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初秋，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有幸成为如今已是军艺训练部部长、文学教授、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朱向前大校的同学。我估计朱向前在他的部长、教授、批评家的头衔中，会更加看重最后一个，但我看重的是第一个。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根据我的感受、站在我的立场上得出的。
也许与我一辈子都是被别人领导有关系，我对能领导着一个部门、许多人的人，发自内心地钦佩。早年在农村，我一个叔叔当生产队的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但毕竟不是这块材料，练也白搭。想一想，我叔叔不过是个生产队的队长，而朱向前是堂堂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训练部部长！我叔叔生了气可以破口大骂，甚至用那熊掌般的大脚踹社员的屁股，但朱向前领导着的都是些知识分子、艺术家，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思想复杂，个性鲜明，别说用脚踹屁股，就是说话的态度稍微粗暴，马上就会不高兴。朱向前要把这些人领导好，需要多么好的口才啊！
朱向前的好口才在我们入学后不久就有了突出的表现。那是开学后的第一次座谈，彼此之间还叫不出名字。老师召集这次会议，其实也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各自做个自我介绍，彼此认识一下。但同学们自报家门后，说个三言两语就打住话头，会议禁不住冷场了。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他的口才为什么那样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好像话是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因为我那个当队长的叔叔的原因，我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来的大人物。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做的陈述和辩护，那犀利的语言锋芒，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真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在聆听朱向前的这次不合时宜的炫技性演说时，我的脑海里不时地跳出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的形象，朱向前的形象与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相差甚远，他的语言的锋芒和力量当然也无法跟季米特洛夫相比，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所以，我想，朱向前能当上并当好训练部部长不是偶然的。有那样的好口才，还愁当不上大官吗？《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辩才无碍”这个词，比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家。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的。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手足无措，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白。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辩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服。
就像古代那些韬略满腹、辩才无碍的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样，现代很多有知识、有口才但因为种种原因当不上大官的人，多数都到大学里教书去了。因为有知识、有口才的人必定都是想对着公众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不让他们说话，那非把他们憋死不可。当了官自然有许多的机会对公众演说，不当官，要对公众演说，最合适、最方便的就是去大学当教授。人为什么想当官？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之外，我看还要补充一条：对那些有知识、有口才的人来说，他们想当官，还为了能够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朱向前当训练部部长之前是文学系的教授，好像还当过文学系的副主任（在我的心目中文学系主任不是官），当然，他当教授，肯定不是因为想当官而没当上官的权宜之计，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也没有想当官，是官想让他当。他当教授是因为他太喜欢发表演说了，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有太多的关于文学的新的感想与发现，仅仅用笔写成文章，还无法满足他急于想把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的欲望，而文学系的课堂为他提供了这种方便。
我除了佩服那些有好口才的官之外，然后就是佩服那些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课的教授。我也曾多次被大学邀请去“讲课”，但往往是讲不了半小时就感到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然后就装模作样地让人家递条子、提问题，好歹糊弄上个把小时就仓皇收场。我估计凡是请过我去“讲课”的人，都对我感到失望，但嘴里又不好意思说，甚至还要违心地说一些好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管别人说什么好话，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口才很差。我不但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是当教授的材料。去年我到复旦大学去，看到陈思和教授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的学生，无论是什么学生都对他恭恭敬敬，其势如众星捧月，如葵花向阳，让我感动又让我羡慕，当然还有深深的自卑。当然我也知道，要当一个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光有好口才不行，还要有学问，当然我也知道，好学问是好口才的基础，而好记性又是好学问的基础，我没有记性、没有学问、没有口才，只好写点小说了此一生。
朱向前虽然没有陈思和那么多弟子，但听过他讲课的军艺文学系学生累计起来也有几百个了（系外和校外的学生就不计其数了），几百个弟子站在一起，那阵势也颇为壮观了。而且还有好些个在他的鼓噪呐喊下引起了文坛注意，如今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弟子。譬如阎连科、柳建伟、陈怀国、赵琪、徐贵祥、李鸣生、石钟山、王久辛等，在成名之初，都得到了他不遗余力的荐举，成名之后，他们的创作也一直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
朱向前的第三个身份是军旅文学批评家，这个身份的号召力是溢出了军艺校园的，甚至是溢出了军旅的。朱向前所关注和批评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的，但因为他的身份是军人，他批评的侧重点在军旅文学，所以人们习惯上把他认定为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原先也是写小说的，似乎也写过诗歌，在我们同学之初，他的《一个女兵的来信》、《地牯的屋·树·河》等几个短篇还是很有影响、很见功力的。但他突然地放弃了小说，转向批评，这在当时那种小说的热潮中，的确需要一点决断。恍惚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决心改行的原因，原话记不清了，但意思没有忘。他的改行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对自己的才能和素质进行了客观分析后做出的决定。假使他当初坚持着把小说写下去，到如今可能已硕果累累，但能否得到像他如今在批评界的地位就很难说了。
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他当时比较热衷于经典式的，即建立在认真地解读文本基础上的点评式批评，其美学理想直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他的方法看起来陈旧、保守，但在当时那种纷纷发明新批评方法的潮流中，他是有独特眼光的，在某种意义上，保守就是解放，向后退就是向前进。朱评莫氏早期创作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创作漫评》等文是他这个时期的批评样板。作为原作者，读了这种解剖麻雀般精确的文章，也感到受益匪浅。后来，我毕业离开了军艺，与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对批评界的事情也不甚关注，所以不清楚在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再后来，他的那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事文学的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皇皇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这篇文章又一次让我想起朱向前的辩才无碍和他热衷的语出惊人的姿态。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判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意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有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
“文革”期间，同学们毕业照相留念，都喜欢在相片上印上一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再狂妄一点，还可以印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没有在“文革”期间上过学，自然也就没机会照这样的相，但我现在回忆起17年前的军艺文学系生活，心中竟然把毛主席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默念了几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啦，一股英雄气油然地从我的卑微的心底升起，诸位同学的生动形象在我迷糊的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其中当然有朱向前。他领导了我们系里的时装新潮流，他是抗寒的优良品种，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里，只穿着单衣，神态潇洒地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那时我很傻，但那时我年轻；那时我们都很幼稚，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在军艺时我犯过很多错误，伤害过不少同学，但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原谅；我的同学比上帝宽容，想来他们都原谅了我吧？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