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与重聚。我们人类亦是如此。我们产生于精华。我们慢慢失去精华，失去最美的岁月，衰老、死亡，从有机物变为无机物。
落红化为春泥，我们化为尘埃。就像我们吃过的食物，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始终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参与宇宙的整体循环，生生不息，有何悲哀？乐观地看，我们的天地更广阔了。
且让我们对来去之物，平常待之；对飘忽流转的无常，安然处之吧。我们和这个世界，从没有分离过，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星星是离我们远，光过来时因为受阻力，所以才看起来一闪一闪的吗？”
“太阳光从太阳射到地球上是八分十八秒。而我们看到的星光，有些实际上是星星几百万年前甚至几亿年前发出来的光。当我们看到这光时，也许这星星已经死去。”
恒星都会死去。时间算什么？一切都是相对的。
忽又记起三毛说的：“人毕竟是要各自飞行的，能彼此看一眼是一刹那又已是千年了！”
作为个体，我们是渺小。但正是因了这无数的渺小，冰冷的宇宙才有鲜活，有温暖，有灵魂相交辉映出的满天云霞。
“黑洞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引力，无法逃脱？”
“对于地球来说，以每秒11.2公里的速度，即第二宇宙速度飞行，就可以摆脱地球。但是对于黑洞来说，它的第二宇宙速度太大了，甚至超越了光速，光都冲不出来，于是射进去的光反射不回来，所以我们的眼睛只见黑暗一片。”
痛苦、疾病、变迁、意外、死亡等负面事件，也仿佛人生的黑洞。是拒绝，想逃脱的欲望，造成我们的恐惧，我们内心的冲突。其实，负面事件就像火，激烈，却有时间性，时间一过，一切安宁下来。一切都需要充分表达、释放。
突然，我感觉，我的向度变了，不仅无常，循环的本质于我，也什么不是。生死不是问题，什么都不是问题。
我享受此时的安宁自在轻松，第一次感觉与自己合一。
我欣赏、享受一切，但当它们离开时，我微笑放手。我有另外一个潜在的生命，不囿于这个世界，任何东西击溃不倒它。生命没有阻碍，只有流淌；没有沧海桑田，只有安稳沉静。
我感到光明、通透。前前无始，后后无终。曙色初染，灵魂飞翔结束，我们重回身边的现实。我想起昨夜的感悟，有些恍惚。
沙漠的日出，沉静得让人简直想落泪。因为我还没有持续不断的内在和平，我离那个常驻的临在，不变的宁静，如如不在尚远。但我知道，有一天，很可能，我会真正抵达它的身边。
我跟骆驼学如何躲避风沙。我搭帐篷，在沙子里烹制面包。
我跟着沙漠商队走了26天。在茫茫沙漠中，骆队慢慢而行，在寂静与浩渺中品味自然的神秘、伟大。它荒凉苍茫，它也辽阔，激昂。
我也知道了，卡立德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家庭条件优渥，甚至有天文望远镜。他只是在房顶望夜空，用最普遍的望远镜。晚上，怕影响家人休息，他上网查资料，都是在小小的洗手间里摆张小桌。
爱好是人生最好的陪伴。
刚毕业时，我在中国进过沙漠，那是我最不喜欢的风景，单调、孤寂、无趣。但今天，我看到的是它的博大、壮美。怎么把贫穷、枯燥，打理成生机盎然？三毛做到了。
而我，为这女子的传奇再度打动，也收获了一颗最安宁朴素的心。走了这么这么久，这么这么远，我的心终于有了归处。
《英国病人》爱与道德的双人舞
突尼斯虽小，地貌却非常丰富：海洋、沙漠、绿洲、盐湖（如果你够幸运，能在盐湖里看到海市蜃楼）。它丰富的地貌，让《英国病人》的外景取材于此。托泽尔，棕榈树的故乡。我原来对棕榈树不感冒，觉得它敦厚朴实，太平常。可是，你在茫茫的沙漠中，终于见到那亲人一样的绿洲，是棕榈树所给予的。棕榈树下，有石榴等果树；再下面，是菜地。阿拉伯人多生活在沙漠地带，珍惜绿洲，擅长立体栽培。
我惊叹石榴和椰枣树的绝妙相配，在树下久久流连。“你是想吃石榴，又不好意思摘吧？”一个小伙子过来，上去就掰下来一个给我。
突尼斯盛产椰枣，以托泽尔生产的为最好。其中最好的品种，透明，琥珀色，名字很有些仙气：光的手指。
采过果实的椰枣树枝大多放在树下。点燃，驱虫最好。椰枣树的树干，可以建房。
雨落下来。不多的行人也不疾走，还在雨里慢悠悠。也许他们对雨有特别的感情，视如甘霖。有人乘四轮马车嗒嗒而过，铃声叮当。有老妇着传统服装，无声而过。雨滴从枝头落下，一切让人觉得既真实又虚幻。
绿洲，也就有绿，花很少。一种黄色的花开得不错。这世上少见的没有花心的花，名曰“好男人”。我一向喜欢特别的，神秘的，对夹竹桃这等普通的自然感觉平平。小时候家里就有。但在这沙漠边界，突然对它有了新感情。它们用绿叶，粉色，白色的花朵，对抗着卷卷风沙。就像这里的姑娘。
托泽尔还有那永不枯竭的达玛扎山泉，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
托泽尔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细细的小砖，因为深浅排列不同，而有别致、立体的图案。中央电视台关于此地的解说词讲：“现在的托泽尔人，基本上不再穿传统民族服装，在脸上纹秀图案的习俗，也不再流行。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墙上的图案是否真的和托泽尔人脸上、服装上的花纹相像。”其实，着传统服装的女人还是有的，只不过她们老了，多待在家里。脸上文秀，非不再流行，是压根没有了。不过我在一个70岁老奶奶的脸上找到了，而且，她同意我拍。我替中央台做个判断，确实像。
托泽尔西北，OASES山的峡谷，也曾是《英国病人》的外景。摄制组曾有80人驻扎在此。本来地势险峻，导游更带我险中求险，走几个影片拍摄的场地。有时分开杂草，从大石头上一滑就下去了，压根不管我下不下得来。
我想起一个人。他和我不在一家媒体，但在一家媒体集团，在一个办公大楼，彼此没说过话。有天，在外面开会，我们碰到。他让我搭他的车。出门，才知道，他没有车，是打车。那也无所谓，反正是免费，顺风。路上很堵，他嘟囔了几回。离我们大楼差不多还有一公里时，他突然说：“咱们下车吧。”我说好。我以为他会绕过引桥到辅路，走到单位。谁知道，没走几步，他竟然没有跟我说一声，突然从桥上纵身而跳。我心里一咯噔。我往下一看，高度还可以，也就三米。而他，灵活地闪过车流，走到人行路上，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更可笑愚蠢的是，我也跟着跳了下去。
傍晚，我在大楼里又看到他了，他欣慰地说：“我赶上了下午的选题会。”
我说：“我去医院了。”烦躁又怨恨的口气他应该听出来了吧。如果是别的原因去医院，我不会和他讲，不会这语气呀。可他没有再问。男人和女人真不同。
我边走，边听导游讲，边在小本子上记，心里还开着小差，想着那旧事。虽然小心，脚下还是一滑，笔和本子都摔出去了。我倒没有。导游及时拉住我。我道谢：“你要是没拉住我，我掉下去的话，即使不葬身峡谷，也得摔个残废吧。”导游开玩笑：“如果赶上峡谷里满是水，你会幸运。”我心扑腾乱跳。他说的是2月还是几月，我没有听清。
迷恋突尼斯外景的还有很多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弗朗哥·泽菲雷里著名的《拿撒勒的耶稣》；特里·琼斯的经典喜剧《布莱恩的一生》都曾拍摄于此。
导游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印第安纳·琼斯》也拍于这里。我对这影片不熟。晚上回酒店上网一查，你猜是谁？原来就是《夺宝奇兵》。斯皮尔伯格的历险片中同样蕴含着孩子般的奇妙幻想。
你还记得印第安纳·琼斯与法柜吧？电影里说它在开罗。
你知道传说中十诫的圣物“法柜”藏在哪里吗？就藏在我去过的埃塞锡安山圣玛丽亚天主教堂里！
我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OASES峡谷。
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时，也赋予我们宽广、自由、梦想。但在程式化的生活里，大部分人都丢失了。它们只成为词汇，在我们的字典里。很多人甚至梦中都不想。而我从苦厄的现实中抬头，远走，终于能触碰这一切。我为发现自己的新力量、新眼光、新能量、新境界而内心平静。我也为亲情、爱情的缺失而遗憾。我飞翔得愈加自由，我心里的隐痛就越强。它们仿佛《英国病人》中，那爱与道德的双人舞。
那凄美动人的《英国病人》，是故事，已落入结局，无法回转。而我，还有路可走。我的归期有了日程。这时候，我在澳洲的同学来信，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
在邀请函上备有一张单子，说明婚后会需要哪些东西。亲朋好友根据自己的情况相送，这就避免礼物无用和重复。外国人的务实精神让我一乐。
我准备先去澳洲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