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是唐代贤相，他的学养才能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代称赞。《资治通鉴》载，唐德宗时，宰相陆贽为政清廉，从来不收受任何馈赠，在与地方藩镇官员的交往中更是从不言利，分外之财分毫不取；他建树颇丰，致使稍后于陆贽的唐代名相权德舆，将他与名相房玄龄、魏徵、姚崇和宋璟相比，还说他的时政论述“昭昭然与金石不朽”。宋代名家苏东坡也对他推崇备至，认为他才智可比张良，思辨不下贾谊，文章则“聚古之精英，实治乱之鉴”，有“王佐”、“帝师”之才。
陆贽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县尉、监察御史、翰林学士、谏议大夫、兵部侍郎、宰相和忠州别驾等职。他品行端方，为人朴实，一生清正廉洁。早在陆贽担任华州郑县县尉时，曾东归洛阳省母，顺道拜望了名重一时的寿州刺史张镒。张镒十分赏识他，和他结成了忘年交，临别时张镒又赠他钱百万，另有其他礼物，说：“这是送给太夫人的一点薄礼。”陆贽一再道谢却分文不受，为示领情，只收了新茶一串。张镒更加看重他，认为他是一位贤士。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陆贽官任中书舍人。这时，他因母亲去世而持丧洛阳，借住于嵩山丰乐寺。消息传出，朝野上下无不给他送礼。但是，他依旧没收分文。史书上还专此记载道：“四方赙遗数百万，公（陆贽）一无所受。”各地藩镇都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硬是一份没收。
陆贽升任宰相后，自我要求更加严格。当时，一些跋扈的藩镇，倚仗其手中权力，各自称雄一方。不少朝官为了自身的利益，竞相同藩镇交往，而藩镇为了随时掌握朝廷动态，取得内援，也总以厚礼拉拢朝官。陆贽作为执掌朝政的大臣，自然成了众多藩镇竭力拉拢的对象。于是，重到金银财宝、轻至鞭靴细小，纷纷给他送上门来，而他还是一如既往，一概谢绝。
陆贽的清正廉洁，虽为正人君子所称道，却也被奸邪小人所攻击。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不善于沟通上下级关系。昏庸的德宗皇帝李适得知后，对其所为感到不可思议，遂下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并谕其“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物品受亦无妨”。意思是说，过于清慎廉洁，拒绝地方各级官员的馈赠，恐怕有些过分。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接受点儿诸如马鞭、靴鞋之类的小礼物总还是可以的。
陆贽立即上疏，表示不敢奉诏，并且说：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而已。还说：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因为“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所以“绝利去贿者，莫先于君主”，只有君主率先垂范，才能使朝廷大臣乃至各级地方官廉洁守法。陆贽认为：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此后，陆贽依旧保持清廉的节操，始终不渝。
皇上的话是圣谕，是谕旨。皇上恩准了的事情，照办就是了，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按照这种常理，陆贽有了皇上御批的“平常薄礼，但收无妨”，就大着胆子收礼吧。即便收“大”了，收多了，有挡箭牌挡着——皇上让的！这可是“受贿有理”的尚方宝剑啊！多好的机会，可是陆贽不但不“遵旨”，还讲出了一番振聋发聩的大道理。这就是陆贽，清廉的陆贽，力戒贪贿的陆贽。陆贽以反腐倡廉为己任，有他这样的政治家，确实是国家的幸运。
陆贽的见识可谓深远。事物的演变总是有一个由小到大、从轻到重，起于“微”而至于“巨”的过程。正所谓：“小者大之源，轻者重之端。”有个寓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偷针者和盗牛者一起被游街，偷针者委屈地说：“我只偷了一根针，就把我和盗牛贼一起游街，太不公平了！”盗牛者听了，颇有些不屑：“算了，你不要嚷了，我走到这一步也是从偷针开始的。”它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腐败分子，之所以走向腐化堕落，多是从细微处起步，从不拘“小节”开始的。
陆贽所言，强调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道理，那就是：“微”亦足道。尽管“见微知著”的古训早已有之，“祸福常积于忽微”的教训也从未间断，但像唐德宗那样把拒绝收礼看成“清慎太过”，乃至认为对一般的礼物“收亦无妨”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实际上，礼无所谓大小，钱无所谓多少，关键是能不能守住廉洁的思想防线。一旦思想上的防线被打开了缺口，小礼就会变成重贿，小钱就会变成大钱，而送礼送钱者便可乘虚而入，为所欲为……这就是陆贽所说的“利于小者必害于大”的道理。一个官员，如果在小事、小节上过不了关，则很难在大事、大节上过得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注重点滴，才能真正做到为政清廉、奉公守法。
廉是政之本。陆贽不仅大力反腐倡廉，还一向主张宽政爱民，将“养人”、“足食”放在治国安邦的第一位。他说：“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所以，“立国不先养人，国固不立；养人不先足食，人固不养”。基于此，他在担任县尉时就向上司提出过一系列宽政爱民的建议，诸如体察民情，整肃吏治，均节赋税，赈灾救贫以及节俭官府开支等等。可惜，“时皆韪其言”，致使他的好主张大都被束之高阁。后来，陆贽的官职不断升迁，权力日益增大，其宽政爱民的思想却未变。他为了实现其多年的愿望，遂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首先，陆贽认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官吏能否体恤百姓，清平为政。为此，在他主持科举考试时，不分门第高低，不受时俗影响，严格按照德、才标准，选拔人才。唐代著名人物韩愈、李绛、崔群、王涯和裴度等人，都是在他的扶持荐举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其中，李绛、崔群、王涯和裴度，后来还都官至宰相，实行了许多惠民政策。
其次，陆贽认为朝廷的赋税政策，直接关系到百姓的休养生息，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适可而止。在他为相之前，朝廷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一向以“增加赋税”和“征办先期”作为两个主要条件。哪些地方所收赋税多，又及时，哪个地方的官吏就被认为精明强干。官吏为争上等政绩，往往将税额层层加码，并严格规定按时征齐。遇到自然灾害，也都按数征敛，致使百姓叫苦连天。陆贽从客观实际出发，取消了这两项硬性规定。同时，他将官吏所治地区户口的增减、田地的赢缩、为预防自然灾害而设置义仓的多少等等，作为衡量官吏是否称职的标准。
第三，陆贽强调多为百姓办实事，诸如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修建学堂等等。多年来，他一直照此目标而努力。即使在他晚年遭迫害而被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时，他也依然关心着百姓疾苦。当时，忠州地区瘴气袭人，疾病流行，百姓深受其害。他在百忙中还排除种种困难，检索药典，搜集单方，汇编了《陆氏集验方》五十篇，为解除百姓疾苦，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心力。
唐德宗李适是位贪财好利的人。据史载，他搜刮贮存在内库的财物堆积如山，却只许进，不许出。即使在建中年间，田悦、李正己等人率部造反，军需不足，他也不拿出自己的库存钱。当他被叛军赶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心里想的仍然是金银财宝。所以，当此后河东收复，诸道贡献渐广，他又开始积贡物于廊下，并题名“琼林”、“大盈”，以为私有。
对此，陆贽实在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当前战争未熄，百姓困于供役的呻吟之声遍于全国，冒死战斗的将士未见丝毫赏赐，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待唐德宗重返长安后，其私欲更加膨胀。他甚至暗谕各地方为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于是，一些藩镇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时为宰相的李泌，曾为此而专门上疏奏请唐德宗停止诸道贡奉。但是，当他一看到唐德宗那副不高兴的表情，又“惆怅而不敢言”了。
陆贽却不然，他面奏道：陛下所要的贡物，“非地生，非天降”，而是朝廷取之于方镇，方镇取之于州，州取之于县，县从哪儿取？唯有榨取老百姓。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旁延进献，别徇营求”的行为，“减德市私，伤风败俗，因依纵扰，为害最深”。随后，又援引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苦劝唐德宗节制个人欲望。应该“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
唐德宗在位期间，宰臣曾多次更换，但换来换去，基本上还是那些奸佞误国、残害百姓之徒。其中，卢杞、窦参、裴延龄最为典型。卢杞的祖父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初的宰相，被时人誉为一代清官。其父卢奕也为政清廉，生活节俭，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但卢杞却与其先辈完全相反：他贪权贪财，嫉贤妒能，而且心狠手辣。一些忠直又有才的人，如张镒、颜真卿、杨炎等，都是他一手害死的。他还利用酷吏赵赞等人，以强借和加征的手段，大肆搜刮民财，不知逼死了多少人。为此，史书上说：“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陆贽不怕卢杞之流的打击报复，多次向唐德宗揭发、检举他们的各种罪行，有时还和卢杞展开面对面的争斗。在他和大将军李怀光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卢杞被贬。
窦参是刑部尚书窦诞之玄孙。他担任宰相后，引用亲党，使居要职，以为耳目。他“阴狡而愎，恃权而贪”，常常通过他的族子窦申等人，卖官鬻爵，受贿索贿。陆贽发觉后，再次挺身而出，对窦参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予以揭露。结果，遭到了窦参一伙的极力排挤和诽谤。陆贽仍不屈服，又联合了湖南观察使李巽和中使逢士宁等人，多次上疏，弹劾窦参，终于使窦参贪赃行迹彻底败露，被贬为郴州别驾。
陆贽担任宰相后，更以清除权奸为己任。当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为讨得唐德宗的欢心，妄奏从账簿中查出隐欺钱20万贯，还虚称从粪土中挖出银子13万两，另有许多珠宝绸缎。他声称这些都是余财，可请皇上另贮，以供御用。当唐德宗欣然“笑纳”时，裴延龄为了不露马脚，连忙派人“搜求市尘，豪夺入献，追捕工匠，胁迫就功”，搞得整个都城人心惶惶，怨气冲天。裴延龄还乘机将度支库藏的许多财物，弄到自己家中，占为己有。在他的影响下，他所分管的度支府“当给者无贿而不支，应征者受赇可纵免，贿赂公行，纲纪大坏，鞠其奸赃，无不狼藉”。但是，由于他是皇帝的宠臣，满朝文武也都敢怒不敢言。陆贽在此关键时刻，又站了出来。他还特地写了篇《论裴延龄奸蠹书》，准备进呈给唐德宗。其中，他历数裴延龄七大罪状，斥其奸蠹，“为旷代所未有”。
当陆贽的亲友们得知他的这一举措，都劝他不必过于认真。而他却表示：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随后，毅然上疏。结果，昏君不但没准奏，反而听信了裴延龄的谗言，将陆贽贬为太子宾客。接着，又将他连降数级，贬为边远地区的忠州别驾。在忠州，陆贽几乎是天天闭门不出，一心在家研究医术，并著有《陆氏集验方》50篇。唐德宗死后，唐顺宗李诵即位。数月后，李诵诏陆贽回京任职。但诏书还未到达忠州，陆贽却因病去世了。唐顺宗无限伤感，遂赠陆贽兵部尚书，谥号宣。从此，后人称之为陆宣公。
对于陆贽的评价，稍后于陆贽的唐代名相权德舆认为：他的学养都能和品德风范，可与伊（伊尹）徵（魏徵）、姚（崇）、宋（璟）相比。宋代苏东坡认为：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苏轼很可惜陆贽生不逢时、仕不遇主。他认为如果唐德宗能听从陆贽的忠谏疏议，那么“贞观之治”盛世就可再次出现。陆贽为国为民赤胆忠心，勤政廉洁的为官作风，崇高的道德情操，确立了他的“贤相”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