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假如你面对两个人，其一深爱你，死心塌地，而你却不爱他（她），另一个是你的最爱，你愿用一生的时间来等待，可他（她）一点也不在乎你。那么你会选谁做你的合法妻子或丈夫。
大多女孩子选择第一个，因为他会呵护、疼爱自己；少数女子选第二个，因为她们不想要有缺憾的爱情，而且自信会让对方爱上自己。与之相反，绝少男人选择第一个，因为他们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捕获芳心，用不着迁就深爱自己却不被自己爱的人，所以他们选第二个。
这是朋友用来考验我的，当时我问还有没有第三个可能：一个既不爱我而我又不爱他的人，若有，我选他；如果可以不结婚最好。
朋友很诧异，说我是怪人，其实我是凡人。大凡结婚的人，没有几个是小说上，影视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芸芸众生，为了生活，为了衍续种类而结婚，爱情也许从头至尾都没出现过。
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固然美好，可人不爱我，他那深锁的眉头，悲伤的神情，岂不是对爱情的嘲讽？我不是爱他，而是害他！他若真有可能回心转意，不结婚一样可以办到。而像穗子那样待在丈夫怀里寻求安慰、支持、爱抚，心中却牵挂着他人，实在是不道德，好听点叫“同床异梦”，严重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骗子，是叛徒。
我想只有与一个无爱情可言的人结婚或许更道德，至少我们的心灵背叛时不用戴上枷锁，各有各的秘密空间，也不用整日费尽心机去吸引对方，更不会因陌生女子的电话而神经兮兮。
大家都说我这是歪理邪说，并认定我是世上最怪的女人。所以当许多朋友得知我突然结婚时，异口同声地喊：“见怪不怪！”
我要结婚一半为房子一半为清静。
我受够了没有房子的苦。刚分来时，与同来的四位女教师挤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宿舍里，要是谁的男友来了，其他人便要被赶到大街上，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大家一再反映，最后校方答应每月补助500元作房租费，自己找地方。学校附近是一个村子，我们图近便只好搬入农家。若房东人少还好，稍多，上厕所就成了问题。我从不敢在住处蹲茅厕，因为房东或他的儿子极有可能闯进来。水用多了，房东不高兴；电灯亮久了，他也嚷嚷。从这家搬那家，没完没了，我来了才三年就搬了五次家，令人头痛。
最让我招架不住的是父母、亲朋的关注。这个问“怎么还不找人？”那个问“是不是条件太高了？”母亲一遍遍叨唠谁谁结婚了，谁谁生孩子了，总之大有扫地出门之势，而且小弟结婚还等着我倒房间。单位的同事也倍加关心，“再不找，男人可都成了爸爸了。”“女人越老越不抢手。”还有甚者悄悄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缺陷。
有一天我对着镜子细数眼角的皱纹，发现二十六岁的女子确实老了，与十七八的学生一比，真可谓“人老珠黄”。于是我决定结婚，与一个相识不到三个月的人结婚。
他是朋友的朋友的什么亲戚，在这个小城中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上班，月薪四千多；父母在乡下；快三十了，北京某大学电子专业本科生；我知道的就这些。他也如我一样受够了没有房子的苦，更不知如何向父母交待，这才横下心：结婚！
我们都是极其忙碌的人。我每周只有一天休息。除睡觉外都呆在学校里。而他更忙，有时十天半月没一点消息，偶或打个电话，也因手机大叫而匆匆挂断。所以同室的人没有谁见过他，更没有人能打听出他的前尘往事。
我们只在一起吃过三顿饭。第一次是相亲，在本城最豪华的大酒店的大厅里，说了不到五句话，大半时间是看窗外夜景，听音乐，喝饮料，吃东西；第二次是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这人怎么样？”“行！”我把玩着手里的杯子说。“那我们就确定关系吧？”第三次是为订婚，我请他，在学校不远处的一家快餐店。他像早已知道般说：“下个月订婚，明年五一结婚，如何？”我摇摇头，“太仓促了是吗？”他问。
“不是，是太慢，今年十一我们必须领出证来，因为下半年我们学校要集资盖房，单身的教师不在分房的范围。可论工龄，论年龄都该有我的份儿。”
第四次就该是我们的婚礼宴席了，可偏偏此时这位准新郎失踪了。
那天我们吃过饭便上街购买结婚用品，家电、家具、橱具，跑了十几家商场才买了一口锅两把暖瓶和一架书柜，不是东西不可心而是我们都没带那么多钱。临别，他留下手机号码和办公室电话号码，说过些天会让人捎给我钱来置办东西。果真，几天后朋友拿了一个红色存折给我，说是他给的。
房子是半商品性的，校方只承担百分之三十，剩下的自己填上或以工资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十年的期限。我当时无人可商量，也不愿向他说，便硬着头皮填写张张类似卖身契般的单子，并按上手印。领到钥匙后，我让他来取，他说很忙，我只好再托朋友的朋友捎过去。其实从拿到钥匙的那一刻，我便认定房子是我个人的，是我的单位分给我的，他不过是出钱租赁了一半。
距离婚期还有二十来天，他突然打电话说熟人装修房子，让我过去看看有什么意见。我赶到时，满房子叮叮当当，哧哧拉拉，空气中弥漫着油漆与白灰的味道，他已安排好回公司了。工头客气地说：“你先生说我们先干些基础活，比如铺地板、刮瓷、贴壁纸、包墙裙、封壁橱，其他由你来定。”
我对房屋装修一窍不通，指导什么。
“很好，就这样做吧。”
“厨房与卫生间呢？”
“这个……”我想不出所以然。工头一笑，恐怕我是他见过的最笨的女主人了。他提示我，“厨房需要安换气扇还是抽油烟机？卫生间是不是要放浴缸？窗帘是支架式还是固定落地式？阳台封不封？”
我吱吱唔唔，不知如何是好，“随便吧，你看着办，当然要精细些才好。”
他越发笑起来，“我们干活的最怕随便。你说随便是什么？没有一定的计划，我们怎么敢开工。万一完工后，我们的随便不合你的随便，是谁的错？”
细想一下，他说的一点没错。如果有人让你给他买饭，你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这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吃，而是他什么都不吃，因为世上没有卖“随便”的。
“随便”，人家该如何干呢？
幸好我想起了一个人来，十分钟后穗子火速赶到，她站在房子中间比划指挥，抬高嗓音以盖过嗡嗡的电锯声，很快将“随便”明朗化。
婚期马上就要到了，可要与我结婚的人却突然消失了。装修公司的人找到学校讨要安装费，我拿出所有钱也只是个零头，好在同事小王手下正好有余为我解了围。打电话去他公司，公司说他请假了，手机关机，宿舍无人；朋友的朋友向他老家询问，他姐说他两个月没回家了。忽然我觉得自己好可笑，天啊，我要与一个什么人结婚，他是人还是鬼？
奔忙了几天，现在我反而清醒了。当时确定要与他结婚时就压根没考虑他的人品与作为，单凭一面之缘便决定了一生大事，现在出事了，能怪谁？朋友去责备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没脸见他了，而他也没脸见我了。我不再焦虑，不再生气，反正房子我住进去了，总不会再把我赶走吧。细细收拾东西，一趟趟往新居搬运，最糟的结果无非是我个人住进去，取消那场游戏似的婚姻，被人取笑半年。
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婚礼的前两天，按着风俗，我们家要男方来“催妆”。姑姑、阿姨、婶子、大娘、姐姐、嫂子一大堆人涌向我们家，依礼节今天男方要来“上头”，即把新娘上轿时的衣服、盖头、上下车钱、米、面、肉等东西送过来，女方将大件嫁妆提前送去新房。我找不到他又怕父母着急，便推说工作忙走不开，请求母亲取消这一过场，我们又不是三四十年代的人，用不着走过程。母亲死活不依，竟派小弟赶来，直接找校长请假，将我押解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