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是我们这个城市普及的交通工具，凡是有工作的年轻人一般都有自行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们房建所维修的泥工班里，十五个小伙子中，那个叫方甸的就没有自行车。
他肯定想买自行车。这一点，班上的小伙子都看得出来：一到工间休息，方甸就跑到那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十四辆自行车跟前，睁着一双稚气的眼睛，羡慕地看看，摸摸，叮当、叮当地掀掀铃子，有时甚至骑上一辆车到附近逛一圈再回来……只不过，他不像有的人，买车是为了“显洋盘”，认为小伙子嘛，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未免太“熊”了。也不像有的人，买车是为了——用有些年轻人吊儿郎当的话来说——是为了“扇盒盒”；我们的方甸今年才十五岁，离找对象还远着哩。可以说他完全是出于需要，且不说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大，离家又远；单说要上夜校，没有自行车就不行。夜校办在郊区，放学的时候，公共汽车早就收班了。当然，小方甸想买自行车，也还有心理上的因素，不过，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是不自觉的。
1978年4月13号那一天——据说，外国人讳忌十三这个数字，因为这是耶稣受难的日子。我们却不然，我们喜爱十三，经常盼望十三，因为每个月十三日，我们便可以如数领到自己的工资……大约五点钟的时候，会计和出纳到工地送工资来了，小伙子们蜂拥而至，嘻嘻哈哈、推推打打，高兴得就像过节似的。
泥工班长郭大勇领了工资，挤出人堆，一步一踱地点数着钱。忽然，他回过头去喊了一声：“泥工班的，领了工资到工具房去！”
陈刚正从人堆里挤出来，伸着脖子高声问：“开多长的会？要不要把车搬进去？”
“谁要你的车呵！”大勇头也不回地朝工具房走去。
“当然，你那个‘周身响’送人也没人要，我的是九成新哩！”陈刚赶上几步，轻轻地拍着班长的肩膀说，“我说大勇，你的车也该改朝换代了，那副朽行头，骑出去连对象也找不到。”
“嫁新车的女娃子我还不要哩！”大勇撇撇嘴说。
“二十七岁的人了，还接不到婆娘，危险啰！”
不一会儿，泥工班的十五个小伙子齐刷刷地到了工具房，年纪最小的方甸像小兄弟，紧挨年纪最大的大勇班长坐着。
大勇见人到齐了，清清喉咙说：“我们班分配来一张自行车票。按以前的规矩是抽签。不过，我觉得这办法太原始——”
“不抽签！莫把小伙子看扁了！”坐在窗台上的李朋第一个吼起来，立刻有人附和。
“对！”大勇高兴地站起身，“大家看，分配给谁合适？”
“给方甸！”有好几个人喊起来。
大勇笑眯了眼睛，说：“大家还是议一议。”
“议啥子！明摆着的，我们十四个人都有车，当然给方甸！”李朋跳下窗台，把工作服往肩上一甩，准备转身就走。
“对，给方甸。”“方甸，这下该你显洋了！”“小伙子该翘一盘了。”小伙子们七嘴八舌打趣着方甸，一面纷纷起身欲走。
“呃，等等。”见大家这么通达，大勇说话都带着哈哈了，“要有意见就赶快发表呵！”
“不是说了嘛，给方甸！”李朋不耐烦起来，“上星期的事，你忘了？”
提起上星期的事，大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嘴唇不易察觉地哆嗦了一下。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二晚上，局夜校举行开学典礼了，班上的小伙子们吃完晚饭邀邀约约上路了。夜校离城远，骑车得花半小时哩。大约走了两分钟，大勇突然煞了车：“方甸呢？”
“嘿，简直没想起！”大家这才发觉，忙煞了车，在公路边一棵梧桐树下七嘴八舌议论开来：“方甸第一个报名上夜校，未必然——”“他是不是坐公共汽车去了？”“没有自行车太不方便了！”“呵，想起了——我看见他又转回工具房去了……”
“你们先走一步。”大勇眉头一皱，调转车头往回走。他顺着公路先到每隔半小时一班的市郊汽车站，在急匆匆拥挤着的人群中没看见方甸。又忙返回工地，径直跑进工具房，只见方甸坐在两块垒着的七孔砖上，双手托着下颌，手肘搁在膝盖上，两条淡淡的眉毛微微蹙在一起，呆呆地想着心事……
大勇轻轻走过去，把手搭在肩上，低声问道：“一个人坐在这儿想啥？”
方甸回头看见大勇，苦笑一下，不假思索地说：“要是我妈不把爸爸那辆车卖了……”
大勇怔怔地望着方甸，胸膛起伏着，似乎在压抑自己的痛苦。随即眨了眨眼睛，笑着拍了一下方甸：“别傻想了，跟我走。”
“郊区八点收车，我……”方甸沮丧地说。
“放心，我搭你回来！”大勇拖起方甸就往外走。
晚上，大勇搭方甸回城的路上，被值勤的交通民警逮着了。小伙子们好说歹说，认了千错万错，总算只罚了大勇两块钱。虽说大勇满不在乎地说两块钱算不了啥，方甸心里总过意不去。想想看，这笔数字相当于方甸三天半的工资哩！他再不敢上夜校了……
现在提起这事，大勇为什么会动感情？小伙子们太大而化之了，谁也没去多想，只有小心眼的陈刚因为刚才劝过大勇买新车，便试探去问：“大勇，你的意见呢？是——”
大勇瞪了陈刚一眼，爽快地把购车券递给方甸。
方甸对大家的关心感到很不好意思，并没有伸手去接。等大勇把购车券塞进他工作服胸前的口袋时，他才羞涩地扫了众人一眼，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不过，他马上又掏出购车券，稍停了片刻，脸涨得通红地说：“还是先给别人吧。”
“为什么？”大勇不解地问。
走出门的李朋也莫名其妙地回过头来，纳闷地看着方甸。
“我，”方甸垂下眼皮，翻弄着手里的购车券，遗憾地说，“现在还没钱买。”
刚才的欢乐一下子消失了。小伙子们面面相觑，都不知如何是好。陈刚醒悟似的“呵”一声；性急的李朋一屁股坐在门栏上，嘟哝了一句：“有了锅又没有米煮！”大勇皱着眉头，愣愣地直盯着方甸。
方甸望望大家，又爱不释手地翻看着购车券，把正面背面都详细看过了，才默默递到大勇手里。
大勇像触电似的飞快缩回手，可是购车券已经落到手心里了。他气急败坏地喊声：“这算什么。”把购车券又塞进方甸的衣袋，扫了众人一眼，猛一
挥手说，“大家给方甸撑起，我来请个‘会’！”说着便从刚领来的工资里抽出十元钱，“啪”的一声放在桌上。接着，回头低声对陈刚说：“你家困难，就不要——”
陈刚用胳臂推开靠得很近的大勇，不满地瞪他一眼，拿出一张十元往桌上一放：“我算一个！”
李朋欢呼了一声，一个箭步从门口跳进来，也在桌上放了十元：“我一个！”
“我一个！”“我一个！”小伙子们都先后把钱放到桌上去。
“我也算一个！”方甸不解其意，但却毫不犹豫地把钱放在桌上，惹得大家都笑了。
感谢贫困的先辈为我们发明了“请会”这种经济上互助的方式。否则，碰上比如买自行车这样的事，像我们这样的二级工以每月存十元计，得等一年零四个月；要是一个学工，以每月存五元计，得等将近三年时间！而现在，方甸买自行车，不到两分钟，一百五十块钱就凑齐了。
“以后，”大勇点好钱，郑重地交给方甸，“每人每月都拿出十元，像互助储金一样——”
一股暖流传遍了方甸全身，他傻乎乎地站着，呼吸急促了，眼睛模糊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勇拍拍方甸的后脑勺：“得，得，别激动了。”
“假女娃子落泪了？”李朋把脸凑到方甸跟前，“拿出点大小伙子的气概来嘛！不然，我们要喊你‘假假’啦！”
方甸“扑哧”一声笑了，忙用手背横抹一把眼睛……
在大家的笑声中，大勇在方甸肩上擂了一拳：“走，现在大家陪你去买车。”
于是，十五个小伙子兴致勃勃地上路了。
趁他们走路的当儿，我顺便谈谈方甸：他是去年底到这个班来的，是个说话不多，埋头干活的孩子。下了班，总要把伙伴们的砖刀、皿子、灰板洗干净；把小伙子们东丢西甩的绳子、吊线垂、尺子等收拾好；就是平常随便为哪个人买包烟、递杯水也十分麻利。最近，小伙子们自己设计、安装了升降架，他也总要在下班后，吊些砖上架才休息。所以，半年来深得班上那些毛头毛脑的小伙子们的喜爱。特别是班长郭大勇，对他简直近乎偏袒，有时甚至使人产生一种直觉，觉得大勇好像在赎罪……每当方甸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少年老成的时候，细心的大勇就会想起方甸刚四岁时父亲就死于非命，只得跟着多病的母亲过着凄苦的生活，心里便沉甸甸的。直到抓纲治蜀，初见成效，一切开始走上正轨了，房建所领导考虑到方甸家经济困难，才把他招进所里当工人，于是他来到泥工班这个温暖的集体。
此刻，他们已买好自行车了。十五个小伙子骑着车，在市中心的大街上逛了两圈，然后才欢欢喜喜地分手。
方甸骑着新车喜气洋洋回家。本来很长很宽的街，今天又短又窄了；本来很高的楼房，今天也矮一截了！四月里，柔和的风带着槐花的清香，迎面拂来，方甸第一次感觉到了！他皱着小鼻子使劲吸两下，便心旷神怡地加快了车速。
“慢点！”大勇突然从后面追上来，“看你高兴得——”他自己却一个劲儿打着铃，像是自己骑着新车，比方甸还要兴奋。
方甸回头看着大勇笑嘻了，好一阵才想起问：“你家在东郊，怎么朝我们西门来了？”
“呃，办点事情。”大勇支吾一句，接着说，“街上车多人多，骑车要胆大心细，不准加速；穿横道线、过街口必须减速……”
不知不觉间，方甸到家了。“快进去吧。”大勇不让方甸逗留，在后面催他。
方甸兴冲冲地抬车进了大门，回头来招呼大勇，奇怪，人呢？再往东看，咳，大勇已经沿着来路回去了！方甸感动了：大勇分明是护送我回家呀……片刻，他将车推进院坝，架在自家门口，见母亲正在炒菜，便得意地将车铃“叮当、叮当”打个不停。
母亲探出头来，埋怨说：“把谁的车子借来了？弄坏了赔不起呵！”
方甸得意地扮了个鬼脸，继续使劲打铃。
母亲边炒菜，边唠叨：“都这么大了，还不醒事！”
方甸“虎”地跳进屋，两手勾住妈妈的脖子，把嘴伸到她耳边，用压低八度的声音说：“车子姓方了！”
“去去！”母亲才不理这套哩！佯作生气的样子，“好意思撒娇！别挡着我。吃完饭快把车子给人家还回去。”
“还？”方甸松开手，从衣袋里掏出发票，神气地抖了两下，展开在母亲眼前，“你看，这儿写的谁的名字？哼，还！”
母亲见发票上果真是方甸的名字，睁大眼睛盯着儿子的脸，突然一阵心酸，忍不住泪水涟涟。她的思绪一下子飞得很远、很远……方甸想一辆自行车，想了整整十二年！而且，谁能想到，一辆自行车，竟然给这孤儿寡母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方甸刚两岁，正是父母心尖尖上的肉，过着最幸福的童年生活。父亲是房建所的会计，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不管人家怎么闹、耍、“革命”，他始终坚持每天上班，直到1968年大规模的武斗开始，也照样如此。
一个阴暗的早晨，老方又要上班去了。临走前，他照例抱起方甸，用胡子扎着儿子的小脸，嘴里喃喃地吐着亲热的话。儿子像一只被人抚爱惯了的小猫，在父亲的怀里嬉闹、欢蹦着。几分钟后，老方准备放下方甸：“跟爸爸再见。”
“不！”甸儿紧搂父亲的脖子不放，“我不要你走！”
“爸爸该上班班了。”老方想掰开儿子的手，“放开我呵！”
“不要你上班班。”甸儿搂得更紧了。
“给你买糖糖。”老方拍拍儿子的屁股。
甸儿把头紧贴在父亲肩上，不说话。
“买连环画……”父亲蹲下去想放下儿子。
甸儿用额头撞一下父亲的肩膀，仍不说话。
“今天就别去上班吧。”溺爱儿子的母亲说话了，“反正，外面有武斗，不清静——”
“那怎么行！今天九号了，我要造工资表。”对儿子无可奈何的父亲，冲着母亲发态度了，“你也是！伙着闹！乖儿子，爸爸给你买小汽车回来。”
有妈妈支持，方甸更加调皮了，他把眼睛一闭，双脚一弯，离开地面，索性全身吊在爸爸脖子上。
“呃，儿子！”老方着急了，讨好地望着妻子，“妈妈最好，快去妈妈爱。”
母亲恨了一眼父亲，扁了扁嘴，还是帮着解围来了：“爸爸给方甸买部自行车车，好吗？”
最了解儿子的母亲的话立即生了效，方甸一下睁开眼睛：“是三个轮轮的自行车？”
“对，三个轮子的。”爸爸赶紧说。
方甸立即松开手，投进母亲的怀抱里，嘟着小嘴娇声娇气地说：“爸爸再见！我要车车……”
父亲急急忙忙赶着上班去了，从此就没有再回来——在他下班回家的途中，被武斗据点飞来的流弹打穿心肺，当场就死了。只留下最后瞪着眼睛、张大嘴巴那个永恒的表情。也许，那是心脏停止跳动而大脑还在思维的瞬间，他痛恨自己对儿子的食言……
事情已经过去十二年了。但母亲负罪的感觉至今都没有过去。在她看来，当初如果不用一辆车去诳儿子，父亲上不了班或晚些去上班，一切将会是另外的样子……过去的使母亲悲痛不已，问题是现在，现在方甸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买回这么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她抹干脸上的泪水，目不转睛地看着惊惶、迷惑、不知所措的儿子。突然，她把手中的锅铲丢进锅里，一把抓住方甸的手臂，紧张地说：“我们人穷可不能志短呵……”
“妈呀！”方甸恍然大悟，挣脱手臂大笑起来，“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嗦？”
最溺爱子女的母亲，对子女也最容易猜疑。她们的脑子里经常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自己吓唬自己。此刻，母亲有点神经质地大声说：“你老实说，这车——”
看见母亲如此认真，方甸顿时感到一种侮辱，狠狠地跺了一脚，委屈地说：“难道我不是在你身边长大的吗？”
母亲吁了一口气，仍不放心地：“那你说清楚，你靠什么——”
“靠什么？”方甸埋怨地哼了一声，把买车的经过简单讲了讲，板着小大人的脸，激动地归纳说，“靠大家的友谊、信赖！”
“真是！”母亲感动得声音都发颤了，“现在的年轻人呀……”
这以后，母亲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一面进进出出地忙碌，一面兴奋地唠叨：“妈知道你急需自行车，可又没能耐……”“今后不挤公共汽车，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了。”“明天就可以上夜校了。”……一直继续到天黑，方甸坐到书桌前面的时候，她才住嘴。不过，她还是兴奋地补了一句：“明天妈休息，中午去看你们……”
第二天中午，大勇把方甸的车抬在院子中间，把自己带来的几尺嫩绿色塑料软管剪成一段段的，分别套在刹车把、踏板螺丝帽、轮轴螺丝帽上，顿时，自行车又增加了几分颜色。李朋还把特意带来的新棉纱，塞进新车的坐凳下面。小伙子们七嘴八舌评论着车子的优劣，有的捏捏刹车，有的踩踩踏板，有的干脆在院里骑两圈。蹲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观看的人摇头晃脑，这个说“车轮是跛的，要把钢丝调整一下”；那个又说“坐凳太高了，要降矮一点”……直到送饭的三轮车到了，大家才敲着碗，叫喊着，暂时把自行车冷在一边。
不知谁喊了一声：“方甸的妈来了！”
小伙子们立刻热情地招呼着，有让凳子的，有请吃饭的。大勇注意到母亲提着的东西，忙问：“伯母提着酒走亲戚吗？”
“是呀！看望方甸的老大哥们，打平伙来了。”母亲打着脆生生的哈哈。
“打平伙？有酒呀！”小伙子们欢呼起来。有人高兴得左脚打右脚，同时双手使劲拍着屁股；有人忘形地把两根手指头往嘴里一塞，打着尖利的唿哨；不知哪个厚脸皮竟然高喊：“伯母万岁！”……也许，有人又要埋怨我们粗俗，缺乏教养。唉！有什么办法！对我们这些搞重体力劳动的二级工来说，除了到电影院抢购几张刚刚开放的《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的电影票之外，最大的享受就只能是喝二两，吃得二昏二昏的，拿块砖当枕头，往板子上一躺，脸上盖顶草帽，舒舒服服打几声呼噜。现在，有了酒，还有下酒菜！难怪，一个个馋涎欲滴，简直可以说是群情振奋了！大家推着掀着挤进工具房，有的搬砖，有的用砖搭板凳，有的擦桌子，方甸找到几张旧报纸铺在桌上……整个屋里唧唧喳喳闹麻了。
母亲一一地取出网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她的手微微发抖，两眼闪着光。突然，她抬起头喊：“方甸，过来！快站好，给大家鞠个躬。”
母亲的话使方甸莫名其妙，也使小伙子们摸不着头脑……屋里骤然鸦雀无声了。
母亲拍拍方甸的背，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今天，方甸拜大家做哥哥，以后我就放心了。”
所有的人都笑了，陈刚笑得最响，李朋笑得前躬后仰。只有大勇紧锁着眉头，母亲包含着苦心的举动牵动了他万般思绪，那沉甸甸的近乎于负罪的感觉又浮上了心头。
在一片笑声中，有人高喊：“快鞠躬呀，小兄弟！”
“免了罢！”大勇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然后对母亲说，“伯母，不拜，我们也会照顾他的。未必你不信？”
“哪儿的话！”母亲赶紧申明，“多亏大家关照了。就说这自行车吧，简直解决大问题了。你们不晓得，方甸天天在家使闷气。”
“看不出来喃！”陈刚抓起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扮了个鬼脸，“方甸还会使闷气。”
“哼，不懂事呵！那年子他得了败血症，虽说吃药是半费，可输血是自费呀。他硬抱怨我不该把爸爸的自行车卖了。那阵，我怎么考虑得到今天上夜校的事呢！”
大家开始打趣方甸。
大勇低下头，不声不响走到一边去了。
小心眼的陈刚把双手叉在腰上，望着桌上的东西不时吞一下口水，心里在默默计算着：三瓶酒三元三；卤排骨是六角钱一斤的，还有猪头肉、油炸花生米……
李朋站在母亲旁边，笑嘻嘻地看她开酒瓶，手里捏着另外两瓶酒大动脑筋：等会儿拿什么装酒呢？没酒杯呀！他一急，脱口而出：“未必大家都抱着酒瓶喝呀！”
“都像你那么瓜！用汤匙舀嘛！”
“拿杯盖、饭盒装嘛。”
“快闻，好香的酒呀！来，我先喝一口……”
“不行不行，滚远一点！……”
在一片闹嚷声中，只有方甸注意到了大勇有点异样，他跟到大勇身边，悄悄问：“不舒服吗？”
大勇慌忙强作笑颜：“去去！你最啰唆！”可是他装不像，声音里流露出来的烦恼，使站在斜对面的母亲回过头来。她望着大勇，一下子被买自行车的事牵动了感情，说：“亏得大家帮方甸买了自行车，也了却了横在我心头多年的一桩心事……”
“买自行车也成了心事？”李朋不解地问。
“就是呵！还是方甸六岁那年的事了。”母亲是从长期的人情冷暖中过来的，她那凄苦寂寞的心，此刻在这个温暖的气氛中突然苏醒了，对着这一群亲切的晚辈，想说话的愿望是那么强烈，她索性放下酒瓶，坐在凳子上，敞开了心扉，“我们隔壁的小卫东买了一辆三轮自行车，叮当、叮当地在院子里骑车飞跑。人家刚买回来，自己正在兴头上，哪会给他骑呢！他想极了，跟在车子后面又是吼，又是跑，又是拍手，跑得直是摔跤，摔得一身黢黑，摔破了膝盖、额头，还一个劲儿跟在车子后面跑。随我怎么哄他，诳他，也不肯回家……你们想，我一个寡妇，每月只有四十多元的工资，在那个‘抓革命，耍伸展’的年月，生活涨得那么高，困难哪！看他那么丢人现眼地羡慕人家的东西，太伤我的脸面了！再说他爸爸也——答应过……我横了心，咬了三个月的牙，终于给他买了一辆同样的自行车。那天，他看到自行车的时候，拉着我的手高兴得像发疯一样跳蹦起来，嘴里‘呵呵’地直吼，乐得我的腿都打战了！我扶他骑到车上，他不蹬踏板，只是得意洋洋地偏着头打铃，把龙头扭过来扭过去，装得像个大司机一样。我心想，要是他爸爸能看见——这时，他突然——好像他跟我通了电似的——他突然从车上站起来，跑到一边去，远远地盯着自行车。我说：甸儿，来骑嘛！他喊一声不！我说来骑嘛！他又喊一声不！我把车子给他推过去，他边跑边喊‘不骑’！跑到院坝门口，‘我不骑’的话刚一出口，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面断断续续地说：‘妈妈，你还给人家去。’……”说到这儿，母亲的声音哽咽了，两颗泪水从她的皱脸上滚下来，“以后，我只好退给商店了……”
整个屋子都沉寂了，只听得小伙们急促的呼吸。
“咦！”母亲发现了这突如其来的寂静，歉然地笑笑，“当妈的都这样，大家别笑话我……来，喝酒！”
毛头毛脑的小伙子们心里沉甸甸的，谁也没想到说句什么话。
“大家拿着‘酒杯’，”还是陈刚机灵，“在这个大瓷缸里舀好酒——”
气氛缓过来了！杯盖、饭盒盖、汤匙都伸出来了，大勇也舀了满满一匙。
母亲在饭盒盖里斟了点酒，举得高高地说：“先让我感谢大家对方甸的关照。为你们的大哥哥，好班长——”
“不！”大勇像被灼了般倒退两步，汤匙里的酒泼了自己一身，“我不好！我、混……”这发自灵魂深处的诅咒使所有的人都怔住了！惊诧、意外、惶惑使大家瞠目结舌……
大勇痛楚地干笑了一声，发出一声近乎呻吟的喘息，继续说：“在那个充满杀机的年代，我也染上了派性狂犬病，一次玩枪走火打伤了一个工人的腿，后来他的腿虽然治好了，我的心却永远了。”他把阴沉沉的脸转向方甸，无限悔恨地说，“也许，正是我枪筒里飞出的子弹撞进了伯父的心肺，才使你失去了早就应该得到的自行车——”
“不，不是你！”方甸惊惶失措，抓着大勇的手臂使劲摇了两下。
“可是，”大勇的声音颤抖起来，“那罪孽，也有我、我的分呵！”
“是‘四人帮’！”母亲激愤地喊，大勇的痛苦触动了她的心病，她无力地颓然坐下，气咻咻地骂道：“他们罪该万死呀！”
立即，整个屋子充满了愤愤不平的喊叫声：
“难道要让我们承担‘四人帮’的罪责？”
“我们是受骗上当的！”
“账当然该算到他们头上！我们算什么！”
“但是，”大勇暴躁地挥手止住了大家，他深深地爱这一群单纯真挚、积极向上的伙伴，也深深痛惜他们头脑简单、缺少文化的蒙昧，他忍不住，他要说，他要让大家明白，“如果不是几千年的历史把我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如果我们不是被‘四人帮’驯养成野兽那样，对任何人都充满怀疑、戒备、敌意，担心着自己的脑袋随时有落地的危险，那么，谁能愚弄我们，利用我们，把我们作为工具呢？”
没人说话，都陷入了沉思。柔和的春风吹着隔年的糊墙纸发着“哗——哗——”的声音，像是每个人的心在翻腾……
“酒！”母亲最先打破沉寂，但这异常的气氛使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大勇冲动地端起装酒的大瓷缸，神情庄重，脸色沉郁，使劲干咳一声，压着嗓子说：“让我们为永远结束自相残害的悲剧，为我们的彻底觉悟——”
方甸忍不住从大勇手中夺过大瓷缸，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嘶了：“为我们的友谊、信赖——”他被自己这种神圣的感情和严肃的声调惊呆了，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永远和童年告别了！不知怎么的，心里一哽，他“哇”地哭出声来。
李朋猛地把杯盖举过头顶，大概是想活跃一下气氛吧，他想笑一笑，说句俏皮话，可是，笑得那么苦，他用发涩的声音喊道：“为方甸想了十二年的自行车，干——”
十六只手同时庄严地举起了杯盖、饭盒盖、汤匙。狭窄的工具房里升起一个洪亮而深沉的声音：
“干——杯！”
1979年4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