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位智者、达者，他在悟道的同时穷究事物之理，从而将生活审美化。如果以文学史上其他作家作为参考比较的话，苏轼没有屈原那样忧愤，他决不会象屈原那样去自杀。他一生仕途坎坷，特别是晚年更遭“垂老投荒”的厄运，但他处变不惊，落地生根，这说明他是一个极坚强的人，不像屈原那样易于摧折；他也不像陶渊明那样性情恬淡与超然物外，虽然苏轼景仰陶渊明，晚年尤甚如此，但苏轼是以陶渊明作为自身的一支精神支柱，他终身从政，一辈子从未像那样归隐过，他只是被北宋政坛残酷地抛开，但他从未忘情政治，而是自始至终生活在北宋政坛纷繁的党争之中。他崇陶学陶，但那仅仅是一种精神寄托，他是一个生活的积极进取者。
无论身在“高堂”，还是沦为被贬的囚徒；无论直言进谏，还是指陈时弊；无论托事以讽，还是“悲歌为黎元”，苏轼都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福利，运用权力造福人民恩及君王；地方任上抗灾救荒，兴修水利。即使身为“不得签署公事”的贬官，也忘不了国计民生，行一方之政，惠一方之民，尽可能把个人的心血浇灌在祖国的大地上。他能做到随缘自适，知足长乐，处逆境而不颓废，处顺境而不淫逸。如他看见惠州百姓的耕作技术落后，便积极推广他在湖北见过的插秧机械“秧马”。为了解决惠州百姓行路难的问题，他又积极倡导修建东、西新桥等等。
正因为苏轼能把自己融入到惠州百姓当中去，便毫不计较个人之得失，就会感到眼前的一切事物都非常美好，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惠州的山水是如此之美丽：“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惠州的百姓是如此仁义：“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一）惠州百姓对自己是如此之关怀：“我视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劝我，老矣安归。自我幽独，倚门或挥。岂无亲友，云散莫追。”（《和陶时运四首》之三）由于东坡对任何一切事物都没有功利之心，故在他的眼中，任何一件细小的景物都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如东坡眼中的东江小潭：“江郊葱茏，云水蒨绚。碕岸斗入，洄潭轮转。先生悦之，布席闲燕。初日下照，潜鳞俯见。意钓忘鱼，乐此竿线。优哉悠哉，玩物之变。”（《江郊》）这时的苏轼，可以说是已经把自己与景物融为一体了。正如庄子在《齐物论》中说的那样：是我为蝴蝶？还是蝴蝶是我？已经分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地精神了，它已超越了“宠辱皆忘”的境界了，苏轼进入一种与天地并存、万物同一的内心境界。
《增广昔时贤文》中说：“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水高水下、云来云去、花落花开，都是物质的现象，以平常心看待，对人情冷暖，宠辱去留，坦荡以对，就不会为世态无常所苦。
张英又为草堂题联：“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需要修持知足的心，才能闲得下来，否则整日栖遑难安，如何享受闲适之乐？
赵朴初亦在遗作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不是充分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达观、崇高的精神境界吗？
中隐隐于世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小隐隐于野。”是中国古代的圣贤们对“隐士”的分类，也有“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的说法。其实，无论哪种说法，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其实，隐居不是形式，而是内心的向往，如果真心向隐，在人群中也是真隐士。
小隐指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的人；中隐指匿于市井之中的真正有能力的人；大隐也就是真正的隐者，指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隐身于朝野之中顶尖人才。
这句话的出处，最早源于王康琚的《反招隐诗》：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
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
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裹。
鵾鸡先晨鸣，哀风迎夜起。
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
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
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
归来安所期，与物齐终始。
到晋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邓粲条中记载：
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后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职，不听，令卧视事。后以病笃，乞骸骨，许之。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著《元明纪》十篇，注《老子》，并行于世。
后唐代诗人写诗《中隐》，将其含义通俗易懂地归纳出来：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后人又将其言简意赅地总结成一句话：
小者隐于野，独善其身；中者隐于市，全家保族；大者隐于朝，全身全家全社会。
发展到现在，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
我国历史上，西汉名臣东方朔可以是隐于朝的典范，他把“归隐”的现实意义做了很大程度上的延伸。
东方朔平时喜欢用奇怪的方法给武帝和朝臣带来惊喜。
那时，他深得汉武帝赏识，也因此常常得到御前用饭的殊荣，其他臣子若是得到这样的待遇，必会小心翼翼吃饭，生怕在皇上面前失仪，但他却将吃不完的饭用衣裳包起来带回去家去；皇帝赐他布匹，他都会毫不拒绝地接受，然后用这些赏赐去迎娶长安城里的漂亮姑娘。不过，他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除了家里的正妻外，他经常会换一个小妾，因此他大多数的钱财都花在了“选妾”的事上。在同僚们看来，这绝对是疯狂乃至腐败的行径，可是他却反唇相讥：“你们这些笨蛋又怎么会懂得隐居朝廷的道理呢！”
东方朔喜欢恃宠而骄，尤其是当着武帝的面。有一天，他又在自诩才学满腹，还扬言“举国之内，学问排在前三的是东方、东方、东方！”
其他大臣不服气，发难道：“你如果说苏秦、张仪才学高，我们还可以承认，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明君，得以成就卿相。至于你，恐怕就有点名不副实了。在朝为官数十年，也才不过一个科级侍郎，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吗？”
听此刁难之语，东方朔倒是面不改色，坦然说道：“不要再提苏秦、张仪的往事，如今时代不同，高低也会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周朝衰落，诸侯王得到有识之士的帮助就能强大，没有或者失去帮助就会灭亡，因此这些有识之士才能身居高位、名留后世，这显然是正常不过的事。可如今是正常和谐的年代，贤与不贤又怎么去分辨呢？古书上曾经说过：‘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我做着小官本身就是极其平常的，你们又何必有所疑惑呢？”
东方朔的这一回答不仅有力地回击质疑者，而且抬高了自己，重要的是当着皇帝的面夸其贤明，还夸得不显山不露水，没人看得出是在刻意拍马屁。这才是真正的“隐于朝”啊！
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要养家糊口，无法做到“隐于野”，也达不到“隐于朝”的高度，最现实的莫过于“隐于市”了。
老马是名退休工人，闲着没事自学了乒乓球，谁知他天赋极高，越打越厉害，甚至后来还收起了徒弟。
老马打球不像专业的运动员那样架势十足，看上去又胖又笨的身体却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让那些小瞧他的人吃过不少亏，一些省城的职业运动员也曾败在他的手下。别人问起他如何打得这般好，他就说，自己喜欢，所以就纯粹是玩，没想那么多。
一次，老马带着弟子们在体育馆练习，打了一会，老马累了就坐在场边指导弟子们练习。一个韩国学员在馆场内寻找陪练，看这个像是高手，看那个也像是高手，当看到胖嘟嘟的又上年纪的老马时，说：“就你了，陪我练会儿吧！”几名弟子被此景惊着了，倒是老马淡定地说：“行，走吧！”几个回合下来，老马一点没什么，韩国学员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当问起老马来历时，他才明白原来自己选了个远近闻名的“高手”。
现代人若想摆脱痛苦，抛弃烦恼，不一定非要到山清水秀的竹林旷野中，只要能让自己的内心处于安静之中，哪怕身处繁华闹市，也一样可以开心快活。而如果只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安静的环境，却放不下世俗，即使身处空寂的山谷也是无法达到清静无为的。那些放下世俗之心的人，在哪里都可以修行，与其说是修行，不如说是真正的享受生活，因为他们的每一天都能成为修行，将自己“隐于市”中，把生活过得简单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