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很发达，如果钱学森选择留在美国，肯定会挣得很多钱，自己的研究也会做得更加宽广，甚至会被美国给予非常高的待遇。他留在美国过的生活好比天堂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即使在前景很好的机遇面前，钱学森依旧选择了回国。
选择比坚持更重要，有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今天的生活缘于我们昨天的选择，明天的辉煌取决于今天的选择。人生是一种选择。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既反映了自己追求的目标，更影响着自己人生的走向，决定了自己的未来。
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决定了不同的前路。你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就要谨慎做出选择。不能被利欲熏心。
高瞻远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管是小市民还是国家领导人，总是在不断地遇到一些需要做决定的事情，有些事不涉及原则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只需要简单得做个决定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事情却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或是影响到某些大局，这就需要我们高瞻远瞩，牢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谨慎做出决定。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西安事变时表现了非凡的智慧。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宏观大局前面，我们往往要分析清楚前路的走向。杀掉敌人看似胜利，如果不杀敌人，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功。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学良出于公心，屡次向蒋介石提意见，遭拒绝。蒋介石后来又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中正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不少人想不通。当时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没错，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中国各党斗争，这样他们也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让日本没有想到做出了和解。
西安事变的和解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在矛盾重重的关口，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做选择之前有前瞻性，分清了主次矛盾。所以才能在大是大非前面，劝导重任要放弃小我思想，放弃次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保证国家的统一、安定。
正确评价自己
人生莫过做好三件事：一、知道如何选择，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别左顾右盼，莫贪多求快，不要误入乱花迷了眼；二、明白如何坚持，好走的路上景色少，人稀的途中困苦多，勿随意盲从，忌一味跟风，坚守好这一刻，才能看到下一刻的风景；三、懂得如何放弃，属于你的终究有限，放弃繁星，才能收获黎明。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铁凝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主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300余万字。在铁凝小时候，母亲想培养她搞声乐，父亲却想让女儿学画画，铁凝本人似乎迷上了舞蹈（大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会有这种爱好）。她曾每天到一位舞蹈老师那儿练习舞蹈基本功，后来还曾考上了艺术学校舞蹈科，但铁凝最终选择了文学。
铁凝上学时最喜欢作文课，而数学、物理、化学这类课程却理所当然地不行。铁凝回忆说：“八岁的我已开始写日记：‘妈妈让我去买菜，我买了一个胖冬瓜……’父亲很看重我用的这个‘胖’字，不知这能否算我形象思维的一个兆头。”
父亲与写过《小兵张嘎》的徐光耀是好朋友。那时候大作家都在挨批判，徐光耀同样难以幸免。所幸的是，当时上面要写一个歌颂先进的报告文学，需要写作的高手，就想到了徐光耀，把他从农村召回来了。父亲挑了铁凝的一篇《会飞的镰刀》，还有另一篇作文，带着铁凝去见徐光耀。多少年后，铁凝还会经常提起与徐光耀的这次见面。“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这句评语，不啻是一股巨大的风，鼓荡起她的文学梦想。铁凝说过她在十五六岁时就“有了当作家的妄想”，听了徐光耀大作家的话，她就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与徐光耀见面的第二年，铁凝高中毕业，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当时还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后主要是下乡当知识青年。此时铁凝还有更好的去向，通过她家一位在部队的亲戚的努力，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但是，铁凝在家中突然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她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她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活，实现她当作家的梦。由于她是放弃了当兵的机会。主动提出下农村的，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她的事迹，她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主动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生活的革命青年，并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演”。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尚在农村的铁凝也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希望去上大学，而且她觉得要读就得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就揣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乘火车跑到北大，她将小说交给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申述说她的数学不好，但能写小说，能否给予特别对待。后来北大中文系还给她回了一封信，说非常欢迎你来中文系学习，希望今年就报考。但河北的老作家们劝铁凝留下，他们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那你是想当作家呢，还是想当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呢？铁凝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当一个作家。铁凝最后放弃了上大学的努力。
毫无疑问，铁凝给父母出了一道难题。母亲坚决不同意，她一次又一次伤心地哭泣，又疼又恨地望着女儿，气哼哼地说，你就去当你的“女高尔基”吧，那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唯一能够公开推崇的作家大概就是高尔基了，母亲对女儿的痴迷文学无可奈何，只好把气撤在“高尔基”身上。你去当“高尔基”吧，而且还是女儿的“高尔基”。
在那样的年代，上大学是无数人的梦想，更何况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可是，如果去北大学习了，自己的作家理想就该放下了，属于自己的终究是有限的，你不能在捡了芝麻的时候还想要捡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