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勉，梁朝时中书令（宰相），一生身居高位，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节俭不贪，以“不遗子孙以财，而遗之以清白”著称于世。
古代的贪官虽说比比皆是，但廉吏也是不乏其人的。徐勉就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徐勉虽久居相位，但不为自己经营产业。他的住宅不大，却把西厢房让给寺庙。为了给两个儿子解决结婚用房问题，不得不把一块田园卖掉，以修住舍。他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朋中的穷困者和贫苦百姓，因此家里没任何积蓄。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遗子孙以清白”这一思想绝非徐勉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表露。他把清白看成是无价之宝，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遗产。只要读读他给儿子徐崧的一封家书，就可证明这一点。他在这封《诫子书》中说：“我家本来就清廉，因此常常过着贫穷素朴的生活。至于产业的事情，不但从来没有经营过，也从未谈起过。古人所说：‘将清白遗留给子孙，不也是很丰厚的遗产吗？’古人又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他们一部经书。’详细探求这些话，确实不是虚妄之词。我虽然不聪敏，但实有这样的志向，希望能够遵循、奉行古人这个教诲，从不敢堕落失误。希望你能够理解和体察我的志向，那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和失望的了。”徐勉这篇家训强调的“清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父母如果能留给子女一个“清白”的好传统，那是一笔最可宝贵的财富；另一方面，当子女的也应力求为人“清白”，以不悖父训。古往今来，多数父母遗留给子女的往往是多多益善的物质财富，这种父母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滋长依赖心理，从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勇气和能力，坐吃山空，因而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徐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要以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那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是有所启示的。徐勉的两个儿子后来都很有才能，而且以父亲“清白”二字为做人准则，显然这同良好的家教对他们的熏陶关系很大。家庭教育的特点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由于孩子的可塑性大，所以对其品行的教育尤为重要。对于一时不能明白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都会接触到，只有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走正。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考虑，才能使其真正受益，在任何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徐勉年少就砺志苦读，废寝忘食，同时修身养德，谨慎交友，后来身居高官，一心辅助君王，是梁朝的忠臣重臣贤臣，名望很高。”当时有一个叫王融的人，才华横溢，颇有名气，他少年考中秀才，在竟陵王萧子良手下当了一个幕僚，很受赏识。他最大的特点是才思敏捷，应变能力特强，因此被齐武帝提拔为礼宾司长，负责接待各国的外交官工作。他在外交工作上很称职，既周旋应对自如，又较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形象。王融还能诗善文，当时有人认为其诗文可以与司马相如媲美；他还与沈约等人一起，创建了讲究声律的新变体，即永明体诗，推动了诗歌形式的发展。王融很欣赏徐勉，想与他交朋友。这样一个既是政治明星，又是文学大腕的双料名人，许多人巴结还巴结不到呢。可是被徐勉拒绝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徐勉对身边的人说：“王融虽有才华，但急于求名求位，是个难以安居人下的人。这样的人将来没有好下场。”后来齐武帝病重，萧子良和萧昭业争夺帝位，在齐武帝弥留之际，王融假作诏书立萧子良为帝，后来阴谋败露，萧昭业继位后，就把他杀了。急功近利，利欲熏心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因为过分追求名利，往往就会采取违法违纪等不正当手段去争取。徐勉因为不和王融交朋友，也就没有受株连之祸，还因此出了名，人们叹服徐勉善于识人。
梁天监二年（公元502年），徐勉被梁武帝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与并掌管选拔官吏之职。此时梁朝建立才一年多时间，梁武帝兴师北伐，朝中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徐勉是吏部的重要官员，因为他极有文才，梁武帝还让他“参掌军书”。徐勉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工作本身也确实繁忙，他因此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他家养了狗，因为他回来得少，狗都不认得自己的主人了，每次回来时都对他狂吠，完全把主人当成了陌生人了。徐勉感到很恼火，又无奈，对别人说：“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徐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组织人事工作。跑官现象不仅现代有，古代也有。徐勉做了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之后，他家可热闹了，有事没事来套近乎的人众多。有些脸皮厚的人，甚至干脆伸手要官。徐勉的态度是一律不给。有一个叫虞暠的人，仗着和徐勉的关系比较好，想求做詹事官。徐勉正色道：“今夕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虞暠讨了个没趣，只得讪讪地告辞了。当时的人都心悦诚服，并说他秉公办事而无私心，称赞他为“风月尚书”，“止谈风月”也成了历史典故。同时，他对当时盛行的官署衙门及官名，加以整顿和合并，从而减少了国家对吏禄方面的开支。
不久，徐勉领太子右卫率，侍东宫太子，敕知宫事，讲其孝、礼。他曾上表，请求解除宫职，但梁武帝不准。他越居高位重位，越是尽心奉上，做到“知无不为”，凡朝仪国典，婚冠凶吉，事无巨细，皆予躬亲。徐勉才学广博，多识前朝之兴衰，凡表奏事，均有利于梁王朝的大业，其奏章上呈后，草稿烧毁，从未泄露机密。他办事公平，因而很得人心。
《资治通鉴》评价，梁朝称得上贤相的只有二人，而徐勉就是其中一人。徐勉去世时，梁武帝为失去贤相而悲痛流泪，并亲驾临殡，给这位廉臣以极高的哀荣。清廉一生的徐勉非常受时人尊敬，也为后人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