕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各种各样的厚黑处事之例就赤裸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从中窥探自己身处的境地。无论是自保还是进取，都可以从中获得裨益。
杨、李狗咬狗一嘴毛
唐朝大奸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关系，在权力欲的驱动下，经过了勾结、交恶和争夺几个阶段。杨国忠刚入朝时，羽翼未丰，不得不在李林甫幕下充当打手，制造了“韦坚狱案”和“杨慎矜狱案”。事后，李林甫曾拍其背说：“合作得很愉快！”
可时间不长，随着地位的上升，杨国忠的权力欲不断膨胀，不甘心再寄人篱下，要做人上人，开始觊觎李林甫手中的相权了。
对李林甫来说，当初拉拢杨国忠，意在打倒太子，保护自己，他看中的是杨国忠有靠山，但误认为他没有什么能耐，只能充当打手而已。通过杨国忠对一系列冤案的处理，他觉得原来的看法错了，这个人不简单，尤其在施展阴谋诡计方面，其狠毒绝不亚于自己。
“他也挺会琢磨人。”李林甫这样说。他喜欢把玩弄或施展阴谋称为“琢磨”。根据长期官场斗争经验，他意识到杨国忠的危险，特别是杨国忠现正步步高升，威权日重，已经成为自己的直接威胁，没办法，还得伺机铲除他。
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杨国忠初时依附李林甫，只是想把他作为一块向上爬的垫脚石。现在自己羽翼渐丰，李林甫的存在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已成为自己向上爬、进一步扩大权力的障碍。
勾结早已过去，交恶已经开始，争夺角逐随之展开。杨国忠对李林甫主动攻击，李林甫穷于招架，自叹“老身已朽”，一些见风使舵的“能手”纷纷观测风向，寻找避风港。依附李林甫多年的原京兆府法曹吉温，这时已改投杨国忠门下，并积极献策，奏请皇帝任命杨国忠兼兵部侍郎一职。
杨国忠打击李林甫所采取的手法是，剪其羽翼，断其膀臂。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在杨国忠、曹吉温的策划弹劾下，李林甫的亲信、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汝阴太守。第二年四月，李林甫的另一亲信、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又被贬流潮阳。同年十月，杨国忠替武则天的幸臣张易之鸣冤叫屈，玄宗言听计从，恢复了张易之的爵位。由此可见杨国忠说话的分量和他在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也使得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李林甫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腹王。
王曾在韦坚等人的冤狱中，受李林甫指使，与杨国忠一起出谋划策，是杨国忠的重要合谋者。他因日受恩宠，渐至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领二十余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权势不在杨国忠之下，所以特别为杨国忠所忌恨。恰在此时，王的弟弟、户部郎中王与刑密谋作乱，准备胁迫右龙武军万骑，烧毁诸城门，捕杀李林甫、杨国忠等，但未及举事就败露了。杨国忠借此大做文章。因此事关系重大，一向不大过问政事的玄宗，这时也临朝召见身任京兆尹的王，要他追捕作乱者。王因担心牵连弟弟王，有意拖延时间，先暗中通知其弟避去，然后发兵围捕刑，自己则与杨国忠随后才赶到刑家。
刑率部属抵抗，其中有人相告说：“不要与大夫（指王）相斗，不要伤及大夫部下。”
这话被杨国忠的亲信听到，报告给杨国忠，杨国忠如获至宝。接着宦官高力士又率四百兵车前来助讨，刑为乱兵所杀，余党尽擒。叛乱平息后，杨国忠赶忙去见玄宗，以刑党徒临阵对话，告王参与谋乱。玄宗知王受朝廷重用，不太相信杨国忠的话。这时李林甫也亲自出马，在玄宗面前替王辩护。玄宗密令杨国忠把这个意思暗示给王。杨国忠本来就想借故铲除王，所以他并没把玄宗的意思转达给王。王在未知帝意的情况下，竟然说：“弟为先人所爱，义不欲舍而谋存。”
玄宗闻王竟表示与王共存亡，非常生气，再加上趋附杨国忠的左相陈希烈力主应以大逆之罪严惩，所以事态的发展对王非常不利。待王修表上奏时，已递不上去了，因为玄宗已给陈希烈和杨国忠下令将王收入监牢。王忙带表求救于李林甫，李林甫已知情势不可挽回，无可奈何地说：“事情已经晚了。”
经审问，王否认王参与谋乱；但王自己谋反罪成立，被乱杖打死。王虽无谋乱证据，终因杨国忠、陈希烈从中活动，亦以连坐而赐死，诸子被杀，家属流配远方，财产籍没。
杨国忠搞掉了王，还接管了王的御史大夫、京兆尹等职。就事情本身而言，刑谋乱事应已了结，但杨国忠的目的是除掉李林甫，故仍抓住此事不放。表面上是继续追查刑之案，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李林甫。他利用审讯与王兄弟有牵连的人，命他们供出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关系。
原来，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单于副大都护时，其下属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突厥人）在征讨契丹时叛走漠北，李林甫被迫引咎辞去节度使一职。此事与刑、王兄弟毫无关系，杨国忠借题发挥，穷追不舍审讯逼供多人，李林甫过去的丑事被揭个底朝上。杨国忠不断把情况上奏玄宗，由此玄宗开始厌恶和疏远李林甫了。
李林甫目睹自己的亲信一个接一个地被除掉，而且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怎肯坐以待毙，决心伺机反扑。正好在这时，南诏主阁罗凤因不堪唐朝边将欺凌，举兵拒唐。杨国忠所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与之交战，遭致大败，损失惨重。为扭转局势，玄宗命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不久，阁罗凤臣服吐蕃，与唐朝冲突加剧，威胁边境安宁。李林甫马上抓住此事攻击和指责杨国忠无能。杨国忠不得不故作姿态，要亲自赴镇处理，以便向玄宗表明自己对边境事态的关切，并堵住李林甫的嘴。李林甫感到这正是铲除杨国忠的绝好机会，因而急忙奏请皇上准许杨国忠赴镇。
杨国忠本来只是做做姿态，没料到弄假成真，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临行，杨国忠向玄宗哭诉，说李林甫这是借机打击排斥自己。杨贵妃也出面帮他说情。玄宗竟然轻信，安慰杨国忠说：“处理完军务就立即回来，我在这儿扳指头等你。”过了数月，玄宗果然召回了杨国忠。
杨国忠一回朝，李林甫便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像斗败的公鸡，只有被宰杀的份儿了。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他一下子病倒在床。杨国忠闻知，马上到李林甫家探视，实际上是察看虚实。他见李林甫卧床不起，病得不轻，不由得喜上眉梢。李林甫自觉斗不过杨国忠，且来日无多，不禁流下眼泪，说：“林甫将死，公必继为宰相，以后多辛苦啦！”杨国忠听李林甫这个老狐狸说出这话，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怕中他的奸计，所以心中非常紧张，急得满头大汗，半天不敢答话。不久，李林甫死去。杨国忠取而代之担任右相，兼吏部尚书。
杨国忠除去了心头大患，夺取执政大权的目的达到了。可他对李林甫还是耿耿于怀，恨不得鞭尸解恨，仍然翻出旧账，硬说李林甫与阿布思曾勾结谋反。杨国忠专找那些曾受过李林甫迫害的人出来作证。结果，李林甫罪名成立，人虽已死，仍被追夺官爵，贬为庶人，诸子被贬谪岭表，让李林甫死后也不得安宁。
杨国忠、李林甫的交恶与争夺，人们说是狗咬狗的斗争。据传，杨国忠死后变成“洋狗”，李林甫死后变成“狸狗”，两下还在撕咬。最终，洋狗咬死了狸狗。
严嵩父子专权乱政
严嵩专权，拉他的儿子严世蕃做帮凶。严世蕃相貌丑陋，心肠歹毒，且又狂妄自大，其凶狠奸贪不在其父之下。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凭借老子的权势青云直上，官至工部侍郎。随着严嵩的一天天老朽昏聩，他越来越离不开他的儿子，世宗皇上的咨询御札，一概由严世蕃奏答，后来，严嵩又让他代办公务，参与国家机要。内阁首辅的宝座由严嵩一人坐，而朝中大权由父子二人把持，当时朝中上下称他们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
严氏父子专权乱政达二十年之久，祸国殃民、迫害忠良、招财纳贿，坏事做绝，激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多年来，弹劾不断，但昏庸的世宗执迷不悟，不但对朝臣们的弹劾充耳不闻，还一味包庇严氏父子，客观上纵容了他们的罪行，使他们父子得以继续为害百姓。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老婆欧阳氏因病去世，按照封建礼制的规定：身为儿子的严世蕃应离职回籍守孝三年，叫做“丁忧”。但是，严嵩一天也离不开儿子，他怎能让严世蕃回老家？于是他便找了个借口，向世宗求情，将严世蕃留在京城，而让他的孙子代为“丁忧”。严世蕃虽然被留下了，但因他重孝在身，不便入值西苑，所以，公务上的事情还是帮不了严嵩什么忙。没有了儿子的帮助，严嵩深感力不从心，往往将公事处理得一塌糊涂，对于皇上的御札下问，多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有时急得严嵩团团乱转，一筹莫展，最后只好派人回家询问儿子严世蕃。
严世蕃虽然在家“守孝”，却一点儿不守孝道，整日里大吃大喝，听歌观舞，他有二十七个妻妾，个个珠围翠绕、脂红粉香，严世蕃左拥右抱，和她们寻欢作乐。严嵩派人来询问御札之意，严世蕃自然没有心思琢磨世宗的御札，通常草草作答，语多隔膜，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使得严嵩大为光火；有时严嵩不得已自己写奏答，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令世宗很不满意。此时已是严嵩执政的晚期，他们父子手中的权力过重、势力过强，大有阴云蔽日之势，世宗心中早已有所猜忌。
这时，世宗正宠信着方士蓝道行，把他看作神仙一般，不说是言听计从，对他的话也是看得很重的。而严氏父子偏偏把他得罪了，蓝道行就打算在世宗面前告严氏父子的状。有一次，世宗问蓝道行：“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乘机以仙人的身份回答说：“严嵩父子，弄权专政，奸人不去，病国妨贤。”世宗又问：“如果是这样，上仙何不降灾诛杀他们？”蓝道行神秘地一笑，说：“留待皇上正法。”世宗一听，心有所动，“仙人”既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世宗便从此产生了除掉严嵩父子的念头。
不久，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列举了父子二人的种种罪状，其后，又有徐阶推波助澜，力劝世宗处分严嵩父子。终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世宗下旨令夺去严嵩的一切官职，并发配回江西老家；严世蕃也被谪戍雷州卫。另外，严嵩的两个孙子及几名私党也都被遣戍边。
严世蕃在谪戍雷州的途中，逃跑回家，在家中躲了一阵子，见无人追问，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开始四处活动。他伙同严嵩的死党、也是在戍边途中私逃的罗龙文，网罗党徒，招纳叛卒，夺人子女，劫掠民财，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半年之内，就作案二十七起，情节恶劣，气焰嚣张，真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严世蕃还役使工匠四千人，大造私第，修建亭台园林，雕梁画栋，穷奢极侈，排场、气势，一如往昔。严府的豪奴悍仆，仍旧挟持相府余威，凌辱官民，为非作歹。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御史林润又上疏弹劾严世蕃。世宗听说严世蕃逃跑回家，继续作恶，勃然大怒，下旨将严世蕃逮捕治罪。
严世蕃这次虽被关进了狱中，却并不害怕，他知道邹应龙和林润在奏疏中只揭发了他招财纳贿和聚众为逆这两大罪状，他极为了解世宗的秉性，就在他旧日的心腹来狱中探望他时，他对心腹说：“邹应龙和林润参劾我两条罪状，都不算什么。招财纳贿，自古有之，就是当今皇上，也未治过多少贪官；至于说聚众为逆，还无真凭实据，大可不必过虑。我想沈炼和杨继盛两案，廷臣经常谈论，算作我家人命案，可是他们的奏疏中并未提及，现在烦请各位在外多加宣扬，就说沈、杨两案不加入，怎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了信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以出狱了。”他的心腹不明白个中蹊跷，就问他：“沈、杨两案若再加入，罪行愈重，怎么还可以出狱？”严世蕃说：“沈、杨被杀，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批准，若重新提及，必然触怒皇上，皇上便会加罪于他们，那时我不就可以出狱了吗？”心腹们听了频频点头，依计而行。
果然，一经严世蕃的心腹当众游说，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纷纷中计。
事情要追溯到嘉靖三十年（1551），锦衣卫沈炼上疏世宗，历数严嵩祸国殃民、欺下媚上、贪赃枉法十大罪状，请求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奏疏呈上后，沈炼被以“诋诬大臣”的罪名遭受廷杖之刑，并谪佃保安。在保安教习乡中子弟时，他把严嵩和李林甫、秦桧相提并论，大加贬抑，严嵩知道后，恨之入骨，便诬陷沈炼图谋反叛，把他逮捕处死，沈炼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害。
继沈炼上疏之后，刚刚升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奋笔写了一份《请诛贼臣疏》，冒死上疏。杨继盛在奏疏中也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五大奸计，请求世宗讯拿严氏父子，以正国法；或将其逐出朝廷，削籍为民，以全国体。严嵩看到后，却反咬一口，诬陷杨继盛目无君上、阴谋反对世宗，挑拨得皇上大动肝火，将杨继盛投进监狱。严嵩指使他的爪牙对杨继盛进行严刑拷打，杨继盛在狱中关了三年，备受杖笞拶夹之苦，大腿上的肉被打成了碎片，整个人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剧烈的创痛常常使他半夜醒觉，他就打碎瓷碗，用破碗片刮去腐肉和脓血，狱卒看得毛骨悚然，而他却神态自若。就这样，严嵩把杨继盛折磨得差不多了，又用奸计将他处死。
黄光升等人以为机会终于来了，便把沈、杨两案加入奏疏中，准备上奏世宗，重审旧案，严办严嵩父子。上奏前，他们把奏疏拿给徐阶过目，徐阶一看，大吃一惊，说：“诸位是想替严世蕃脱罪吗？”黄光升等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说道：
“小严一死，尚不足抵罪，怎能替他脱罪？”徐阶便说：“各位弄错了，沈、杨被杀，虽是严嵩父子所害，但终是皇上批准，此疏上奏，无异于归罪皇上，皇上震怒，各位必然获罪，而小严反倒会逍遥法外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徐阶的眼光。于是，徐阶把黄光升等人引入内室，屏退家人，挥毫修改奏疏。第二天，奏疏送进宫中，世宗看后，感到严世蕃罪恶滔天，立即命令将他送交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会审定罪。
而严世蕃在狱中听说黄光升等人中了自己的奸计，不禁大笑，拉着罗龙文的手说：“我等且尽情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那时再找徐阶、邹应龙和林润算账不晚！”他做了一晚的如意美梦。不料，第二天就被提审，徐阶将奏疏草稿扔给他，严世蕃一看，当即吓得瘫软在地，和罗龙文抱头大哭，悲叹道：“此番休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严世蕃和罗龙文绑赴西市斩首。京城中的百姓听说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相邀着来到西市观刑，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恶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严世蕃临刑前，家人捧过纸笔，让他写封家书，算作遗书。他接过纸笔，只是流泪不止，浑身筛糠般颤抖着，怎么也写不成一个字，往日作威作福的劲头早已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