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
主持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参与者：朱航满、李小婧、刘溪（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2004 级硕士研究生），穆莉、朱寒汛（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5 级硕士研究生），傅逸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2006 级硕士研究生）
时 间：2006年9月26日
地 点：解放军艺术学院
引 言
朱向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莫言是我的同学，是你们的大师兄，尽管他脱下了军装，所写也并非军旅题材，但我们还是乐意关注他的新作。而且他又刚刚获得一项洲际大奖，所以也借讨论这部作品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祝贺。
我想从莫言新获2006年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十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何谓“旗手”？据我理解，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国文化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 旗手”意义正在于此。
20年来，莫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一直到《红高粱》。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并迅速进入了爆发期。这个阶段他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模式，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但同时也受到一些拉美和西方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的影响。这期间的作品表达的都是中国的人和事、民间的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这点始终没有变。《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风格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
第二阶段，即《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中期大约十年间，莫言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达到了他的价值取向预设。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纵观莫言创作道路的三个阶段，再来看《生死疲劳》，显然它属于第三个阶段，和《檀香刑》有相似之处。
《生死疲劳》是我最近集中阅读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比较具有可读性的一部。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有这么几点值得一说。
一是结构形式与叙述角度的中国化。它的外在结构是章回体，内在结构是“六道轮回”，是传统的说书形式与中国式的魔幻主义的结合。二是语言与想象的民间化。民谚俚语大量运用，狂放适度、幽默到位，通过写驴、牛、猪、狗、猴来转换叙事视角，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展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经典农村场景。三是动物心理及习性描写的拟人化。无论写何种动物，写何种动物的何种习性、何种动作、何种语言，首先是写得像，看得出作者对农村生活和牲畜之熟悉，确乎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其次是从中能看出莫言对童年、少年生活惊人的记忆和复现能力。他对任何动物的描写、想象与夸张都离不开他童年少年与其亲密接触的体验；再次，是人畜转换易位得体自然，不生硬，不牵强，既有畜形又有人神，既有畜味又有人情，结合拿捏得不露痕迹。其中“猪撒欢”一章最为出彩，写得五彩缤纷，热闹非凡，是莫言的擅长所在。四是主题表达的混沌化，你说是解构历史，重构当代史，颠覆阶级斗争，解读人与土地的关系？都沾边又都不尽然，含而不露，隐而不张，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混混沌沌，言有尽而意无穷。当然，苛刻而言，《生死疲劳》也还有少许硬伤。如西门金龙打“牛”的那个情节就与当时的环境氛围和人物身份、人牛关系都不吻合，读来别扭。特别是小说结尾处理过于草率，人物命运走向随意化，逻辑关系演绎简单化，亦难逃“半部杰作”之讥。
总之，《生死疲劳》呈现出一种极其丰富驳杂的景象，有待进一步解读。欢迎同学们见仁见智，畅所欲言。
一、传统形式与先锋精神
朱航满：无论是《檀香刑》中来自于民间传统的檀香刑与猫腔，还是《生死疲劳》中来源于佛教之中的生死轮回；无论是《檀香刑》中“凤头猪身豹尾”的叙述方式，还是《生死疲劳》对传统章回体小说表层上的借鉴，这些仿佛都在证明作家莫言开始回归传统。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阅读完《生死疲劳》之后，我发现莫言实际上是在更加激烈地实践着自己的先锋意识，这种内在的先锋精神是对小说写作实验的不断突破。
《生死疲劳》借助生死轮回的形式来展现一个生命对世界的持续观察。地主西门闹在解放初被判极刑，之后便经历了一次次的动物轮回。对西门闹乃至整个高密东北乡的生灵来说，掌控他们的神灵永远存在，那就是阎王。阎王不但掌握着西门闹的生死，而且掌握着西门闹的生存状态，在一次次轮回中消泯着西门闹心中的怨恨，以期将地主西门闹改造成为一个逆来顺受、放弃反抗与怨恨的贫民。在小说所描绘的这片土地上，阴阳两界无疑是统一的，而掌管着生死存亡大权的阎王自身竟也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发生了变化，以一副“陌生的面孔”示人，这无疑说明那个曾经给予西门闹不公平待遇的阎王已经退位，新的阎王政权正在建构中。西门闹的命运在新阎王的统治下也有了相应的改变，一个曾经具备独立人格与血性的男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轮回中被改造得驯服与麻木。这六次生命的轮回，恰恰是对处于精神与肉体双重改造下的生命过程的拟态。
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始终充满寓言性质的大书，是对中国人半个世纪生命状态的一种描述。在这一众生狂欢的舞台上，人在经历了驴一样的盲目反抗、牛一样的倔强抗击、猪一样的无知狂欢、狗一样的忠诚跟随、猴一样的麻木与游戏着的生存，最终才能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聪明的、但缺乏骨骼、又拥有一种出血不止的怪病的人。这就是一个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的生命历程。在这片莫言独创的王国与世界里，人就是这样被改造的，最终跟随着所有制造苦难的游戏参与者一起完成了新人的诞生。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它关乎人的精神、生存与命运，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心灵史诗。
在这部充满象征与寓言的小说中，人就是动物，动物就是人，人往往是和动物相通的，就是说在这段历史中充斥着一种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转换与游移。让人惊讶的是，人性往往在动物身上体现得会比在人本身上更有力量，体现为驴的倔强、牛的执著、猪临死之前的救命之举、狗的忠诚等等可贵的品质。而现实中人的动物性却在不断变异与膨胀，直到最后大悲剧的落幕：人死亡，动物获得新生。莫言以极富探索意识的叙述视角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多解的玄奥，它提供给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更多阐释与剖析的机会。我以为这是莫言对先锋的再回归，是先锋精神在传统与现代外衣的包装下一次淋漓尽致的回归。这种先锋精神是一种伟大的自由与反叛，是怀疑与创造的审美勇气，极其强烈地呼唤着人的自由精神的实现。
穆 莉：我以为《生死疲劳》在延续和重复了莫言风格化的语言和审丑取向的同时，也添加了一系列新的元素。莫言小说语言极有特点，是方言结合古典文学调理出来的“民族化”语言。粗话、脏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穿插其中，透着一股浊气；血与排泄物、处刑的场面、生育场面等等一些粗俗污秽的景象不时渗漏在文本之中。在《生死疲劳》中，尽管审视者由人转为动物，我们依然看到作者对审丑的偏好。莫言仍然追求一种“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的混沌表达，罗列了世上所有残忍的事情、讨厌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猥亵的东西，也映衬出世上最圣洁的美与情感。他乐于直面生活与生命的残酷，敢于撕开一切伪饰，让真相直接暴露。
莫言的每一部长篇似乎都带有着某种突破性，《生死疲劳》的突破口在于小说结构上的创新、叙述视角的变幻。他借助佛教里的六道轮回，为小说提供了立体的框架结构，让叙述者西门闹的灵魂附着在驴、牛、猪、狗、猴身上，以动物的眼光看人的世界，而各种动物的视角又各不相同。每种动物带有各自独特的秉性，有着某种象征意味。这种象喻式的物化形式增强了小说的形象性、直观性和可读性，容易诱发读者发挥自身想象，创造性地理解作品所具有的反讽意味。这种多角度的叙事对小说的多义性提供了可能，使得小说在意象上具有婉曲性、暗示性和开放性。
从社会层面看，《生死疲劳》中不管是人类的“家族文化”还是牲畜的“群体文化”都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小说中的西门闹变幻成怎样的动物，都没脱离西门家这个家族圈子，无论蓝脸怎样特立独行，也走不出西门家的大院，因为这种家族式的文化传统流淌了几千年，已经融入到血液中，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层面看，它又是“家族文化”的延伸或扩大，这种扩大和延伸，就是一种变形，即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但是又有个体人格，有个人的价值追求，可以深切感受到小说中的人或动物对权利的追求，对强者的歌颂，这中间渗透的是“官本位”的中国传统。从心理层面看，莫言借用佛教的生死轮回的观念，企图唤醒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世道轮回的想象，这种想象曾是中国人基本的精神资源，在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在现代小说中基本上被摒弃掉了。《生死疲劳》使这种古老、陈旧的想象重新获得了再生的力量。另外，小说在形式体例上采用了章回体这一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而莫言对俗语俚语和成语的夸张活用，使他的小说语言带有深厚的民间色彩；内容上则是回归乡土，立足于农民与土地，表现近50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关注的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折射出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心理状态的曲折变化。
如此看来，小说想以“土”取胜，表面上是向传统的回归，但骨子里却充满现代意识。莫言以其诡异的想象力让叙述者站在三个层面讲述一段历史，而不是传统的一个全知叙述者进行线性的叙述。“大头儿”及其五种动物的变幻形态，建构了与“蓝解放”的对话关系；第三者“莫言”的出现则更加强了小说的现代意味，“莫言”不纯粹是一个作家，还是个爱卖弄、多嘴的“知识分子”，在叙述中是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消解了矛盾与对历史叙事的严肃性，并造成一定的喜剧效果。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形成了一种张力，在形式上，这比单一的全知视角要丰富，给读者提供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更广阔，也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转换角色：驴、牛、猪、狗，每一次转换都是新的一重调子。
实际上《生死疲劳》是在现代小说框架内，恰到好处地采用传统小说的各种优良的因素，运用了技巧性很强的叙事手段，舍弃西方小说中那种繁冗的心理描写，在对话和叙述评议中表现个性。看起来是一种重复，向故事回归，向宏大叙事回归，似乎昭示了小说历史或者说是文学历史的循环；但事实上这是螺旋式上升，看起来回到原点，其实高于原点。
二 、失范的精神伦理与出彩的微观叙事
傅逸尘：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除了让我感到一种泡沫式的繁荣之外，实在是乏善可陈。“大师”在不断涌现，但能够让我们想到经典一词的作品却难见踪影。情感态度和伦理境界上严重失范，私语化写作与欲望化叙事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姿态。不知为什么，当下的作家总是乐于表现那种阴暗的心理和扭曲的情感，或者沉溺于自己的“痛苦”，陶醉于自己的“颓废”，甚至炫耀着自己的“堕落”。或许，他们真的以为丑恶的、虚伪的、病态的情感更容易引起大众阅读的共鸣，以为给自己的作品涂上一层黑暗、阴沉的调子就具有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色彩，就显得高深莫测与全球化了，就有了更多夫子自道的空间和商业炒作的噱头。然而，对此我却有着很大的疑问，当长篇小说背离了人类健康的心理情感和崇高的道德伦理时，文学，或者说长篇小说，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吗？在体验了余华《兄弟》这样一种缺乏创造、自我重复，且日益粗鄙化的伪现实主义之后，我又遭遇了莫言的企图超越现实主义，又要向传统和民间靠近，且发誓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之后的新作《生死疲劳》。结局与余华并无二致，但余华只是在小说的下部才开始走火入魔，而莫言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云山雾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