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弓总算捉住了这丝笑意，恭敬地招呼道：“吴局长也来洗澡了！”
局长笑着点了点头，笑得很真切，头点得很形象，老弓感动了。想朝局长身边挪挪，刚要抬步，忽觉这样赤条条地接近局长不大体统，就跳进池水里慢慢靠近局长，心里想着下一句说什么合适。
局长却说了一句令老弓激动又不安的话：“你搓过背了吗？咱们互相搓搓背吧。”
局长竟能提出跟一般职员互相搓背，这样的局长多么平易近人。可老弓又有点儿为难，搓背这活儿不比别的，如何能既搓得净，又搓得不疼，那动作要柔中带刚刚中带柔，不好掌握哩，就算自己能掌握住，那么局长呢？难道能让堂堂的一局之长为自己搓背不成？虽然为难，老弓还是迅速扫视了浴池一遍，确认没有发现本局的人，这才走到局长的身后，拧干毛巾把局长背上的水擦干，一丝不苟地先为局长搓起背来。局长身上的灰很多，那无数小细虫一般的灰条条儿使得老弓心里更觉得局长也是凡人。
“你在哪个处呀？”局长问。
“计划处。”
“在哪里住呢？”
“四号楼。”
局长不断地寻找话题，老弓积极又谨慎地答着。几问几答之后，话题扯到了老弓的家庭，他觉得和局长间已经达到了一点默契。“吴局长。”他便忽然叫了一声，声调极其郑重，局长不禁扭了一点头，将一面耳朵对着后侧的老弓。
“我，我有个困难，想请局里……”
“唔？什么困难你就说吧。”
“我再有几年就该退休了，可是身边没人，想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调回来，外面我没有一点门路，看能不能调到咱局，对了，我儿子他是干部。”
局长不假思索地问：“你有几个孩子？”
“就这一个。”
局长又说：“可以考虑照顾嘛，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老没有所养，不是太残酷了吗？”
老弓眼圈一热，老泪差一点掉下来，忙说：“谢谢局长了。”
“谢什么，回头你来找我，把情况再说说。”
“哎哎。”老弓的双手更麻利了，局长身上的灰刷刷往下掉。
当局长的周身终于搓得白中透红时，老弓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局长说话算话，反过来要为老弓搓，可老弓诚惶诚恐，再加上腰也实在疼，就以自己已搓过为由谢绝了。
那天是老弓多年来心情最舒慰的一天。
第二天上班到半上午时，老弓悄悄地出了办公室，去找局长说那件事儿，走过局长办公室的第一个窗户时，他就看见了局长。局长正站在紫红色地毯上打电话。局长身穿深灰色中山装，挺着前身，一手叉腰，铿锵有力地下着什么命令……一种庄严的神秘的力量，从局长那魁伟的身上散射出来，局长还是局长。老弓又畏缩了。
几天后局长见到老弓，也没提那件事，大概已经忘了，局长挺忙。
老弓的腰还隐隐地疼。
花婆
原非
花婆一生嫁过三个男人，一个教书先生，一个泥水匠，一个长工。三个男人婚后都不过两年，不是病亡就是祸死。三次寡遇，无须别人多讲，她就知道自己命不好。有了这般认识，她就断绝了一切温柔富贵的奢望，干脆拉根打狗棍，老老实实做起叫花子来。
不想这一讨饭，竟在洛河讨出了名堂。
花婆讨饭不做穷相，依旧像过去一样清爽端正。夏天灰布单衣，冬天黑布棉衣，脚腕那儿常年扎着一副绑腿带，头发一丝不乱地网在发兜里。竹篮碗筷也干干净净，还有一方白布掖紧四角遮了。也许开始的不习惯反使她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她不喊叫，只朝敞着的大门前一站，静候着主人出来。如碰上狗咬，她也仅抡着棍子在地上划拉着抵挡。主人发现她，舍一块饼或一碗稀饭。她伸了篮子或碗接过，点头一谢，躲到无人处，蹲下埋头吃了，然后来到正在车水的井台上洗碗。如果吃饱了，就在井台上略坐一坐，随后无选择地随便走进谁家田里，帮着做些应时的活儿，如果觉得不足，便拿了新洗的碗筷，再去村里讨要。
花婆总是这么一副姿态，安分自爱。日子一长，人们的意识里就淡漠了她作为叫花子的形象，只把她当作闲人对待。洛河川多水田，人们四季都忙，亲朋间有什么要紧的口信儿，一时腾不出手来，这便想到了花婆，这就托她十里八里地去传递。无例外地，隔个一天两天，对方就有了准确的回应。进而，人们又大胆地让她捎些小东小西，这也毫无差错。再后来，商贩们为逃匪劫，竟把携带银钱的事也委托给她。这样下来，花婆终日负载累累的，追着洛河上的帆影或伏牛山上的流云，西来复又东去。
一天清早，花婆为一商贩转送款子，在伏牛山脚下被两个土匪劫了。她尾随着歹徒来到大山深处，走进一座寺院，见着了土匪头子张秀。张秀外号旱螃蟹，水陆两路都有他设的卡子。
花婆向张秀讨款子。张秀从大烟炕上爬起来，双脚点在鞋口里，盯着花婆说：“你上我这儿讨钱，你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花婆说：“你是土匪头子，洛河川没有人不知道。可你立过规矩，不抢邮差不抢贫。我是讨饭的。”
张秀拨弄着手下交上来的一百块银元：“你是叫花子，哪来这么多钱？还是硬货？”
花婆说：“我替人家送的。”
张秀说：“那就不是你的。”
花婆说：“可在我身上带着呢！”
张秀一挥手：“别跟我啰唆了，走吧。”
“你叫我走就得把钱还我，”花婆迈着小脚上去撮银元，“要不我就没脸见人了。”
张秀一拍桌子上的手枪：“你既然是叫花子，还什么脸不脸的，打出去！”
几条大汉一拥而上，架起花婆，凌空丢出山门。花婆挣扎着站起，一句话不说径直朝山崖走去。可惜她力气不足，一跃没有跳到沟底，而是落在不深的一块石头上，只撞破了头。
土匪把花婆弄上来，撕了她的衣襟替她包扎。张秀看着山门摔碎的破碗片，抠了一会儿鼻孔说：
“看不出，这婆子还这么重义！把那钱扔给她吧。”
自此花婆出了名，钦差一般在洛河川通行无阻。但她依然固守着一贯的叫花子形状，到哪儿只讨一口饭吃。
可是，花婆最后还是被人杀害了。她死在一个十字路口，透胸流下一摊血来，棍子碗筷还在身边，只是没了竹篮。人们报了官，县警察局却没来人。
花婆葬后个把月，有怀念者到坟上烧香，意外地发现坟前趴着一个男子。那男子身下一片淤血，子弹是从两只眼睛射进的，而他僵硬的手下就压着两把手枪。竹篮也回到那花婆坟上，里边放着白花花两百块银元。
张秀一伙也来人看了那男子，说不是他们的人。人们于是猜测，那男子一定是外来的匪徒，还不知道花婆的善誉，及至知道了便深感羞愧，这就送还了劫物，自裁以谢罪。不然，他不会灭了自己的眼睛。
地方上贴出告示，要那银元的失主前来认领。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失主到来。人们这就商议，想用那笔钱为花婆修座庙。庙名都拟好了，就叫义丐庙。这时，县警察局来人了，说要破案，就把那二百块银元作为物证收了去。
案子终究没破。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仍旧是那种猜测。
防“道”网
郎淑珍
李师傅在这里住了许多年了，他家的阳台没有装防盗网，他也从来没有想要装，还说装了防盗网，人就像住在笼子里一般，不舒服。可是前些时候他却一反常态，要大儿子李明马上去找人来把防盗网装上，十万火急，刻不容缓！
李明去问了价钱，算算是一千多块钱，这对于他家来说不是小数。李师傅从工厂退休下来，每月领五六百块钱养老金。老婆是家庭妇女，没有养老金。一份养老金两个人用，已是入不敷出，还要挤出钱来帮两个儿子。大儿子李明的老婆失业了，小儿子李强当兵回来，工作一时没有着落，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要拿出一千多块钱来，谈何容易？
李明跟父亲商量：“我看还是算了吧。”李师傅说：“不行。这是要紧事，没钱借钱也得装起来。”李明不解：有什么要紧呢？家里除了冰箱之外没有一样东西能值一千块钱，值得花那么多钱为它们防盗？
李强听说父亲要装防盗网，也表示反对：“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下面都是商铺，谁敢光天化日之下爬阳台？”李师傅说：“白天不敢，晚上呢？”“晚上就更不用怕了，我们家那么多人都在家里，还怕他一个两个毛贼？再说啦，有我这个大兵当‘厅长’（李强没有自己的房间，睡在厅里），给您老和大哥放哨，你们还不能放心睡觉？”
李师傅没有听从他们的劝阻，还是坚持找人借钱装起了防盗网。他家的防盗网很气派，别人用的是一般钢材，他家用的是不锈钢。
这事让儿子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跟我说：我爸老糊涂了。
只有他老伴知根知底。那天她过来和我闲聊，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天她和李师傅在楼下散步，两个小孩在抬头看这栋大楼，其中一个说：“咦？真奇怪，家家都有防盗网，怎么那一家没有？”另一个说：“有什么好奇怪的？他家穷，装不起，再说装了也没有用，他家没有值钱的东西，不怕人偷……”那天李师傅回到家里，一直闷闷不乐，像是生了病。第二天一早就找儿子说装防盗网的事。
原来如此！看来他家的防盗网应该改个名字才对，叫防“道”网：防人说三道四。
儿子请客
茨园
抹桌子，扫地，烧开水。
可儿从没这样勤快过，又是帮我又是帮秋，让我俩好一阵受宠若惊。但当我和秋四目相对时，却同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可儿肯定又要买什么东西了。”
想问，犹犹豫豫又不敢问，怕万一可儿提个要求把人吓着。
吃完了饭，可儿凑到我跟前，问我：“爸爸，小郑、小刘几个叔叔这些日子怎么不来家里喝酒了？”小郑、小刘，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常来，但后来，为了可儿能好好学习，也就和他们不怎么来往了。
“你不是说不喜欢他们来吗？”见可儿问，我说。可儿一愣，笑道：“其实你也该常叫叫他们，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真不明白可儿为什么突然这么世故。可儿今天怎么了？
可儿看了看他妈，终于说他想请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家坐坐。说着又看了看我，说有的同学已请了好几次，他再不请就会被同学看不起的。
这样的事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不少。我和秋相视一笑，点了点头，应了。
改天，十几个八岁的孩子到了我家。上菜，开饮料。客套着催促他们开吃的时候，几个孩子看了看可儿，可儿脸一红，说：“爸爸，酒还没上呢！”我不由一愣，想到这些小毛孩也……但看着可儿尴尬的样子，我忙说：“要点儿葡萄……”家里白酒、葡萄酒倒都有一些。
“那就来点儿白葡萄吧。”一个孩子说。
卧室里，我悄声对秋说：“想不到现在的孩子……”正说着，可儿推门进来了：“爸爸，该你敬酒了。”我狠狠地瞪了可儿一眼，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学会喝酒的”，秋却冲我眨了眨眼。那意识无非是说：“你可要给可儿留个面子啊！”“唉！”我长叹一声，随了可儿一脸堆笑“敬酒”去了。“敬”着，一个孩子说可儿告诉他可儿妈即将“下岗”，如果我没有意见，他可以让他爸帮忙给秋换一个工作。我嘴上连声称谢，心想为了秋的事我求过好几个当处长、副局长的老同学都没办成，一个小毛孩子也能办成？但不久，秋的调令下来了，且是从大集体直接到国有企业的调令。
秋兴冲冲地描述她那一帮小姊妹怎样用羡慕的目光看她的时候，我目瞪口呆。可儿自豪地说这都是他的面子。还说：“要不是‘铁哥儿们’，人家才不帮呢！”
秋的工作有了着落，我自然高兴。心想现在办事都兴请客送礼，便试探着问可儿：“用不用买些玩具给那个小朋友表示表示？”
“这么大的事一点儿破玩具你怎么好意思拿得出手？”可儿不满地白了我一眼，说。
“那么，你说该怎样办呢？”我红着脸问可儿。
“拿两吊钱（两千元）出来吧。”可儿说。我和秋惊得说不出话来。
脚步声
陶继森
下午两点，市委机关还没有人上班，大院内显得愈发清静、幽深而神秘。
办公室主任殷新却早早来了，埋头誊写一份焦书记下午在“论人才学”会上的报告。他很认真，很专注，字写得大而端正，如同印刷一般。
这份报告誊写完，他很得意，仿佛焦书记看到这份清晰漂亮的报告，正对他微笑着说：“这本身就是人才嘛。”
他放下笔，点了一支香烟，头仰在藤椅靠背上，微合眼皮，一口接一口地吐着烟雾。
走廊里，脚步声哒、哒、嚓……显然是布底鞋声音，缓慢而零乱。
门轻轻开了，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太太走进来，站在殷新对面，默默地注视着他略显疲倦的面容，几次想呼喊他的名字，却又不忍心打断了他的冥思遐想。
一分钟，两分钟……他竟然睡着了，脸上挂着莫名的微笑。突然，他猛地一惊，烟蒂烧烫了手指，他慌忙站起来，甩掉烟屁股，眼睛一亮，惊喜万状：“妈，您什么时候来的？”
老人又好气又好笑，说：“来了好一会儿喽！”
“我怎么没发现您进来？”
“你咋会知道妈来？”
“我曾听到走廊有脚步声，没想到是您呀。”
“听脚步声，哪能知道是妈？”
“妈，记得我小时候，您下田怕我和姐姐下塘玩水，常把我们锁在家里。有时你中途突然回村，我就能辨别出你的脚步声。姐姐不相信，同我打赌，我们趴在窗口看见您，姐姐好佩服我的听力！”
老人揉揉昏花的眼睛，难过地说：“哎，那时候，你心里只有妈呀！”
殷新听了母亲的话，脸上火辣辣的，既愧疚又尴尬。咦，今天是发薪的日子，想必是母亲来取生活费的。是的，半年没回乡下了。
蓦然，殷新神经质地一愣，眼珠定了神，停住同母亲讲话，拔脚就朝外走。老人见儿子这般模样，诧异而生气地喊：“殷新！你……”
“妈，焦书记来了。”
“焦书记？”母亲跟着儿子走到门口。望着空无一人的走廊，疑惑地问，“他人呢？”
“已经上楼了。”
“你怎知道的？”
“我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上班了，人多哩，怎会是他？”
“妈，焦书记的脚步声我太熟悉了，您看——他不是来了吗？”殷新一脸的神采，一脸的得意。
焦书记不紧不慢地走上楼，正向这里走来，走来。
老人揉揉眼，望着焦书记越来越清晰的身影，又瞅瞅儿子熟悉却显得模糊的面孔，深深地叹了一声……
热闹
李利君
张太并不太在意对门住的是什么人。她想，总也不会是什么本事大的人。因为，这栋楼东侧的是100m2的，而自己住在这西侧则是130m2的。
她的家经常要在夜间接待一些来访者的。张太并不是很烦，因为来访者都是毕恭毕敬的，并且都会带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没办法，张先生是这个城市的“上层建筑”，住在这套房子里已经算是很廉洁的了。因为门经常开关，她有时会看到对门其实也经常有人来，似乎并不比她家来得少。不同的是，她家的来访者总是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可是对门的人却都是春风满面地来，又春风满面地走。
这让张太有一点点的意外。
中秋前几天，张太家似乎更忙碌了。人们几乎是排着队进来的，坐上一分钟就离开。张太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对门的上访量却还和旧日一样。张太劳累的心不知为什么有一点儿小小的自得。然而，这自得没有两天，就被无情地撕破了。
对门一下子人至如云，并且，还不时有笑浪传过来。张太心里就有点儿烦。她其实也想来人能带来一些欢笑，而不是什么鱼翅、红包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却像前世就修行好了的奴才一样，皮笑肉不笑，搓着手，不知所措的样子。张太脸上早没了什么好颜色，她木然地送上一杯茶水后，就去看电视。张先生经常不在家的。张太知道来访者没话找话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让她转告张先生来者是谁。
张太的耳朵里却不时传来对门的欢笑声。她的心早就飞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