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能建成这样一座居所，郁达夫是满意而开心的，他在《移家琐记》一文中写道：“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控着城墙……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想‘前有图书馆，后有武备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然而，郁达夫却给这新居起了一个令人感伤的雅号“风雨茅庐”，并请马君武题写了匾额。而王映霞为此却大为不满，觉得好好的一座别墅式的新居，却起这么一个不吉利的名号！郁达夫则解释说，原本只是想建一座聊避风雨的茅庐的，才所以如此。
或许是郁达夫早就预料到一场注定的风雨将要来临，或许是他一语成谶，一场人生的风雨不经意间真的就来了，甚至还没等到那座聊避风雨的茅庐完全建成。
1937年初，春节刚过，郁达夫收到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请他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正月十三，他便独自离开了杭州南下福州，“风雨茅庐”最后的收尾工程及装修他完交给了王映霞。对于郁达夫的南下，自己将担负如此重任，王映霞出乎意料地表示出了支持，原因似乎也合情合理——为了建造“风雨茅庐”，他们欠下了很大的一笔债，得挣钱还债呵！虽然“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但郁达夫此去所就之职毕竟薪水不薄！至于她心里此时有没有什么小九九，我们还不能乱加推断。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实是，远在福州的郁达夫，不但收到了老同学戴笠寄给他的贵妃酒（对此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之余，将其记录在了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而且还听到了许绍棣“新借得一夫人”的绯闻，而这绯闻的女主角正是自己的妻子王映霞。
说来也真是天意，郁达夫有一天游福州天君殿，有人叫他抽签，他便抽了一支签，签诗里的一句话让他心里一沉，那句话竟是“鸣鸠已占凤凰巢”。他后来发表的《毁家诗记中》，有“不是有家归示得，鸣鸠已占凤凰巢”之句，大体也出自于此。
然而，尽管如此，郁达夫也还曾在自己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要知道，此时他们已结婚十年。
此时，远在杭州的王映霞，已带着孩子迁进了终于装修完工的新居，只是此时的这座崭新的“风雨茅庐”，还能遮挡那就要降临的风雨吗？
郁达夫写信让王映霞立即来福州，但没有回音。郁达夫不得不亲自赶回杭州，在“风雨茅庐”中只住了三天，便携王映霞南下福州。然而不到三个月，王映霞便以水土不服为由回到了杭州。不久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占领上海，杭州危在旦夕。郁达夫不得不再回浙江寻找王映霞。此时“风雨茅庐”自然是回不去了，因为国家民族遭受的一场巨大的风雨已经来临；而王映霞当时也避到了丽水。郁达夫到丽水寻得了王映霞，并准备携其一同前去武汉，因为此时国民政府的抗战中心已移至武汉，此前他的昔日好友郭沫若正在那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政治部主任，邀其前去出任第三厅第七处处长，郁达夫也已于1938年3月9日辞去了福建省政府本兼各职。正是由于郁达夫为寻找王映霞而辗转多日，等到他赶到武汉时，处长一职已有人代任，遂改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
国难当头之际，儿女情长实在已不再重要了！郁达夫来到武汉后迅速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四
1938年夏的一天，武昌的蔡院街上人头攒动，因为这条不大的街道离码头不远，此时码头上挤满了各种船只，从船上下来的人们，有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有从沦陷区逃难而来的难民，他们如涌水一般溢向岸来，将蔡院街挤得拥挤而混乱。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子，努力敲打着28号的大门，门开后，她被迎了进去。这个敲门的女人就是王映霞，她敲打的这个28号门内，住着她的中学同班同学符竹茵，而她的丈夫，正是著名诗人汪静之。
一见是老同学，符竹茵很高兴地问王映霞，如此兵荒马乱，还亲自跑来，莫非有什么事要帮忙？王映霞说这正是要请老同学帮忙——那就是要“借”一下老同学的丈夫汪静之一“用”。
符竹茵与汪静之一听此话，初以为是开玩笑，但看王映霞神情并不像开玩笑，于是细问之下得知，王映霞想去医院堕胎，但医院要丈夫到场并签字，她只得求符竹茵和汪静之帮忙，希望汪静之能陪她去医院，冒充一下她的丈夫。
起初这令汪静之夫妇多有不解——你为什么不让自己丈夫郁达夫陪着去呢？虽说此时郁达夫到台儿庄劳军去了，但此前你干什么了？再说过几天你等他回来再做这个手术就是了，为什么非得这个时候做不可？
王映霞解释说，前些时候不知道，再等几天胎儿长大了不好做。汪静之夫妇觉得她此话似乎也在理，于是就答应了。
然而事情过后，让汪静之夫妇深感惊诧的是，对于王映霞这次堕胎，远在徐州慰问前线军队的郁达夫，不但事前不知情，事后也不曾得到王映霞的告知。而且凭着他们是王映霞这个“秘密”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在生活中自然多了个心眼，很快他们就发现王映霞此次堕胎极有可能是为戴笠。多年以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写道：“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了去，戴笠绝不会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的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谁知道就在汪静之夫妇努力为王映霞保守秘密的时候，她自己竟然没能保守好自己的秘密，许绍棣写给她的三封情书无意中竟让郁达夫发现了。王映霞自知理亏，携带细软离家出走。
当天晚上，郁达夫长夜难眠，看见窗外还挂着王映霞洗晾的纱衫，悲愤难抑，提起笔来，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书：“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他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同时，郁达夫又将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印刷，广为散发……
然而尽管如此，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朋友的调解下各让一步，重归于好：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则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捐弃前嫌，开始新的夫妻之旅。为此，1938年秋后，郁达夫携王映霞离开武汉再回福州，年底他又接受新加坡《星州日报》社长胡昌耀的聘约，携王映霞及大儿子郁飞远赴南洋，担任了当地华侨抗敌动员会委员，并主编《星洲日报》副刊《繁星》，并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然而，既有了裂痕，不但难以修复，且一不小心只会更加的扩大。虽然远离了是非之地，更远离了是非之人，但国恨家仇还是让他们这对患难夫妻原本紧张的关系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争吵不断。正是在一次次争吵之余，郁达夫对于王映霞的过错更加的耿耿于怀，他反思着有关这场婚姻危机的前因后果、种种细节，并痛苦地将之构思成诗，并随手记下。不久，他便将这些诗结成一组，共计有20首之多（19首诗和1首词），题曰《毁家诗纪》，寄予香港《大风》旬刊，并声明“不要稿费，只求发表”，将他们婚变的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全部公之于众。
我们今天已很难理解郁达夫如此得理不饶人的背后原因和根本目的是什么——或许他已下定了“毁家”的决心；或许他想以后进一步将王映霞的小辫子掌握于手，以期永远“搞定”她——有人分析说，在他们从爱情到婚姻的全程中，郁达夫似乎一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自卑感，进而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许这只是一个诗人一时的佯狂……然而，即使是佯狂，这一时却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写，已“难免假成真”了。
《毁家诗纪》的发表，让王映霞终于下定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1940年8月，她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并随即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与郁达夫的离婚启事。当年一场几乎轰动全国的情事就此令人感伤地结束了，当年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就此完全分道扬镳成为陌路；这一切似乎惊人地应了早在1934年春天郁达夫题于富春江上钓台的那首著名诗：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的人生，似乎正应了“一诗成谶”的宿命！
回国后的王映霞很快在戴笠的介绍下进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文书科员；与郁达夫宣布离婚后，她又在外交元老王正廷介绍下，与同在外交部任职的钟贤道结婚。1999年2月6日，王映霞在上海去世，终年92岁。临死前她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前一个他（指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指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而她说这番话时，郁达夫已客死他乡、尸骨难寻半个多世纪了！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50岁。由于他在南洋的抗日活动，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