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玉觉得问题严重了，想赶紧把南口的战事了了，从北方抽调精兵来进行决战了，有人却依然如在梦中，此人是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孙传芳也隶属直系，此时已是北洋中跟吴子玉、张雨亭相提并论的人物。孙传芳有野心，一心自立门户，自打在驱奉之战声名鹊起之后，他就老想当个一号，但是在直系里头，孙传芳还算是个小字号，上头有个吴佩孚压一头，所以，要当一号，该咋办呢？最直接的——吴佩孚完了，不就轮到他了？不过，吴佩孚怎样才能完呢？无非两个办法：一个孙传芳自己动手；另一个，借刀杀人。孙传芳自己动手，一是风险太大，未必干得过，二是孙的部属大多是直系宿将，对玉帅向来敬重有加，他们也不愿意真跟玉帅翻脸，所以，这条路算是走绝了。因此，孙传芳这点当一号的私心小意，只有一个可能可以达成，没错，借刀杀人。
如今孙传芳烧香拜佛扎小人，一片虔诚终为天知，孙传芳这还没去借刀呢，刀柄已经握在手里了——国民党找上吴佩孚的麻烦了。因此，孙传芳的路线图是，国民党与吴佩孚干了个两败俱伤，然后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民国第一人，舍他其谁？孙传芳这算盘珠子又噼噼啪啪响起来了，算了半天，总之就是甭管国民党和吴佩孚干成啥样，对他绝没有坏处——国民党赢，孙传芳连孙大炮都不怕，还能怕这些后辈？吴佩孚赢，大不了接着当老二，于己无损；两败俱伤，那就是老天保佑了。乍一看，似乎孙传芳算无遗策，这次国民党跟吴佩孚干架，对他而言，怎么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深一看，问题来了——如果国民党赢了，孙传芳怎么保证自己干得赢国民党？孙传芳认为能干赢国民党，无非是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心理暗示，但是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
在攻取长沙之后，国民党各方要员在长沙汇合，商谈下一步的进兵路线，当时的意见，一是北上鄂省，攻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将孙传芳赣苏浙闽皖五省三面包围，二是西取赣省，意在稳固广东根据地。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显得有些无厘头——从军事地位来讲，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自古兵家必争的荆襄地区必然比江西重要得多；从政治角度来讲，眼下国民党跟吴佩孚决战已成事实，再由湖南转道江西，舍吴佩孚而攻孙传芳，相当于逼迫吴孙联盟，不符合各个击破的政治要诀；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却好像有些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因为他在长沙会议上便是拿出这个意见付诸讨论。蒋介石当然不傻，即便他的军事能力历来为人诟病，但也不至于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那么，老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问题的核心既不在吴佩孚身上，也不在孙传芳身上，而在一个大家经常会忽略的人身上——唐生智。唐生智在危难之际投靠国民党，似乎双方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小唐虽然对革命不甚了了，但在北伐一节，也是尽心尽力，那问题出在哪呢？这里就要佩服老蒋的政治敏感性了，他担心的倒不是唐生智会背叛北伐军，而恰是怕唐生智坐大。如果先取武汉，那么这将是北伐军主力与吴佩孚主力的决战，而且攻击重心极可能在第四军和第七军上，一旦成事，唐生智第八军很可能坐享其成，以地主之利大得其便，而后坐拥两湖，对老蒋在国民党内首席军事强人的位置构成强势冲击，如果唐生智再跟旅法未归的汪精卫结盟，那这个联盟更将让老蒋难以应对。相反，如果先取江西，那么第四军和第七军势必转道，而唐生智则将与吴佩孚主力正面交锋，不论胜败，最后也落个半死不活，到时北伐军再取湖北，就不用怕唐生智会借势坐大了。当然，老蒋的这些担心，其基础是小唐有不臣之心，那么，唐生智究竟是何等人呢？
老蒋看人的眼光绝对是民国的翘楚，他对唐生智的判断，实在是太过准确，唐生智确有不臣之心。小唐年少得志，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师长，而在三十出头已经是一省长官，如今的唐生智，正是青春鼎盛、朝气蓬勃的时候，政治生涯又那么顺，有点雄心壮志，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唐生智和唐继尧是同一类人，典型的乱世军阀，没啥新思想，对所谓革命也没啥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权力。这两个旧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好个排场。唐继尧就不用说了，当年五省联帅进重庆，那个架势，而唐生智，虽然加入革命后有所收敛，但手下可还没学会收敛。
唐生智有个亲信刘文岛，在唐生智受攻甚急之时派去两广联络，在广州期间最关心的就是职位品级，那是一点都不愿吃亏，甚至开着会都要嚷嚷，一点不嫌害臊。这也罢了，这人还是个马屁精，什么对唐生智要如儿子孝敬老子这样的话也能说出口，当然，这种人一准墙头草，出了事翻脸比谁都快，后来也确实如此。就在长沙，李宗仁有次出去散步，就看见他坐着四人大轿在街上大摇大摆，后来还是他眼尖看到了李宗仁，才出来打声招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啥样的主子就有啥样的奴才，唐生智跟这个刘文岛真还挺像，除了没那个奴性之外，对权位的看重、墙头草个性以及好个排场啥的，都是活脱脱一个模子。所以说，唐生智这样的人，万不可让其得志，否则就是满盘是非。
当然了，蒋介石对唐生智的提防毕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私心，说起来也只是小局，如今还有个北伐的大局，而从北伐的大局而言，利用孙传芳和吴佩孚貌合神离的关系则是重中之重，袭取荆襄、虎视东南同样也是重中之重。因而老蒋提出了这个意见，然后被李宗仁等人驳回之后，也未作辩驳，最终还是确定北上攻鄂的方案。但是，北伐军或者能够继续高歌猛进，能对吴佩孚和孙传芳各个击破，但是与之同时，却也在滋生一些全新的矛盾，毕竟，在这样的乱世之中，谁不想当个老大，谁又非得服谁呢？
铁军钢军
北伐进行至此，由于在湖南的战事中吴佩孚主力尚在南口与国民军鏖战，未暇南顾，因而北伐军并未遇到真正的挑战。然而，吴佩孚在民国早就声名在外，自护法战争兵出衡阳一炮打响之后，横行中华，未遇敌手。如今吴佩孚也觉得北伐军这帮娃娃势不可侮，在赶紧结束了华北的战事之后，调集主力于潇湘一线，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如此，北伐军才算是碰上了真正的劲敌。
北伐军的部署，是以李济深第四军、李宗仁第七军以及唐生智第八军这三支部队作为沿武长路北上攻鄂的中央军；而谭延闿第二军及朱培德第三军，则在攸县一带监视江西，保护中央军右翼；中央军左翼则由第八军教导师以及袁祖铭黔军负责；而第一军第二师以及程潜第五军则作为预备队。当然了，袁祖铭虽然表面上附义，但同时也跟吴佩孚纠缠不清，说是保护左翼，实际能不出乱子就说得过去了，而第八军教导师，真正的任务实际倒是监视这蛇鼠两端的袁祖铭。而当时的黔军，也仍在黔湘边境，就等着打秋风呢，这样的部队，是指望不上的。至于右翼军，谭延闿本就是个文人，文人统御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而朱培德为人是挺和气，但是靠和气能打仗吗？所以说，此战成败如何，能指望的也不过还是第四、七、八三个军。
当时的北伐军正跟吴佩孚北军隔江对峙，而隔的这条江正是汨罗江。他们对汨罗江的态度非常的现实——渡江。中央军分为两路，唐生智第八军为左纵队，进攻浯口以西、营口以东一带之敌，而后取道岳州，进逼武昌；右纵队则由李宗仁指挥，所辖第四军和第七军，第四军的任务是攻击平江之敌，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汉推进；而第七军则于浯口南岸抢渡汨罗江，攻击平江以西之敌，而后循北港、蒲圻、咸宁和贺胜桥向武昌前进；三路部队各有联络。
当时吴佩孚虽已决心倾力一战，但华北战事尚在收尾阶段，吴军精锐也未及南调，在湘鄂边境的武装仍是宋大霈、余荫森、董国政等部以及湘军三个师，杂七杂八合一块儿，差不多也得有个三四万人——战力另当别论。在北伐军下达总攻令之后，北伐军新胜，士气正旺，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而湘鄂边境新败的北军则不堪与战，未几便被北伐军突破。北伐军那是奋勇争先，比如第七军肃清当面之敌，于8月23日翻山越岭抵达北港之后，发现第四军居然跑到了前头，进入了原本规划是第七军的进攻位置——汀泗桥。此后只能将错就错，第四军和第七军交叉前行。
汀泗桥是咸宁的南大门，也是进抵武汉的必经之路，该地总的来讲，四个字概括——易守难攻。该处三面环水，仅有粤汉铁路中的一段铁桥可以通过——即汀泗桥，当时又是洪期，汀泗河泛滥成灾，各地一片汪洋，北军阵地虽东南两面地势较高，没有被淹之虞，但带来的问题是，北伐军必须仰攻。另外，虽然汀泗桥守军多为前线败退下来的残军，似乎士气消沉，但是有句话叫做困兽犹斗，如今湘鄂边境为北伐军轻松突破，汀泗桥天险实为不容有失，背水一战的北军，自然平添几分悍勇。地理环境如此，战斗形势如此，此战的惨烈毋庸多言。
8月26日，汀泗桥之战全面打响，正如所预见的那样，第四军投入了6个团，交替进攻，而北军也以猛烈的炮火予以回应，一天内阵地四次易手，终是难分胜败。对于北伐军而言，此战务须速战速决，否则待吴佩孚调集援军发动反击，地理位置本就相对不利的北伐军则就难以支持了。当日晚上，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向军部建议采用夜袭偷渡之法，而独立团团长叶挺也建议由该团绕道古塘角，抄袭北军后路。于是，三十六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依据黄琪翔的建议，趁夜渡河，途中一枪不发，待至抵达阵地，方用刺刀拼杀，占领多处有利据点，并于拂晓突然发动猛攻。如此，北军方才阵线动摇，虽试图反扑，但终未能如愿，只能向咸宁方向撤退。此时，叶挺独立团也由古塘角抄袭后路而来，于是，原本还井然有序撤退的北军登时阵脚大乱，撤退便成了溃退。于是，北伐军终于8月27日占领了汀泗桥天险，并于次日占领咸宁。
汀泗桥一战虽然险恶，但也称不上决战，真正意义上的决战在贺胜桥。此时吴佩孚主力终于南下，抵达了贺胜桥，而于丢失了汀泗桥的北军而言，贺胜桥是最后的险隘，如果守不住，那就只能孤守武昌城了，吴佩孚深知兵机，当然不愿陷入孤军守城的绝境。因此，非但是精兵悍将集于贺胜桥，他自己也亲抵该处，阵前督战。此时的贺胜桥有北军十万人，既有南下的精锐，又有败退的残兵，装备也称优良，而北伐军则只有第四军和第七军两军，实力对比，立见高下。北伐军在咸宁召开战前会议，最终决定由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及第七军胡宗铎所率第二、七两个旅沿铁路前行，攻击贺胜桥正面，而夏威则率第七军第一、八两个旅出咸宁东北，自王立本攻击贺胜桥东侧。
正面作战的第四军最先打开缺口的是自汀泗桥战役后打响了名号的独立团，叶挺独立团士气方盛，也顾不得许多，率先冲突而入，向桃林铺发动攻击。叶挺孤军犯境，从军事角度而论，实则勇悍有余、计较不足，极易遭到围歼，只是叶挺部杀红了眼，勇悍难挡罢了。果然，吴佩孚很快指挥部队攻击叶挺部侧翼，预备实施分割包围，所赖第十师蔡廷锴二十八团以及第十二师黄琪翔三十六团奔赴驰援，独立团这才避免了可能遭到围歼的窘境。三个团奋勇进攻，终突破了北军桃林铺阵地；与之同时，第七军攻占了王立本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发动猛攻。在战斗最激烈时，甚至两军将士向炮火最密集处进行冲锋，勇悍如此，北军也为之胆寒。当时吴佩孚组织了大刀队，临阵督战，有后退半步者，均立斩不赦，北军慑于军威，初时尚狂乱射击，但看到北伐军迎面强上的悍勇之后，不免气为之夺，数万人向大刀队做反冲锋，夺路而走。
贺胜桥之战集中展示了军事作战的最高定律——两军相逢勇者胜。北军的顽强多慑于军威，究属被动，而北伐军的悍勇出自历战皆捷之士气，实为主动，以主动攻被动，虽兵少将微，也是挡者披靡。此战之后，吴佩孚主力被击溃，大势已去，而北伐军则奠定了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牢牢掌握了战事的主动权。因为第四军以及第七军在此战的勇猛表现，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而第七军也赢得了钢军称号，只是后世但知有铁军，不知有钢军——个中因缘，心照不宣。于是，吴佩孚只能困守武昌，做最后的努力了。
第四军与第七军屡遭恶战，中央军的另外一路第八军当然便宜占尽，唐生智部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轻轻松松地前行，沿路还遇到了大量吴佩孚部溃军，收编缴械，不在话下。粤桂玩命，湘人发财，这便是北伐军湖北之战的写照。当然，湖北之战还未结束，还没到清点战场看谁捡了便宜谁吃了亏的时候，毕竟，吴佩孚还有座武昌城可以守，虽然大势已去，但是历史上守城守个好几年的不也比比皆是吗？
攻城
攻城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就是一大难题。北伐军要围攻武昌，虽然不再是冷兵器时代，但北伐军却也没有飞机大炮这样够分量的重武器，所以说，攻城还只能用老一套——架梯攀援。
既是如此，北伐军围攻武昌，就是相当吃亏，武昌自古军事重镇，防御工事之坚固自不待言，要是徒以血肉之躯实施不惜代价的仰攻，那代价肯定沉重，至于结果，那就天知道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贺胜桥之战后，第四军和第七军就抵达了武昌城外，然后李宗仁也觉得两军正在势头上，想借势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城，于是便命令马上攻城。攻城的办法也就是架梯，结果武昌城垣太高，梯子高度不够，就算好不容易在守军炮火下跑到了顶，却愣是登不上城，如此一来，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第一次攻城就无功而返。
次日（9月1日）晚上，当时老蒋派来了增援部队，刘峙所率的第一军第二师，至于为啥这当口把嫡系部队派过来，我们得说道说道。武昌的军事意义不用说了，除了重大之外，好像也没别的词了，此外，政治意义同样非凡。历史上来讲，民国创建就是武昌打响的第一枪，这个象征意义当然还是重大，老蒋自己的嫡系部队参与攻城，如果运气好立个头功，这个彩头那是大大的，老蒋别的不会，讨彩头那是一等一的。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武汉极可能成为民国首都。广州位处南疆边陲，虽然富庶，但毕竟不适合再当都城，当时国民党北伐期间内部讨论，也觉得武汉最合适，但是如今在两湖实力最雄厚的是唐生智，而唐生智又是刚附义不久，要是被他把住了武汉，那老蒋不就相当于寄人篱下了？他能乐意吗？所以老蒋把刘峙派过来，表面上看抢个功，博个彩头，但以本人看来，其真实目的极可能是就地控制武汉，监视唐生智，为老蒋入主武汉打个前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