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当女人上了年纪
法国东南部港口城市看望她女儿，这是几年来第一次看望她。她儿子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将顺道从美国坐飞机来和她们住上几天。这些日期赶到了一起，使她觉得很有意思。她怀疑，他们俩是不是已经串通好了，会不会给她提出某个建议，也就是当孩子们觉得她无法照顾自个儿了，他们就向母亲提出来的那种建议。这么顽固不化，他们会互相对对方说：这么顽固，这么固执，这么执拗——我们要不共同努力，怎么才能拗得过她呢？
当然了，他们爱她，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给她制订计划。然而她的确感觉像那些个罗马贵族一样，等着有人递给她那杯致命的毒酒，等着有人用最易于信任、最令人同情的方式告诉她，为了顾全大局，她应该把这杯毒酒喝下去，而不用紧张不安。
她的孩子们像一般的孩子那样，一直都非常好，非常孝顺。而她这个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同样好，同样地尽职尽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人生在世，我们应该得到的，并不总能得到。她的孩子如果想把这分数扯平了，他们就得等到来生，等到再次投胎转世了。
她女儿在尼斯经营一家美术馆。她女儿到现在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了。她儿子娶的是美国太太，生的是美国孩子，过不了多久他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所以他们既然已经飞出了窝，那就飞得远远的。不了解情况的吧，还会以为他们飞得远远的，就是为了躲开她呢。
不管他们给她提出的是什么建议，这里面肯定充满了正反两方面的感情：一方面是爱和关心，而另一方面是极度的残忍，希望看到她的终结。唉，正反两方面的感情并不使她仓皇失措。她就是靠正反两方面的感情谋生的。要是没有了这双重的含义，小说艺术将置于何处呢？要是只有头有尾而没有中间，生活本身会成什么样子呢？
“随着我年纪增大，我发现奇怪的是，”她告诉她儿子，“我很久很久以前曾从老人们嘴里听到的那些话，并且发誓我自己永远也不会说，可是现在也从我嘴里吐出来了。像这世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之类。比方说：似乎没有人再会意识到‘可以’这个动词有过去时——这世道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人们在大街上走路，还一边吃着比萨饼，对着电话讲话——这世道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是她来到尼斯的第一天，她来尼斯的第三天：一个晴朗温暖的六月天，是那种首先使那些慵懒富足的英国人来到这片海滩上的日子。看啊，他们来到了这里，他们两个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岸一边散步，一边慨叹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正如一百年前英国人打着遮阳伞，带着船夫一边散步，一边慨叹哈代先生最后的努力那样。
“慨叹，”她说，“如今很少听到这个词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慨叹了，除非他们想成为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这都成了一个忌语，一种被禁忌的活动。所以你该怎么办呢？把所有的慨叹都禁锢起来，直到你和另一个老人独处时，才把它们尽情地倾吐出来吗？”
“妈妈，您对我想怎么慨叹就怎么慨叹，”她那善良而又孝顺的儿子约翰说，“我会同情地点头表示同意，而不会取笑您。您今天除了慨叹比萨饼，还想慨叹什么呢？”
“我慨叹的并不是比萨饼。比萨饼并没有什么不好。一边走路一边吃同时还一边打电话，我发现很粗鲁。”
“我同意，是很粗鲁，至少是没有教养。还有呢？”
“这就够了。我所慨叹的东西，其本身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许多年前我曾发誓我永远不会慨叹，而我正在这儿慨叹着呢。我为什么屈服了呢？我慨叹这世道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慨叹历史的发展进程。我是打心眼儿里慨叹啊。然而当我自己听慨叹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呢？我听到我母亲当年慨叹迷你裙，慨叹电吉他。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怒气。‘是的，母亲，’我就会说，就会咬牙切齿，祈望她闭上嘴。所以……”
“所以您就以为我也正在咬牙切齿，祈望您也闭上嘴。”
“是的。”
“不是。慨叹世风日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自个儿私下也发这样的慨叹。”
“但是细节，约翰，细节啊！我慨叹的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宏观范畴，而是细节呀——举止粗俗，文理不通，高音大嗓！正是这些令我恼火的细节，使我非常绝望。如此的无足轻重！你明白吗？不过你当然不明白。你觉得我是在取笑自己，而实际上我不是。我是完全严肃的！你明白我是完全严肃的吗？”
“我当然明白。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我表达得不清楚！不明白！这些都只是话语，现如今我们对话语都听厌听烦了。唯一剩下来证明你是严肃的方法，就是除掉你自己。拔剑自刎。把你的脑壳儿炸掉。可是我刚一说这些话，你就想笑。我知道。因为我是不严肃的，不是完全严肃的——我太老了，老得严肃不起来了。你二十岁时自杀，就是一种可悲的损失；四十岁自杀，人们就会冷静地评论这个时代。但要是七十岁自杀，人们就会说，‘多遗憾，她一定是得了癌症。’”
“可是您从来没有在乎过人们说什么。”
“我之所以从来没有在乎过人们说什么，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未来这个词语。历史将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给自己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我越来越信不过历史了——越来越不相信历史有能力产生真理。”
“妈妈，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时，我可不可以说，您又一次把我放在了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或者心直口快的男孩子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我并不特别喜欢。”
“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是一个人住给闹的。大多数时间我得在脑子里进行这些谈话。能有人跟我把这些谈话演练出来，是一种解脱。”
“谈话机。不是人。是谈话机。”
“可以和我演练的谈话机。”
“可以在谈话机上面演练。”
“可以和我在上面演练谈话的谈话机。对不起，我不说了。诺玛怎么样了？”
“诺玛很好。她向您问好来着。孩子们也很好。历史发展成了什么样子？”
“历史已经失去了她的声音。很久很久以前，克莱奥曾拨动她的七弦琴，咏唱伟人们的壮举，而今呢，她就像那种傻得不能再傻的老太婆，变得摇摆不定，不仅摇摆不定，而且轻佻浅薄。至少我部分时间是这么认为的。其他时间我认为她被一帮暴徒俘虏，这帮子暴徒折磨她，让她讲言不由衷的话。我无法给你讲我对历史所持有的全部黑暗想法。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梦魇。”
“一种梦魇。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在写有关历史的作品呢？”
“不，没有写。如果我能写有关历史的作品，我就会渐渐地掌握历史。不，我所能做的就是生历史的气，生气，慨叹。我也自怨自怜。我已经落入一个陈词滥调的怪圈，而且我也不相信历史会动摇那些陈词滥调。”
“什么陈词滥调？”
“我不想深谈了，这太令人沮丧了。粘住了的唱片那种陈词滥调，这种唱片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既没有留声机针也没有留声机了。从各个地方传来的回声就是‘冷酷’这个词语。她传给世界的信息是不折不扣的冷酷。冷酷，是什么意思呢？不知怎么的，一个本属于冬天风景的词语已经黏附到了我的身上。就像一条尾随我身后的小杂种狗，‘汪汪汪’叫个不停，甩都甩不掉。我被它跟踪。它会跟随我走向坟墓。它会站在墓穴边儿，朝里面瞥上一眼，‘汪汪’地叫‘冷酷，冷酷，冷酷！’”
“如果您不是那个冷酷的人，那您是谁，妈妈？”
“你知道我是谁，约翰。”
“我当然知道。但还是说出来吧。把那些话说出来吧。”
“我是那个过去常开怀大笑而现在不再笑的人。我现在是那个哭泣的人。”
她女儿海伦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营一家美术馆。大家都说这家美术馆经营得非常红火。美术馆并不是海伦的。她受两个瑞士人聘任，这两个瑞士人每年从他们位于波恩的老窝往这儿来两次，检查账目，把挣来的钱揣兜儿里拿走。
海伦或叫Helene，年龄比约翰小，但长相却比约翰老。甚至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就穿一身筒裙，戴一副严肃的眼镜，再梳上个发髻，活脱脱一副中年妇女的打扮。她是那种法国人见了就给她腾地方甚至对她肃然起敬的人：那种不苟言笑的禁欲的知识分子。而在英格兰，海伦会立即被认为是个图书馆管理员或者是个被取笑的对象。
事实上她没有根据认为海伦会禁欲。海伦不谈她的私生活。但她听约翰说，她和一位来自里昂的商人有一段恋情，已经有好几年了，那个商人带她去度周末。谁知道呢，或许她到别处度周末时，就会情窦大开吧。
对自己孩子的性生活妄加猜测很是不合时宜。然而她无法相信一个献身艺术的人，哪怕她只是卖卖油画，她自己不会欲火中烧。
她所预料的是场联合攻击：海伦和约翰会让她坐下，然后向她提出他们为拯救她而制订的计划。可是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过得异常愉快。这个话题是第二天在海伦的汽车里才提到的，当时他俩驱车向北驶往下阿尔卑斯（法国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的旧称）山区，去海伦选中的一个吃午饭的地方，她们把约翰留在家里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
“您想在这儿怎么生活，妈妈？”海伦突然说。
“你是说在山区？”
“不，在法国。在尼斯。我那幢楼里有一套房子，10月份会空出来。您可以买下来，或者我们可以一块儿买下来。在一楼。”
“你想让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和你？这太突然了，我亲爱的。你敢肯定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不在一起生活。我们各自完全独立。但有了紧急情况，您就会有人可叫了。”
“谢谢你，亲爱的。可是我们在墨尔本有训练有素的人，照看老年人，应付他们出现的小小的紧急情况，他们很不错的。”
“求求您，妈妈，我们别玩游戏了。您都92岁了。心脏也有毛病。您不会总是有能力照看自己的。要是您——”
“别再说了，我亲爱的。我相信你找得出和我一样讨人嫌的委婉语。我会跌断臀部，我会变得老态龙钟；我会苟延残喘，卧床数年；我们在谈论的，就是这种东西。假使有这种可能，对于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把照看我的负担强加给我的女儿呢？对于你的问题是：尽管你完全出自真诚，但如果你不给我至少一次关爱和保护，你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共同的问题，讲得够公平了吧？”
“是的，我的建议是真诚的，也是行得通的。我和约翰都讨论过了。”
“好了，我们别因为发生争吵而毁了这么美好的日子。建议你已经提了。我已经听到了，并且保证会考虑你的建议。我们就此打住。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我不大可能接受的。我是在朝着另一个方向想问题。有一件事情老年人比年轻人擅长，那就是死亡。老年人（多么精巧的一个词语）要死得好。以向那些后来者表明好的死亡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我思考的方向。我想把整个心思用在好好儿死去上头。”
“您在尼斯可以和在墨尔本一样好好儿地死去。”
“但是你说得不对，海伦。你想通了，就会发现你说得不对。问问我好好儿地死去是什么意思。”
“妈妈，您说好好儿地死去是什么意思。”
“好好儿地死去就是在遥远的地方死去，在那里由陌生人，从事殡葬业的人处理掉尸首。好好儿地死去就是你通过电报得到死讯：我非常遗憾地通知您，等等。很遗憾，电报已经不时兴了。”
海伦不满地哼了一声。她们默默地向前行驶。尼斯已远远地甩在身后：沿空旷的道路驶去，地势突然下降，她们驶入一条长长的峡谷之中。虽说名义上是夏天，但是空气寒冷，仿佛阳光从来照射不到这深山幽谷似的。她连连打起了寒噤，所以关上了车窗。真像是在驶进一幅寓意画！
“没有人握着您的手，独自死去是不合适的，”海伦终于说，“这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是违反天理人伦的，是没有爱心的。对不起我说了这些话，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主动提出要握着您的手。和您在一起。”
在两个孩子当中，海伦算是更加矜持的一个，是和母亲保持更远距离的一个。海伦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讲过话。也许是汽车使这样讲话更容易些吧，使得开车的人不用直视着和她讲话的人。有关汽车的这一点她一定要记住。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出乎意料的低。“你这番话我不会忘记的。可是要是过了这么多年回到法国就是为了等死，难道不觉得别扭吗？边境线上的人问我来访的目的时，是商务活动呀还是游玩，我该对他怎么说？或者更要命的是，他问我计划待多久，我怎么说？永远待下去？待到死？待不了多久？”
“就说reunir la famille。他就明白了。和家里人团聚。这样的事天天都有。他不会提更多的要求的。”
她们在一家名叫Les Deux Ermites的小客栈吃的饭。客栈的名字后面肯定有一段故事。不过她倒不希望有人讲给她听。如果是个好故事吧，就有可能是杜撰的。一股冷飕飕的风刮了过来，像刀割般疼痛；她们坐窗玻璃后面，朝外面白雪皑皑的山峰望过去。时值初夏：除了她们的桌子，只有两张桌子有人坐。
“美吗？是的，当然非常美。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漂亮的国家啊。这是不言而喻的。La belle France（法文，意为“美丽的法兰西”）。可是别忘了，海伦，我一直有多幸运，我从事了一个多么优越的职业。我这辈子大多数时间是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我一选定了地方，就一直生活在美的怀抱中。而此刻我禁不住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所有这些美？美难道不像葡萄美酒一样，是一种消费品吗？一个人把葡萄酒喝进去，喝下去，就会给人一种短暂的晕晕乎乎的快感，可是它留下来的是什么呢？葡萄酒的残留物是，对不起，我用这个字啊，小便；美的残留物是什么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美能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
“在您告诉我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前，妈妈，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回答吗？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您会说什么。您会说，美没有给您带来您看得到的好处，这些天来说不定哪一天您就会发现您站在天堂的门口，两手空空，而头顶上还悬着个巨大的问号。您这么说，也就是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这样的话，并且相信这样的话，完完全全不符合您的性格。
“您不会回答的是——因为这不符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性格——作为一个作家，您创作出的作品不仅有其本身的美——虽说是一种有限度的美，即便它不是诗歌，但还是美，条理分明，清晰明澈，用字简约——而且还改变了别人的生活，使他们变成了更好的人，或者略微更好一点的人。不光是我这么说，别人也这么说，陌生人就这么说。对我说，当着我的面说。不是由于您写的东西里面包含有说教，而是由于它就是说教。”
“你是说，就像是黾蝽。”
“我不知道黾蝽是什么。”
“叫黾蝽或者叫长腿蝇。是一种昆虫。黾蝽认为它只是在寻觅食物，而事实上，它在池塘的水面上飞来飞去，追寻的是上帝的名字，这是最美妙的词语了。笔在纸页上移动，追寻的也是上帝的名字，因为你从远处看才看得见，而我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