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和许景澄的第二封奏折于同年七月八日呈上，内容如下：
窃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官。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东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
该匪既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伊今，实为罕见。
匪徒初攻使馆时，莫不谓旦夕间便可刬除，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告矣。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诩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夫以数万匪徒，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
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已极，且既容附人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
况历奉严旨，禁止持械寻仇，焚毁劫掠，并令解散出城。该匪竟置若罔闻，横行如故。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愈抚则愈众，愈纵则愈骄。
臣等前次奏请专责成大学士荣禄，用且剿且抚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祸乱日亟，愚妄之见，尤不敢不冒死渎陈于圣明之前。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愤，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贻害至今，负罪实甚。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于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童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室，而杀其阍人。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邻居之诘问，必不向子弟童仆，而向家主。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童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
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甫”，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猕薙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朝廷方赐各使馆蔬果米麦，以示怀柔，“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该匪仍倚骄将（董福祥）为护符，肆行攻击，外人转疑朝廷阳款阴袒，谓非纵令恣意凌铄，其谁信之？
夫使馆无恙，将来与各国复归于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当激发天良，剖言祸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释其本国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转圜较易。若使馆尽毁，使臣尽戮，则我皇太后皇上此时怀柔之恩，外人无从从而知之，欲释于各国，虽百喙亦无从解免。今各国纷纷调兵，以代剿匪为词，疑之者谓趁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
注释：① 出自《论语》。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待外人代庖？
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比昵匪徒，向各使馆攻击，违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离，匪势较弱，则剿除羽翼较易。一面仍请责成大学士荣禄，克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剿洗，永杜后患。
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
以下为袁昶与许景澄三道奏折中的最后一道，于1900年7月23日上呈，摘选如下：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
昔咸丰年间之发匪捻匪，负嵎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据三四载，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为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自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
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棱，用雪积愤。
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羞当世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君罔上，莫此为甚。
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纷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来京避难之人，佥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如何束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
裕禄屡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昏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
大学士徐桐，索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
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妄。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邪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狝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诘责之乎？
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等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佥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
应请旨将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