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这个人，有胆有识，敢想敢言，是个戳得出、站得直的人，说实话，是个爷们。爷们气十足的陈铭枢如今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管不顾地打出反蒋的旗号，授人以分裂国家的口实，是因为他觉得蒋介石实在是对不住他。当然，陈铭枢要怪的话就怪自己瞎了眼，怎么能把政治前途托付给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这倒不是说蒋介石这人不讲恩义，而是蒋介石使用恩义的范围太过狭窄，只要不是自己的嫡系，难免就会被他当做可用也可舍的棋子。蒋介石搞政治，历来是门户分明，将嫡系和杂牌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对待嫡系，蒋介石向来是有错没错都护护犊子，要打要骂都由他自己，外人休想染指半分，而且，蒋介石只要认定此人是嫡系，耐心就特别足，比如救他两次的陈赓，当时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逮了，结果蒋介石愣是不愿下死手，一心一意要陈赓回心转意，结果直接节外生枝，让陈赓逃出生天。而对待杂牌，甭管此人对蒋介石是否忠心不二，蒋介石都从不会对其有半分信任，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稍微用用，没有利用价值，就一脚踹开，绝不容情，陈铭枢此前对蒋介石如此忠心耿耿，到如今被逼到公开反目的地步，说实话就是因蒋介石的用人哲学所致。
政治集团的帮派主义是有难以摆脱的惯性的，尤其是国民党这样从娘胎里带出来就是七拼八凑搞起来的政党，到最后，就搞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境地。李宗仁老是骂蒋介石为人偏私，爱搞小集团，其实，在国民党这样历来就小集团主义横行的政党，不搞小集团混得下去吗？蒋介石倒是不想搞小集团，倒是想大伙都能听他的，但问题是，可能吗？所以说，国民党和蒋介石，本身就是个相互塑造的关系，国民党的政治气候塑造了蒋介石如此的政治哲学，而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政治气候，相辅相成。蒋介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多少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为人处事，都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长于适应，而短于改革。话说回来，国民党本就不是浪漫主义者能够生存的土壤，如果蒋介石不是这样讲究实际，也就不会混到这个地步了。
如今陈铭枢被老蒋如此对待，当然是急了，加上此人又天生有股爷们气，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就敢直接说反蒋了。当然，陈铭枢这反蒋的言论一出台，一帮人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本来可能会愿意擂鼓助威的粤桂两派就再也不敢随声应和了，于是陈铭枢立刻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陈铭枢要另起炉灶，当然是要找些有头有脸的撑撑场面，一开始找的是宋庆龄，好歹仗着国母的身份来摇摇旗，但是国母似乎也对公开反蒋心存疑忌，没答应；后来又去找胡汉民，以为跟老蒋同样闹得很僵的老胡也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帮帮忙，结果，胡汉民说实在在广东就是挂个牌，实际说了算的是陈济棠，而陈济棠没兴趣，胡汉民当然也不好有兴趣；最后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去找老上司李济深。
陈铭枢在当日李济深被幽禁的时候，不说力挺老上司，甚至还公然跟李济深拥桂立场唱反调，以为靠着蒋介石就能咋的了，结果不说也罢。李济深倒是没念旧怨，当然主要是跟蒋介石这笔账一直没机会算，这下逮着了机会，不管有戏没戏，总是要出来喊一嗓子，反正横竖现在混成这德行，也不能更惨了。陈铭枢找李济深，当然是看上了他跟新桂系的关系，李济深倒是也挺上心，也派人去跟新桂系接洽了，新桂系倒也礼遇使者了，但是，最后还是没谈拢。新桂系不参与的原因，一是没有粤系参与，如果新桂系贸然行动，闽桂两省被广东一分为二，到时候首尾不能相顾，胜算渺茫；二是李宗仁认为陈铭枢太左了。所谓左，也无非是陈铭枢跟中共有合作意向，可悲的是，当时中共更左，即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硬碰硬打得很惨，众高层也奉行关门主义，不愿跟陈铭枢合作。更妙的是，中共不愿合作的原因居然是嫌陈铭枢不够革命，甚至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还为此发了篇谴责闽变的文章。
这下，粤系不合作，桂系不合作，甚至原本应该铁定合作的中共也在一众清高的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巨擘的领导下选择不合作，非但不合作，还要嘲讽一番，如今陈铭枢只是个光杆司令，只剩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但实际上，即便是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内部也并不十分太平。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如今陈铭枢虽然不在十九路军任职，但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些十九路军的实际指挥者都是他的旧部，陈铭枢在其间的威信自不待言。陈铭枢的治军颇有些旧派色彩，简单说，就是家长制，家长制本身倒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陈铭枢家长当惯了，一时不能很好地进行角色转换，还时常当众训斥如今已经成为高级指挥官的先日小弟，这自然让这些渴望尊重、需要威信的小弟难免有些抵触情绪。
最有情绪的就是蔡廷锴，先日的小弟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但是老大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执着地搞一言堂，这自然打击了小弟的积极性。以此次事件而言，其实蔡廷锴对反蒋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公然反蒋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如此窘境下，他的意见是，不妨学粤桂两系，同样抬出胡汉民，搞个三省一体的自治同盟，造出福建的半独立局面。因此，在陈铭枢回国之前，蔡廷锴就压根没提反蒋一事，只是借助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累积的名声，用抗日当招牌，联络粤桂两派，广造声势，以此与蒋介石抗衡。应当说，蔡廷锴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也确实博得了些外界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在陈铭枢回国后被推翻了。蔡廷锴觉得陈铭枢不尊重他，为此牢骚满腹，要是蔡廷锴一时鬼迷心窍，难免就重蹈当年韩复榘的覆辙。陈铭枢真该去谢谢菩萨，蔡廷锴不满归不满，但毕竟对老上司感情深厚，尽管老蒋又使出了当年对韩复榘的那一套，但蔡廷锴丝毫不为所动。
当然，蔡廷锴意志坚定，不代表十九路军的其他人也愿意不计得失地追随陈铭枢——在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下，十九路军的一些将帅难免就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如此一来，闽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无非是走个过场：1933年11月20日，箭在弦上的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换国号国旗；此后，粤桂两省为了撇清关系，一众大佬联名通电，指责闽方分裂国家；嗣后，蒋介石抽调原在剿共的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大敌当前，内部不稳，很快，自北伐以来就声名赫赫的十九路军即分崩离析，自此退出历史舞台。1934年1月底，闽变未及两月，遂告全面失败，闽方要人也纷纷出国。
闽变被李宗仁称为“可笑的小政变”，但是这次可笑的小政变一度可能对时局造成重大影响——如果红军能适时跟闽方合作，或许有机会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惜时机稍纵即逝，未能把握机会的红军终不免走上长征的艰难道路。红军被迫长征，事实上就意味着所谓安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党外之敌既除，党内各方自是人心惶惶，而李宗仁，也不得不加入另一次可笑的小政变了。
两广事变
天塌了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在前四次铩羽而归之后，第五次终于走对了路子，找对了方向，从1933年9月开始，历时一年，国军稳扎稳打，层层推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终于击败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坚定不移实施关门主义、阵地攻防的红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别无他法，只得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而所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很不巧的就是粤桂两省。李宗仁对反共这事，向来比谁都积极，这从北伐之初极力抵制中共党员在桂军任职、宁汉对立时充当清党急先锋、重掌广西后大力清乡等事可见一斑，但是，这次红军要路过广西，李宗仁却犯起了嘀咕。
李宗仁之所以犯嘀咕，说穿了，也不过还是老问题，担心蒋介石呗。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充满着对自己一贯反共的自我标榜——当然，主要是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给自己撇清关系，而对蒋介石的反共路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主要是暗示蒋介石须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李宗仁对蒋介石反共的质疑大部分都很喜感，什么养寇自重啦，玩火自焚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知道一度被老蒋逼得很惨的中共要对李宗仁这些奇谈怪论作何感想。这次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好不容易取得了成效，李宗仁又有话说，他的意见是，蒋介石对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他认为应该把红军突围的缺口放在东南沿海一带，设法将红军驱入海内，而不是将红军往西面的内陆方向驱赶。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西面的回旋余地也确实比东面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看法实在经不住推敲——首先，东南各省是老蒋的钱仓粮仓，蒋介石怎么可能愿意让红军虎入羊群？更何况，要是控制不好，红军可能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巧的是，毛泽东曾经在闽变时提出要跳出苏区、纵横江浙。其次，即便蒋介石愿意如此，李宗仁和陈济棠愿意吗？他们愿意老蒋将大量中央军布置在粤桂一线吗？
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的战略布置有意见，但他有意见的原因，不是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些东西，而是他生怕中央军以追剿中共为名，行假途灭虢之实。李宗仁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后来在贵州、四川等地所发生的一切也验证了他的判断，只是他这种担心，实在不足为外人道罢了。李宗仁当然不单是有政治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李宗仁是怎么做的呢？红军前来广西，其意不在常驻，而是过路，但是追剿的中央军可能就是相反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红军尽速离境，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在李宗仁授意下，白崇禧演了出让道送客的戏码——甚至白崇禧还为此编了个九字诀，所谓“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在桂系的一手策划下，红军压根就没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封锁，只用了十多天就顺利通过了桂境。桂军这样对红军送大礼，蒋介石当然很火大，他要追究起来，桂系该如何应对呢？这就看李宗仁闪转腾挪的本事了。李宗仁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没出力，他得向党国保证自己是出了大力的，为此，他不惜捏造了所谓七千俘虏的事实，拍电影，拍电报，大肆造势，老蒋明知李宗仁在演戏，但无奈李宗仁演得太逼真，也只好作罢。这还没完，李宗仁为了表明自己剿共的坚定决心，在红军通过桂境之后，让桂军前去贵州助战。
看似李宗仁已经躲过了危机，红军走了，中央军也没理由入境了，广西似乎是太平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在攘外先安内的前提下，如果老蒋真把中共给灭了，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要是这样一想，危机非但是没有过，反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蒋介石以假途灭虢之计，将贵州和四川相继收入囊中——美中不足的是，红军虽在长征中面临各种内外交困、天灾人祸的困境，但奇迹般地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到达了陕北。当然，创造了奇迹的红军俨然是奄奄一息、命不久矣了，到了这个境地，民国的地方派似乎突然发现蒋介石可能要一统天下，他们的那点地盘即将不保，于是，老套路，开始高呼抗日。最讽刺的，莫过于在东三省事变中不放一枪、将祖宗基业抛了个干净的败家子张学良张少帅，此公居然也有脸喊抗日，还喊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学良之所以喊抗日，是因为在陕西跟红军作战吃了苦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要让东北军跟红军两败俱伤，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当然了，在群情激昂高呼抗日的形势下，粤桂两系自也不能免俗，原先还只是念念紧箍咒，到后来，干脆决心铤而走险了。
粤桂双方，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陈济棠，而陈济棠这家伙之所以喊抗日喊到擦枪走火，准备重演当年闽变的那一幕。据李宗仁回忆，是听信了自家豢养的大仙术士所谓“机不可失”的预言。开个玩笑，陈济棠确实有些迷信，但要说他是因为术士之言而要自绝生路，也不免过于儿戏了，事实上，陈济棠要搞政变，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失去了胡汉民这面金字招牌，南天王地位即将不保。两广之所以能保持半独立地位，并且老蒋还能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最大的因素，自然是胡汉民。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为当年的软禁一事还债——也就说是，只要胡汉民在广州一天，蒋介石就得卖他个面子，两广的特殊地位就能得以保证，但反过来说，要是胡汉民不在广州了，那老蒋就爱咋咋的了。蒋介石当然也曾试过将胡汉民调出广州，让他去京师供职，但无奈胡汉民是个恩怨必报的人，对当年被软禁一事耿耿于怀，蒋介石也不好硬逼，于是就只能拖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来陈济棠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供着胡汉民这个太公，踏踏实实当着南天王，如今不妙了，胡汉民居然在1936年5月13日凌晨因脑溢血猝死了，这下可真算是天塌了。
老蒋一看胡汉民死了，来得正好，可算找到了解决两广问题的机会了。于是，次日电召陈济棠兄长陈维周入京详谈，陈济棠只得让兄长去了，然后老蒋给陈维周提出了他的意见——说是要共同合作，解决广西。陈济棠一听这话，当然是冷汗都下来了，唇亡齿寒，广西要是解决了，广东还会远吗？蒋介石这点鬼蜮伎俩，要去骗鬼吗？还没完，蒋介石又派王宠惠以吊唁之名前来广东，并向陈济棠表示要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还说要改组广东政府，并要将陈济棠从集团军军长的位子降格为军长。王宠惠越说，当然陈济棠越心虚，听到后来，估计是又气又怕，强行按捺才没发飙了。情况很明白了，胡汉民死了，天塌了，老蒋要下手了，陈济棠要倒霉了——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