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历史上，1927年绝对是个最混乱的年份，这一年中，民国的三大政治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整合，国共联盟对北洋军阀，国民党对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对右派，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三者之间的争斗，冯玉祥、阎锡山这两个地方实力派的变脸，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接下来的年份1928会显得极不平常。1928年并没有1927年那样波澜壮阔，但是这是一个从混乱走向平衡的年头，1927年中那种令人窒息的快节奏将会在这一年得到纾解，民国的政治版图将在经历了1927年的大混战后开始找到新的平衡。历史是一个张弛有致的舞台，在大乱之后，一定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局面作为过渡，1928就是这样一个年份。
1928年发生的所有具有象征意味的政治事件都是1927年那场大变的余波，对于国民党而言，1928年是他们和北洋系多年恩怨的了结，也是1927年如火如荼的北伐战争的尾声；对于共产党而言，这一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那就是朱德和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而对于民国开始后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北洋系而言，这将是他们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年，而标志性的事件并不是广为人知的东北易帜，而是皇姑屯事变。
关于皇姑屯事变的政治背景，推动这场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奉系在关外的失势让老张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但是让奉系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调整进行得如此惨烈的原因却是日本国内军人集团的得势。日本扶持奉系多年，虽然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但是表面上总还是说得过去，如今奉系在关外大势已去，日本面临着这么多年的政治投资打水漂的风险，因此在此战略格局遭到严重挑战的时刻，日本选择了积极或者说是强硬的应对方式。在处理和奉系的关系问题上，日本国内存在两种意见，以陆军参谋本部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主张踢开奉系，利用关东军夺取东三省；而另一种意见就是让张作霖的奉系成为完全的傀儡，趁火打劫。两种意见一急一缓，但根本落脚点是一致的，就是通过扩大在关外的权益来弥补在关内的损失。显然，后一种意见更加符合实际，因为日本要在东三省站稳脚跟，傀儡还是需要的，陆军仅仅考虑了征服，却没有考虑到统治。但是，对于军人而言，他们完全不愿意理会在政治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对于奉系的阳奉阴违早已失去了耐心，事实上，他们在东北的调动完全在为战争做准备，如果不是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关东军可能早就展开实际性行动了。日本并不是唯一的在华利益国，在他们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前，他们不得不面临其他竞争者的压力，而美国和苏联则是他们最重要的对手。日本参谋本部在东三省的军事调动和对东三省所谓“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的外交措辞显然激怒了美国，美国态度强硬地表示“东三省行政主权属于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并没有做好决绝准备的日本也只能选择适度的退让，稳健派的主张占了上风。
日本军人给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主要是两点，一是疯狂，二是残暴，而这次事变体现出来的正是日本军人的疯狂。在张作霖拒绝了日本的建议后，关东军决心干掉张作霖，至于干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根本就不想考虑。日本军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自负和最有胆量的一群，他们的嗜血天性让他们敢于做任何事情，包括很多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事。事实上，正是这种亡命徒的特性让他们在对手面前显得那样的不可一世，日本军人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一群，因为无所畏惧本身就是这个职业最重要的素质。
关东军武力攻取东三省的计划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受了挫，事实上日本国内在此问题上也是颇有犹豫，但是关东军的失望情绪却让他们作出了一件让世界震惊的事情——暗杀一国首脑。关东军将不愿意妥协的张作霖作为发泄郁闷的对象，在1928年6月4日晨5时30分，皇姑屯的铁路上一声巨响，奉系的元老级人物吴俊升立时殒命，而目标张作霖则身受重伤，于当天上午10时逝世，此即为皇姑屯事变。关东军试图通过刺杀张作霖来恫吓奉系，但是效果适得其反，因为任何极端的行动都会导致极端的后果，一种可能性是奉系屈服，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奉系与日本正式决裂，对日本来说不幸的是，事情在朝着后一种情况发展。
闻听皇姑屯事变之后，张学良从北京乔装前往沈阳，而遭此大变的奉系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领导者，来支撑内忧外患的危局，而张学良则是张作霖生前着意培养的接班人。张学良是否能够应付来自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压迫呢？奉系高层明白，在此剧变之际，最重要的无疑是树立接班人的威信，尽管张学良不见得能够撑起整个局面，但是此刻却是接掌权柄最合适的人选。因此，以张作相为代表的元老此时力挺张学良，让张学良顺利地接过了奉系的权杖，所幸张学良毕竟经历了郭松龄叛乱的变故，因此在此时刻也算颇有些成长，并没有如当初郭松龄造反时那样手足无措。
张学良继位对于关东军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虽然张学良较其父相去甚远，但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当然不能表现出任何对日本的屈服。所以，关东军的恫吓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让奉系屈服，还让奉系与日本渐行渐远。关东军刺杀张作霖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单纯愚蠢的冒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收场，他们并没有找到新的有实力的代理人，说到底，暗杀只是一锤子买卖，如果起不到恐吓的效果，那么就会让局势变得被动起来。奉系的被动只是因为他们需要同时面对两个对手，但是如果奉系向国民党妥协，那么日本借助国民党向奉系施压的行动效果就会大大削弱。三角关系本来就是那么微妙，关东军的暗杀将三角关系的格局彻底打乱，并将原来的敌对双方奉系和国民党推到了一起，一个原本对于日本非常有利的局势却因为这样一次笨拙的举动而立即形势突变，当日本再也无法借力时，他们对奉系的压迫就会流于表面。
关东军的恣意妄为让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更关键的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元老大多觉得此举显得太过笨拙，可能将葬送日本在东三省的多年努力，奉系这个盟友虽然难言听话，但是放弃这样一个盟友则会让局面更加困难，毕竟，要在他国领地上建立统治，代理人是必需的。而如今，关东军的行动却将日本苦心栽培多年的代理人逼向了敌对方向，这对日本的远东战略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日本必须走向毫无成算的军事冒险之路，因为东三省的中国政权已跟他们分道扬镳。田中义一，这个以强硬著称的首相也因为关东军的恣意妄为失去了他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军人的失势，相反，由军人造成的麻烦只能由军人来解决，日本要在东三省恢复地位，必须依靠那些胆大妄为的军人，当政治走向死胡同，似乎只有战争才能开启新的道路。
张学良接位后面临这两个问题，一是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另一个则是处理与国民党、日本的三角关系。前者迫在眉睫，而后者则事关成败，张学良的前途跟这次首演关系颇大，前者考验的是手腕，而后者考验的则是战略眼光。张学良自出道以来在其父羽翼之下一路坦途，他这个太子可以说是张作霖一手扶持的，但是如今老张已死，张学良必须自己承担起东三省的责任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而言，这样的担子显然有些沉重。
关内的残局
张作霖是从北京返回奉天的途中被炸身亡的，老张这个安国大元帅为什么要从关内返回关外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奉系在关内已经撑不住了。
自北伐军于4月发兵以来，奉系已经渐显不支，蒋介石于5月克取山东之后，便与山西的阎锡山、河南的冯玉祥对直隶、京津形成了合围之势，在这种局面下，奉系的任何抵抗都最终会被证明是徒劳的。但是，北伐军进军京津之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蒋介石在攻取济南后遭到了日本的挑衅，因此拖延了时日，使得三方合攻一度受挫——倒霉的自然还是活靶子阎锡山。
原本北伐军的计划是，由蒋介石率部拔掉张宗昌和孙传芳所据守的山东，冯玉祥和阎锡山共同攻击直隶，当然，奉系在直隶屯有重兵，非旦夕可下，要攻取直隶，直入京城，蒋介石的部队就必须在攻取山东之后迅速给予冯阎二部支援。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北伐军谋篇布局半天，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没有得到顺利实施，其原因便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搅局者——日本。日本在山东横插一杠，蒋介石便分身乏术，无法及时率军支援直隶的战事，而造成的后果则是，原先共谋进取的冯玉祥点到即止，不敢孤军深入，而倒霉的阎锡山则再次陷入和晋奉之战时同样的局面——被奉系当成靶子。
冯玉祥的为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能搭顺风车就坚决不走道，蒋介石在山东遇阻，冯玉祥预感要坏菜，风风雨雨那么多年的冯玉祥怎么会愿意自己送上门去和顽抗死守的奉系主力对撼？于是乎，觉得事情不是很妙的老冯果断地停止了进军的脚步，这一停不要紧，害苦了阎锡山，按说阎锡山这个人也是精明到家的人物，他为什么就愿意拿出全部家底跟奉系干呢？阎锡山出兵帮国民党干当然不是当义工，没点好处谁愿意亲身犯险？其实老阎在发兵之日就已经和国民党中央有了默契，那就是攻取直隶、京津之后，就把这块地盘交给阎锡山打理——这也正是阎锡山投靠国民党浑水摸鱼的本意，守财奴般的阎锡山此次如此慷慨当然是因为地盘的诱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冯阎二人在直隶截然相反的态度了：因为直隶就算拿下跟冯玉祥也没关系，所以老冯的态度是，帮帮忙当当副手也就罢了，如果让他打头阵当主攻，那是万万不可能，帮他人做嫁衣的蠢事是冯玉祥干的？而阎锡山呢，地盘拿下来归他，他当然得拼命了，难不成还能靠别人帮自己挣地盘？因此，在蒋介石遇到小麻烦之后，直隶的联盟就出现了这样奇妙的变化，冯玉祥主动退避，而阎锡山则孤军作战。
阎锡山在民国太平了那么多年，他手下的部队也基本没怎么打过仗，所以要靠他和惯战的奉系主力交战，那是绝对没有成算的。此时双方的交战就跟晋奉之战别无二致，阎锡山在奉系的压迫下很快就力穷难支，死伤万余——难道晋奉之战的那一幕要重演了？当然不是，因为蒋介石并没有困在山东，而只是在山东遇到了一点麻烦，因此，虽然阎锡山吃了点小亏，但是与此前那场战事还是有本质的区别——阎锡山此次并非孤军作战，只要老蒋解决了那点麻烦，事情就会迅速出现转机。
蒋介石本来以为此次北伐肯定是水到渠成，不会再有此前在湖北和江西那样的苦战了，没承想，日本跑出来闹唤，这让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显得复杂起来了。还好，蒋介石这个人还是能够分得清轻重的，日本挑衅虽然难忍，但是目前国民党的主要任务还是北伐，因此忍字心头一把刀，即便割得生疼，也得咽下这口苦水。蒋介石的策略是尽量不招惹，离日本远点，你不让我直接过，我绕道总行吧？因此，蒋介石发明了民国史上著名的绕道北伐一事，在今天看来颇有些弱国受辱的悲凉，但在当时的情境下，不如此又能怎样？
蒋介石一方面不与日本纠缠，另一方面催促冯玉祥尽快出兵——老蒋也苦闷得很，日本人闹也就得了，你冯玉祥跟着闹算什么事？老蒋这个总指挥发话还是管用的，冯玉祥立刻停止装死，与蒋介石、阎锡山协商之后出兵，北伐军在5月月底发动总攻，三路进兵，势头凶猛，奉军和直鲁联军很快不支，而张作霖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回关内的——但是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皇姑屯遇难。
其实，张作霖本来就有退守关外之意，但是又不想放弃自己奋斗多年得来的局面，因此在关内的战事一直颇有踌躇，进退失措。但是张作霖一死，事情马上变得简单起来，继位的张学良认识到再抵抗下去肯定也没啥意义了，所以干脆摆出高姿态，让奉军撤离北京——既然不能与国民党为敌，那么送个顺水人情，为以后留条后路显然也是理智的。因此，张作霖的死让局面迅速简化，张学良无意在关内继续纠缠，而国民党也顺利夺取北京。
自发动北伐以来，蒋介石辛辛苦苦，历经周折，所等的不就是克复北京的这一日吗？因此，老蒋进京之后，排场做足，其核心便是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去献功——此举的政治意义一目了然，孙中山临死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今孙中山所谓革命终于已有小成，而为促成此功一直努力奋斗的蒋介石正是孙中山遗嘱中的那个同志啊。因此，蒋介石假模假式祭灵的背后，同时也在宣告国民党的新一代领导者正式诞生了，这是一次颇有象征意义的宣言。
虽然北京拿下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了问题，问题不是退守关外的奉系——实际上，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和国民党秘密协商运作易帜一事了，问题是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并不愿意屈服——奉系失败了可以退往关内，张宗昌行吗？为什么张宗昌就不能投诚呢？让我们将视线拉得远一些，想到了吗？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政治领路人，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导师的含义，而干掉陈其美，让蒋介石在党内奋斗的难度系数增加的人正是张宗昌，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如今张宗昌也走窄了。
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奉系会放心地让张宗昌在关外独当一面而不怕他反水了吧，因为谁都可以去投奔蒋介石，唯独张宗昌不行，梁子结得太深了，蒋介石也非善类，他能轻易饶了张宗昌？有人会问，在中国历史上像张宗昌这种有旧怨的最后投诚的也不是没有啊，最著名的当然是管仲与齐桓公，另外张绣与曹操一事也耳熟能详，为什么张宗昌不能学习先人呢？道理很简单，张宗昌并没有管仲和张绣那样的利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又有旧怨的降将是从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尽管张宗昌知道顽抗没有结果，但是还是选择顽抗。
最后张宗昌的命运也颇有些令人唏嘘，办掉张宗昌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奉系。为什么奉系要拿下属开刀呢？因为张学良此时正在和国民党谈易帜，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拿出诚意，而张学良显示诚意的方法就是帮助国民党除掉不听话的直鲁联军，可怜张宗昌落得个两头不是人的下场。张宗昌在当日除掉陈其美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会有今日的下场，历史就是那么奇妙，尽管当时的陈其美如待宰之羔羊，除之甚易，但是风水轮流转，历史跟张宗昌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