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已快到三个月了，已是秋去冬来的季节。江边的西北风已经吹出呼呼的声响，江边苍茫的芦苇，堤旁淡黄色茅草，左右摇摆，波浪起伏的一浪涌一浪向前飘荡。官道上老弱病残的人，面黄肌瘦，步履艰难，患难知真情，他们互相搀扶着，从官道上分散走上田间的田埂小路上。他们是去投亲靠友，躲避战难的。远处炮声隆隆，一阵又一阵的浓烟冲天而起，大仗还在后头呢。
下午，天上的太阳泛着蛋黄的光挂在西边群峰之上，乱云飞渡，飘过太阳的脸庞，太阳时阴时阳，阴阳难分呀。战争是红是黑，红黑难料呀。但起义军官兵心中确是十分阳光，胜败乃兵家常事，许多人在说，不推翻满清，死不瞑目。有人说，上天真没有眼睛，我们要上天干什么，从道光皇帝到那个老妖精慈禧起，不知与列强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我们要满清，就要亡国，我们要中华，就要消灭满清，别无其出路。
王安澜是一个知书达礼的秀才，一个满怀激情的穷知识分子出身。他认为，打倒满清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列强就没有可能瓜分中国了，就能实现孙先生所提出建立共和，平均地权的目的了。他在回武昌进见黎元洪的路上，突然想到与谢元恺元凯的一段对话，他还不知到，谢元恺已慷慨就义了。
谢元恺是河南信阳人，信阳离武汉较近，所以谢元恺随父迁居汉口市。谢元恺从小读书，不是一个考取秀才的人，当时招兵时，竟然考官忘记问他的学历了。但他是被军官学校招去当老师的。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是清军第33军官学校教官，时任该校第三标（团）左队的队官。谢元恺认为为人师表，就应该为圣人代言，行君子之风，为人身体立行。作为老师，他自己并没有参加起义，但他支持革命，支持学生参加革命起义。后起义军起义成功后，立即将军校官兵，扩编为起义军，谢元恺同意参加了起义军。由于谢元恺是老师，懂军事技术，加上作战勇干，很快立下战功，立即被提升为第四标统。一方面该原校毁于战争，对谢元恺的过去不了解，再加上谢元恺一直直接在前线作战，不幸牺牲。他是革命起义军中，较早死的较高职务军官之一。因此后人对战功赫赫的谢元恺了解很少，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不过中华民国初谢元恺被追认为陆军少将。
当王安澜在大智门战地离别谢元恺时，在阵地上，他们两人边走边说着感人肺腑之言的对话。他们两人一见如面，理念相同，互为知音。
王安澜深情的说：“我们两人的心情，可能是一样的，心怀仇恨，满腔愤怒，但我爱激动，幻想一天能消灭满清政府就好了，我太幼稚了。战争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日夜寝食不安，我甚至想与战士一样拿起刀枪，战死沙场，最后一尽我的职责。”
谢元恺说：“安澜兄，死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一死报国确实是一个战士的责任，也是一个战士的光荣义务。但现在我们还不到战死的时候。我们还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我们要尽更大责任，使中国的土地上少死人，让中国更多的人活着，活得更好，如果我们作不到，那就是到了该死的时候了。安澜兄，我们是行天道的人。你是考上秀才的人，你是读过《易经》、《诗经》、《尚书》的人。这些书中说，黎民百姓的愿望，就是上天的愿望，上天的愿望就是代表庶民的愿望，这就是“天人和一”，这就是天道。统治者实行“仁政”，就是人道，也是天道。清朝政府，忤逆广大人民的意愿而行，因此不分你是什么民族，被打倒是天经地义的，是天道。所以王安澜兄，我们是在“替天行道”。我们尽力，不轻言牺牲，万一有所不测，死得其所，也可瞑目了。”
谢元恺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读书人。但他是一个儒学培养出的君子，他常常想到论语中的话。有仁德的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算得上有仁德了；志士仁人，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宁可牺牲生命以成全仁德。一个战士，一个下级军官，不成功，便成仁，言必信，信必果。谢元恺在大智门火车站战斗中，率领战士，身先士卒，拼死抵抗清军，不幸以身殉职，慷慨就义。
大智门战场的战斗，是清军进汉口市的首战，两方都在力争战胜对方。当时谢元恺考虑清军部队全为受过正规训练的队伍，起义军是原起义军和新参军市民组成的部队，自己军力不敌敌人。其次，清军的两大杀器重炮和重机枪，是起义军所没有的武器，杀伤力大。因此，谢元恺在大战前，正苦苦思索如何多杀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的锐气。他还在思考，如何应对敌人的两大重武器。谢元恺，想来想去，在敌强我弱的情下，只有避实就虚，见机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谢元恺，紧急召集营连军官，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决策，开展议论。大家都发了言，都认为只有如此策略才能治取胜，别无他法。谢元恺，就避实就虚的办法，提出了两个方法。避实第一招，就是避重炮和重机枪，出击敌人的时间就是只能安排在两军短兵相接之时。这时，敌人重武器也怕伤了自己人。因此，我们出击的战场，选在各居民区的出入口，而非道路的街口。避实第二招，所以第二梯队的人，都埋伏在居民区内，动员群众作后勤支援工作，专门找敌人薄弱环节攻击，从整条街道有利之空隙打击敌人，不见兔子不放鹰。以上的两个作战原则，就是不与清军打阵地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