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8月，也许是看重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的作为，光绪帝电令陈宝箴，并要其传知熊希龄、江标等人，要其“迅速入京，预备召见”。（《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3，第538页。）于是，熊希龄与江标等相约，决定迅速同行进京，准备与先他们一步而去的同乡、同事梁启超、谭嗣同等一起，将正当如火如荼的“戊戌变法”推向深入。谁知正要启程之际，熊希龄突然病倒，且一病不起，进京之行不得不暂搁浅；而9月，慈禧太后便因戊戌变法而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因病而未如期到京的熊希龄倒因此而逃过一劫；不过慈禧太后没有忘记他，下了一道严旨，“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切，发生得不能不说实在是有些偶然。
但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历史的必然，在他们眼里，那些偶然中难以发掘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看来，熊希龄的这场“大病”生得太恰是时候了，因此，他们竟然找出了发生这种偶然的种种必然：当时的湖南维新派人物，存在左、中、右三派，左派是谭嗣同、唐才常、樊锥和易鼐等，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中立场坚定；右派是陈宝箴和江标等，他们一旦受到攻击，便妥协调和；而熊希龄与梁启超则为中间派，中间派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态度，而熊希龄的“生病”正是此态度的一种表现。
这是标准的属于历史学家的一种分析，但历史学家多“事后诸葛亮”。的确，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无非是谭嗣同、樊锥和易鼐曾在《湘报》上发表过大量主张维新的过激的文章和言论，尤其是最后谭嗣同还杀身成仁了，而熊希龄并没发表过太多明确主张维新的文章，尤其是最后还因“病”而活下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无法用更高明的分析来否定他们的这种分析，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熊希龄当时的生病是真是假，但是我想提醒的一点是，事实永远比任何再高明的历史学家的分析要复杂：谭嗣同、樊锥和易鼐是曾在《湘报》上发表过大量主张维新的过激言论和文章，但是发表他们这些言论和文章的《湘报》社社长和主编正是熊希龄，而熊希龄的这一职务又正是陈宝箴所任命的。因此，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所谓的左中右三派，真很难说。至于说被杀的人就一定是坚决的维新派，活着的便是动摇派，那也太过简单。
在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叫康广仁的，是康有为的亲弟弟。其实他与乃兄在政见上素无多少相同之处，平时康广仁就常常奉劝乃兄“不要惹祸”。康广仁的被捕和被杀，完全是因为康有为跑了而揪住他来当替罪羊和替死鬼。为此他在狱中急得以头撞地，啼哭不已。因此，对于变法维新他实际上是一个既谈不上赞成也谈不上反对的人，他成了“戊戌六君子”之一实在只是个屈死鬼而已。他的死不是偶然又是什么？若说其中一定有什么必然的原因，最多也就是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熊希龄是没能与谭嗣同一道为维新杀身成仁，但也因此而说他就是动摇的中间派，似乎也太过草率。作为一个生命的人的复杂程度，有时候也不比一段历史简单。
熊希龄的第二次政治辉煌无疑是他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但是历史记住作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的同时，更记得了一个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终无可奈何的傀儡。
其实，熊希龄当上这个所谓的“内阁总理”也有点偶然。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几乎将他事先对革命党人所做出的承诺全都食言，一心想恢复专制，孙中山等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成国民党）人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这种情况下，在袁世凯看来，国民党自然是不能让它来组阁的；复辟的步子也不能走得太快，得找一个几方都能接受的温和派人物来组阁。他选中了熊希龄。
熊希龄是国会中第二大党进步党的党员，熊希龄组阁自然可以获得进步党的支持；可熊希龄并不是进步党主要的党魁，袁世凯觉得他在进步党中不会有太大的力量，这有利于对他的控制；而此时的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再加上南北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民党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这个。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内阁总理，对于熊希龄来说自然是有点阴错阳差，却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了。民国二年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如果说熊希龄当上这内阁总理有点偶然，那么其命运则是必然。
熊希龄就职后，宣称要吸纳“第一流的人才”、组成“第一流的内阁”，但是事实上这由得了他吗？谁能入阁关键还得袁世凯说了算！因此，熊希龄这个内阁总理，实际上只是袁世凯的一个傀儡。这样，到民国三年2月，熊希龄便坚持辞去了总理一职。想来熊希龄这总理当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风光，对此时人曾作一联：
似遇而实未遇；
有为而终无为。
假如熊希龄的人生到此为止，那么这副对联无异是对他虽官至总理，看似风光而实质无奈而平庸表现的最好概括。而历史最容易忽视的是平庸，而对于两极，总是不会忽视的。这大概也是曹操为什么要说他“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的原因吧。而至此，熊希龄的人生中实在还没有什么“流芳百世”的东西，倒是有两点，虽够不上“遗臭万年”，但也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的两处瑕疵：先后在袁世凯签署的解散国民党、解散议会的命令上副署。至此，我完全可以说，假如熊希龄的人生到此为止，历史是绝不会记得他的，即使有幸不会被历史的烟尘完会淹没，能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那这个影子也一定不会十分光彩。
历史终究还是记住了熊希龄。毛泽东曾评价熊希龄说：“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总理也曾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两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一致对熊希龄这么高的评价，可见熊希龄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还是十分光彩的。
四
“烂漫之极复归平淡”，这似乎是人生的一种必然。
不必说熊希龄那两度走向“烂漫”多少走向得有点偶然——反正既曾有过烂漫，一朝走向平淡至少也不算是一种偶然了吧！
熊希龄的光彩人生恰恰是在他完全褪去了政治光环、人生复归平淡后创造的。
中国人的平淡人生大体上有两种，最常见的一种是这样：购地数顷，建房数间，如果当官时攒的钱多一点，还会筑一座园林，就此住将进去，或纵情丝竹，或依红偎翠，享受生命，也放纵生命——那些精致的苏州园林多数当初的筑成原由和功用大体上便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人生选择，中国的历史，历来都是十分宽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还十分赞赏和推崇，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所谓“世人皆醉我独醒”，所谓“出污泥而不染”，皆是赞赏与推崇之现成之语。我想熊希龄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平淡”方式，因为他除做过内阁总理不算，毕竟做过多年的财政总长，一定也曾攒下了几个钱。
至于第二种，人们更是推崇和赞扬，如陶渊明，用手中的笔写出传之后世的不朽诗篇。选择这样的“平淡”方式，我想熊希龄也应该是有条件和资格的，因为他早年不是就有“湖南神童”的美誉了吗？他不是早就吟出过被传诵一时的“此君一出天下暖”的名句吗？
然而熊希龄最终既没有选择成为又一个陶渊明，也没有为自己购地、建房、筑园等，相反，他千金散尽，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充满了艰辛、坎坷还常与误解、屈辱相伴的不归路。
1917年京畿一带发大水，熊希龄积极参与救灾工作，并就此走上了一条以社会救助和慈善教育为业的艰辛道路。1918年，他创办了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不但救助了数以千计的孤苦儿童，而且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1924年，他又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并担任会长12年之久，不但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而且还努力从事国际赈灾活动。熊希龄他把自己后半生全部的精力和财力都无私地贡献给了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使他最终不但成为近代中国从事慈善的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慈善家，而且成了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
不仅如此，熊希龄作为一位慈善家，还有两点是一般的慈善家所难以企及的。
一是其高尚的民族气节中爱憎分明的民族立场。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慈善家虽然多值得尊敬，但往往多是些一派慈眉善目，开口闭口“阿弥陀佛”，有时甚至还有点糊涂，糊涂得无善无恶，敌我不分。然而熊希龄则不然。1931年，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矢志于社会慈善的决心和意愿，他在北京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自筑“生圹”，明示天下——自己一旦在抗日救亡中上前线救护伤病员时不幸倒下，即埋葬在这里；并自撰墓志铭：“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见《熊希龄集》下册，第2087页。）其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献身救国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
二是其从事慈善事业几乎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程度。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计大洋27万5千2百余元，白银6.2万两，此为他从清末到民国为官25年的全部积蓄，他用这些钱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等开办12项社会救助和慈善教育事业。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留给儿女一点财产，而是悉数献给了社会救助与慈善教育事业。
这些不能不让人感动！尤其当我来到凤凰，走进了熊希龄故居，看见作为一代内阁总理，府上如此朴素的情形，这种夹着震惊的感动更是情不自禁。当然，我也似乎因此而明白了，为什么熊希龄在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后，历史却终没有忘记他的真正原因。
1937年12月，熊希龄因北平沦陷而赴香港。就在到达香港当月的25日，因闻民国首都南京沦陷悲愤难当，而引起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终年67岁。
至此，历史已不能不记住他！
当然，我说的历史并非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文字，也并非是那些多从实用主义出发而编成的教科书，而是存在于天地之间和人们良心之上的一本大书；因为历史若是前者，它常常是不公平的；若是后者，它总是公平的。因此，我有时更愿意相信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些故事和传说，它们其实就是一个人留在世上的口碑，口碑中的东西往往比石碑上所刻的更真实，当然也更不朽。
我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可结束了，突然想到熊希龄的那封信札——我那位朋友是不是还好好保存着呢？记得我当时看见它时只被它那漂亮的字迹吸引住了，究竟写的什么内容反倒没细看，于是很想再看一看。我拨通了我那位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我，那信札他一直好好保存着，曾经有好几个收藏家出高价收买，他都没有卖；他还告诉我，他家里还有一张熊希龄的照片哩。我急忙跑过去看，终于看清楚了那封信的内容。
原来我朋友的祖父为响应熊希龄的赈救活动，曾捐出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为了答谢，熊希龄给我朋友的祖父写了这封信，并寄赠了照片一张。于是这信与照片在我朋友家里留存到了今天。
我也看到了那张照片，背面还有熊希龄的亲笔签名，虽然纸色已经泛黄，但好在仍非常完整，人物形象也非常清晰。照片中的熊希龄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微胖，留着一把山羊胡子，正微笑地目视着前方，那微笑绝不是那种为照相而强作出的，是一种从内心自然流露出的笑，淡然、怡然、超然，那目光虽然并不凌厉，但似乎有一种穿越世俗，看破红尘的力量；眉宇间一派坦然。
呵，我想象中熊希龄正是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