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从病榻上挣扎着站起来，用嘶哑的嗓音似拼尽所有力气地呼喊出了两个字——“点火！”随着“轰”的一声天摇地动的巨响，早已装填好的数万斤炸药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将金陵城东北角的太平门一段城墙炸开了一个二十多丈的豁口，如潮水一般的湘军从豁口涌进金陵——太平天国的“天京”……随后他竟下令屠城七日。
七日过后，即7月27日，曾国藩乘船从安庆来到了已被湘军“打扫”停当的金陵。当他与曾国荃兄弟相见时，这个曾被他评价为“杀人如麻，挥金如土，铁石心肠”的弟弟含泪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赢了！”
是的，作为一介书生，几乎是白手起家，曾国藩最终居然赢得了这场战争，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骄傲的！这场耗费了自己那么多心血、也牺牲了那么多生命的战争，就这么烟消云散了，无论如何也是值得庆幸的！
望着满眼的断壁残垣，曾国藩百感交集。战争真的就这么结束了！此时连他自己都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十多年你死我活的战场生涯如皮影戏一般在脑中一幕幕不断闪过，那一个个凶险场面也都历历在目……
很快，朝廷的圣旨到了：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克金陵中有功的湘军将士如李臣典、萧孚泗等，也都一一得到了封赏。
已年过半百的曾国藩，跪伏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听钦差大臣终于将圣旨宣读完毕，或许是跪得时间有点长吧，站起身来时，竟然眼前一阵眩晕，心中一阵空白，好在只一瞬间就过去了。此时平时最受曾国藩信任的幕僚赵烈文，看着一身盛装的曾国藩，意味深长地说：“那以后我们是称呼你中堂呢，还是称呼你侯爷？”
没想到，一向不苟言笑的曾国藩此时却幽了一默，回答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了！”
其实，曾国藩此时此地此言，除了幽默，更是一种自嘲，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是被朝廷当猴耍了一场：当年咸丰皇帝临死前留下遗旨，“克复金陵者王”，可眼下他这个“克复金陵者”只封了个“侯”。
堂堂朝廷，岂能如此说话不算话？
湘军中许多将领对此大为不满，甚至有人开始进言：干脆反了！
曾国藩当然不会这样想，他虽然此时心有不满，但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也早在预料之中，他早已习惯了朝廷的出尔反尔、两面三刀，甚至桌面上握手、桌面下使绊，对此他心中其实一直很纠结。
二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可是这一宿命无论是在洪秀全那儿，还是在曾国藩那儿，似乎都大大地失了效——
洪秀全，这个四次科考皆名落孙山的老童生，从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到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至此，作为一次“造反”，怎么说也算是大功告成了，且所用时间仅仅三年。
曾国藩，本只是科场上一得意书生，从1853年协办团练起，到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算彻底剿灭了太平天国，虽然所用时间超过了“十年”，但毕竟他最后“成”了。
有人或许会说，洪秀全是“造反”，曾国藩是专打洪秀全的，他怎么也算是“造反”呢？这又不得不从洪秀全的造反说起。
对于洪秀全，由于曾经对他不恰当地或妖魔化或神圣化，使得这个广东的落第秀才总在历史的迷雾中面目模糊、扑朔迷离，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历来莫衷一是，至于他为什么能释放出如此大的能量，教科书上的解释是：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原因，即当时社会存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正好被他利用了。此话说得当然不错，但是太笼统了。
我们今天来看，洪秀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这并非因为他个人道德品质甚至心理品质上与以往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有多么的不同；相反，在这些方面，他与他们大体上都差不多：如狂热，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自己而焕然一新、光辉灿烂；如冲动，不但白日说梦般的大话能冲口而出，而且以卵击石般的行动能义无反顾；如执著，一旦认准了目标，便一条道走到黑，纵然九死一生也决不回头……洪秀全的前无古人之处，是因为他发动起义和领导起义的手段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所不同：从前的农民起义领袖，一般都是利用社会上存在的阶段矛盾，捣鼓出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民谣，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言，从而发动起义；洪秀全却没有用这些，而是引进了“洋神”，最初只是将一本本来就多少有点儿牛头不对马嘴的《劝世良言》背得结结巴巴，便创立了他的“拜上帝教”，并开始了他的所谓“传道”，凭着这些他自己尚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义，对他心目中的美好世界进行一些想当然的描述，当然这一过程中也不乏几近天真和幼稚地煽动。为此，真正的基督教人士曾感到震惊，英国教士更不得不说：“若是在天主教时代，罗马教皇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没想到，那些听他“传道”的底层民众，竟本能地由此而被他的狂热所感染，并越来越相信他那些美好的承诺。于是，那些正处于苦难之中的底层的人们，将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也将自己所有的灵魂、人格连同自己的希望，作为赌注都押到了他的身上。就这样，他成了救苦救难的“天兄”，也成了太平天国的“天王”。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笑话，但在当时它决不是笑话，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事实。
如此笑话一般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难道真的是这位洪天王天兄附体了吗？当然不是，其深层的原因还是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大众心理上。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是有着“揭竿而起”的传统的，同时又有着偶像崇拜的大众心理。每当封建统治将下层的民众弄得走投无路时，常常只要有一个英雄站出来振臂一呼，承诺给大家一个“均贫富，等贵贱”的好日子，大家就会将他当作偶像崇拜，并且跟着他“说走咱就走”。晚清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人民生活可谓陷入了水深火热，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在一次次脸面大丢的同时也渐渐失去了自信，洋人洋枪洋炮在令我们一个个炮台如形同虚设的同时，也将我们的自尊打得粉碎，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外来的神仙一定更厉害，更何况中国一直也有着“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传统哩！洪秀全及其“拜上帝教”的横空出世，正好满足了人们新一轮偶像崇拜的渴求，因为“拜上帝教”是接通了洋教的，洪秀全是与天主平起平坐的“天兄”，人们自然相信他比历史上任何号召“均贫富”的英雄更厉害，因此只要他“说走”，那还不“咱就走”吗？如当时在广西，就曾流行过这样的民歌：“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由此足可见出当时洪秀全及其“拜上帝教”号召力之大。
曾国藩比洪秀全长一岁，是洪秀全的夙敌，因为回过头去看，他的人生似乎是老天设计好了来对付洪秀全的，因此不知道洪秀全在临死前有没有大叫一声“既生瑜何生亮”！
1851年1月，当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时，曾国藩虽然此时远在京城，但与之即发生了关系——他立即上了一个奏折，竭力推荐江忠源等赴广西清剿；咸丰皇帝听从曾国藩的意见，立派江忠源前往广西。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咸丰和曾国藩所期望的那样将起义很快镇压下去，而是越来越不可收拾。5月，曾国藩又一次上《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主要内容是对咸丰皇帝从三个方面进行批评：一是苛于小节，疏于大计；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出尔反尔，刚愎自用。如此直言不讳，如此激烈陈词，哪像是在向皇帝进言！简直是在教训皇帝、警告皇帝！“反了！简直是反了！”这份奏疏让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将它扔到了地上，并招来军机大臣欲问罪这个胆大犯上的家伙。最后结果虽然是在大臣们的苦苦求情下曾国藩免于了罪责，但由这件事情可知，对于当时朝中办事效率低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碌碌无为的局面，曾国藩表现得很有点应了“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
而这件事情对于咸丰皇帝来说，或许他觉得这曾国藩虽然话说得很不好听，但念在他也算是好心，也便没为难他，也从没想过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领兵去抵挡洪秀全的太平军；而对于曾国藩来说，他觉得自己作为人臣，该说的该做的和能说的和能做的，都已说了和做了，尽管太平军势力事实上是越剿越大，但他也从没想过一介书生的自己要走向战场。
曾国藩掺和进这场战争多少有点偶然。这里之所以用“掺和”这个词，是因为这场战争他本来完全有可能置身事外的。
1852年夏，曾国藩被咸丰皇帝任命为江西乡试正主考官，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随即如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根据大清例制，父母去世，官员可离职奔丧和丁忧。于是曾国藩急急忙忙向朝廷请过假后，便火急火燎地改水路回乡奔丧。
当他溯江到达武汉时，湖北巡抚常大淳告诉他，长沙已被太平军包围，从水路无法从那儿通过。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改道，不但从旱道历经磨难，而且绕了一个大圈，经宁乡、湘阴回到家乡湘乡白杨坪，可是当曾国藩跪倒在母亲灵前时，已是1852年10月6日了，此时离他得到母亲逝世的噩耗已过去整整两个月了，曾国藩遗憾万分。就这样，太平军与这位以崇尚理学并以孝为先的大儒初次相遇，便在他的孝心上狠狠地刺了一刀。曾国藩与太平军的第一笔仇恨便就这样结下了。
不过曾国藩并没因此而想走上战场去与洪秀全一决雌雄，而是遵从旧制，准备为母亲先办一个风光的葬礼，再在坟头搭一草庐，安心住下来为母亲守孝。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意外地接到了咸丰皇帝的寄谕，要他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然而就是到这个时候，曾国藩也没想到自己会就此走向战场。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去从军，岂不招天下人耻笑？再则自己一介书生，多的是纸上谈兵，真去带兵打仗，结果究竟怎样，自己都没有把握，岂能贸然行事？另外朝廷办事效率之低，官场腐败程度之深，哪能保证打胜这场战争呵？于是曾国藩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了一封推脱的信，因为他毕竟正在丁忧期间，而这期间朝廷也是有制而不能强迫官员当差的。然而众所周知，曾国藩并没将这封信寄出去，后来的事实是他毅然结束了丁忧，从“协办”团练开始组建湘军。
是什么改变了曾国藩的想法的呢？一是一个更为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刚在奔丧路上见过曾国藩并告诉他消息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太平军所杀；二是好友郭嵩焘的一番话——太平天国只信耶稣，不尊孔孟，彼一旦成事，我等是只读孔孟之书长大的，自然没有活路；太平天军中“是男人全称兄弟，是女人全是姊妹”，实在乱了纲常人伦；如今朝廷又如此示弱，吾等不振臂一呼，我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道统，将从此中断而不继……
曾国藩是湖湘大儒，是朝廷命官，是孝子贤孙，但说到底，他本质上是一介书生！所以郭嵩焘的话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书生曾国藩火了，周身热血沸腾，两眼火光迸射；四十二岁的他，此时决定走出只能纸上谈兵的书斋，走向真刀真枪的战场，更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交出去做一场“书生救国”的试验，抑或是赌博；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纵然前面是十八层地狱，也一往无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所以说曾国藩掺和进这场战争既是偶然中也是一种必然，是曾国藩这个考上了“大学”的书生与洪秀全这个因考不上“大学”而要砸烂“大学”的书生间命中注定的一场死掐。多年以后，曾国藩在回顾自己这一思想转变和行为历程时总结说，他的出山只是为了“撑一口气”。那么曾国藩的这“一口气”，当然首先是与洪秀全的太平军“撑”的，但显然还应该是与在太平军面前“示弱”的朝廷“撑”的吧！这不正是曾国藩“造反”的一面吗？对于这样一个正撑着一口气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造反的“秀才”，朝廷又怎能不时时有所提防呢？对于朝廷来说，它看得很明白——你曾国藩挺身而出，原本主要是为了维护孔孟之道、理学正统，是为了传承正宗的中华文化，而帮朝廷忙只不过是“顺水人情”罢了，更何况此时你需要朝廷的支持——又有谁知道哪天你翅膀硬了不需要朝廷支持了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说到底，你曾国藩是汉人，而清廷统治者是满人，深究起来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完全正宗。如此一个曾国藩，朝廷岂能不防着你！
这是曾国藩的宿命。
三
在中国历史上，湘军是一支很特殊的军队，特殊得有些怪异；而其主人曾国藩，自然也有些怪异。
学生时代，曾国藩就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只是说句实话，或许他给我们最初的印象并不是他坚韧不拔的品质、矢志不渝的性格，也不是他的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更不是他满腹的理学知识、高超的御人技巧，而是他一生中的五次自杀未遂：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初二，曾国藩一天之内就曾两度自杀：一次是在战斗过程中，他亲自手握长剑立于军旗之下，命令说士兵退过旗帜者斩，可是士兵似乎没听到他的命令，纷纷绕过旗帜如潮水一般地败退下去，他绝望得当场投水自杀；另一次是当天靖港之役结束后，他回到船上，又一次投水自杀。当然两次都被手下人当场救起。几天后兵败回到长沙，各种风言风语和冷嘲热讽让他忍无可忍，第三次准备自杀，且写好遗嘱：“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摺阙廷，即于××日殉难。”
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湘军水师被太平军第四次打败，曾国藩座船被太平军掠去，文卷册牍俱失之后，曾国藩又要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逃到罗泽南陆军营后，曾国藩又草遗疏千余言准备策马赴敌以求速死，被罗泽南、刘蓉等阻止才幸免。
那时候，教科书中的曾国藩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因此，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到湘军被太平军一次次打败、曾国藩一次次投水自杀时，我们人心大快的同时，他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那当然是一个狼狈不堪的形象：脸色煞白，目光呆滞，披头散发，失魂落魄，一头栽进污浊的水中，又被人七手八脚地救上来，像只落汤的公鸡……这样的形象竟然在曾国藩的人生中重复过五次之多，由此我们那时便很容易地得出结论：他这不是装腔作势想开脱罪责，就是想顽固到底逃避惩罚，总之这家伙太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