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自己目前的学历或者多年来接受的教育非常不满，我想告诉你，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宣泄不满上，还不如“向前看”！学校的主要作用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技能，所以如果想学会很难的成语，或者想读懂气象图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花点时间，去学校学习一下比较好。
但是，那些毕业于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就一定会比只有中学学历的人生活得更幸福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那些出类拔萃之辈
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认识了两位中国朋友。一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精英男”A君，一位是仅仅在浙江省的某乡镇学校里读完了六年小学的“乡村女”B君。两人同是1984年生，但是在我看来，B君要比A君幸福千百倍。
B君是浙江温州人，小学毕业之后，她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进入了中学继续读书。但是在14岁那年，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学，去北京做生意。如今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三里屯的亚秀服装市场里有她经营的珍珠项链店；多年来一直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夜校学习英语，口语表达地道流畅；和一位同样经商的男士组成了家庭，然后住进了三里屯附近的高级公寓，并于去年产下一子。换句话说，B君收获了事业与家庭的“双丰收”。
与B君相比，毕业于北京大学的A君似乎就没有那么幸福美满了。目前，A君就职于一家日资企业，月薪人民币6000元左右。但是，在事业上，他无法做到出人头地；性格方面，他又十分阴郁孤僻，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连朋友都没有几个，更不用说女朋友了；而且自大学毕业之后，他已经换了三份工作，可是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工作。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既存在“拥有羡煞旁人的学历却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幸”的人，又存在“没有学历却十分幸福”的人。而对于A君和B君之间的差距，我觉得可以从是否积极向前地面对人生和是否自立这两方面来寻找原因。
在前进的路上，B君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地考虑未来的事情--明天我要做这件事，下个月的营业额要提升到那个高度，明年要把公司发展壮大到那个程度……而A君的大脑里满是对过去的不满--我毕业于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可我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肯定呢？
在是否自立这个方面，B君从来不依靠其他人的力量，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判断过自己的生活。反观A君，在公司里，他经常把工作推给其他人，很少负责任地完成某件事，在家里，他对母亲百般依赖。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自立的人。
其实，所谓的“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地磨炼自己、最终实现个人自立的过程。有的人刚刚小学毕业就已经非常自立了，而有的人可能大学毕业之后都无法自立。一个人只有步入了“自立”的阶段，他所接受的教育才算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自立与否与他的学历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就拿中国的繁体字“習”来说吧（作为一个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谈论汉字，我颇有鲁班门前弄大斧之感，万望诸位海涵），这个字形象地描绘了小鸟挥动翅膀练习飞翔的样子。当小鸟成功地飞上了蓝天，在这一刻，它的振翅练习才算告一段落。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就读于哪所著名的大学、师从于哪位名师，都只不过是“振翅练习”的过程而已。所以，如果有哪位年轻人还在为自己没有大学学历，或者不是名校出身而烦恼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明天将会发生大地震，中国大陆会沉入海底。”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其实你的烦恼也是如此。
曾几何时，日本也是一个“学历至上”的国度，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所任职的出版社每年都要面试一万多名求职者，我多次担任面试官，所以对于面试的过程、提问的内容以及求职者的简历都非常熟悉。从大约十年前开始，求职者的简历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学历”一栏了。不仅如此，向求职者提问说“你毕业于哪所学校”也成了禁忌。因此，身为面试官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经过了四轮考试和面试并最终被录用的求职者究竟毕业于日本783所大学中的哪一所，甚至他们是毕业于日本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是中国的大学，我都不得而知。对于这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做法，很多人认为体现了“不以大学出身对求职者差别对待”的原则。其实，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大学出身与工作能力的高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本人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一所在日本的地位和名气等同于中国的清华、北大的学府。每年，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都会组织同学会。
在参加了25次同学会之后我发现，虽然我们毕业于日本的最高学府，但是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我们都过着极为平凡的生活--班上一共有50多名同学，其中只有一个人成为公司的社长。说是社长，其实不过是继承了父亲经营的小工厂罢了。进入政府机构或大企业工作的人数量较多，但没有一个人当上了“高官”，最多管理5到10名下属而已。有几个人当上了律师或法官，但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只有一位成了“金牌大状”，但是在好几年前因积劳成疾，郁郁而终。所以说，即便是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也并不一定都会成为达官显贵。顺便提一句，日本公司的总经理大多毕业于日本大学这所入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学校。
如此“奇葩”服务让小伙伴们惊呆了
在日本东京有一家名为GLOBALDINING的著名餐饮公司。该公司拥有56家餐饮店，提供日餐、法式大餐等各式餐食，员工总数多达891人。
经过多年的发展，GLOBALDINING公司已经成为了日本东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餐饮连锁集团，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曾满怀炫耀之情，专程陪同访日的美国总统布什光临GLOBALDINING。
在一次对GLOBALDINING公司进行的采访中，我问：“贵公司以什么样的标准录用员工？”该公司社长回答：“我们会尽可能地录用没有什么学历的年轻人。”理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高中毕业生比大学毕业生更加适合服务业，将来的发展前景也将是一片大好”。事实上，这家公司的确采用了完全成果主义的方针，旗下各门店的店长以及晋升董事会的董事全都是以高中毕业生身份进入公司的员工，所以该公司社长解释：“我们并不是对大学毕业生心存成见，目前的状况只是一个偶然。公司董事会的所有成员，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拥有大学文凭，这样的上市公司真是太少见了。”
1991年，GLOBALDINING公司在东京涩谷代官山开设了一家能容纳100人的美国加州风格的高级餐厅TABLEAUX。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这家餐厅一直是东京都内各国大使馆的官员们在交际应酬时经常光顾之地。于是，人们就给TABLEAUX取了一个别名--“夜の大使馆”。
在这间餐厅里，有一位“传说中的服务员”J君。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号，是因为他能记住所有来店里用过餐的顾客都点过什么。比如，某位顾客上次光临时，点了什么前菜，选择了哪种汤，喜欢什么类型的红酒，正餐是肉类还是鱼类，肉要烤到几分熟，甜点吃了什么，餐后喝的是拉特咖啡还是意大利浓缩咖啡等等。
有一次，我在时隔半年之后，再次来到了TABLEAUX。令我感到万分惊讶的是，J君竟然真的记得半年前我点过的所有东西。“上次您点的前菜是油炸小虾，今天我们同样为您准备了美味的油炸小虾。另外，从这个月起，我们在前菜中新增加了牡蛎，味道也非常不错，向您推荐一下……”面对着仅有一面之缘的我，J君如此说道。
“啊，对啊。上一次我的确点了……”
说实话，要不是有J君的提醒，我真忘了半年前在这家店里点过什么东西。甚至刚开始，我还错误地认为“难道J君是一个对我有爱慕之情的同性恋者？”但是，当我看到他对店内所有的顾客都是如此时，心中的误解才得以消除，同时，对他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所以，虽然这家店距离我家很远，但是从那之后，我还是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记得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来到了TABLEAUX，正巧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我推测这次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约会，而且男孩子好像非常喜欢女孩子，所以他才会带女孩子来这么高级的餐厅。
当两个人吃完了正餐，开始吃甜点冰激凌的时候，男孩子十分紧张地问女孩子说：“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女孩子表现出了一丝犹豫。正在这时，J君快步走到两人身旁，默默地递给女孩子一张便签纸和一支笔。就这样，女孩子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欣然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GLOBALDINING公司的社长时，他说：“J君好像没有高中学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是他的记忆力出类拔萃，观察力也非常敏锐，而且能够在一瞬间洞察对方的心理。他的这些能力都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
由于在北京分公司的任期已满，2012年我回到了日本东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一家位于银座的高级法式餐厅。
在那里，我意外地遇到了已经升任店长的J君。屈指算来，我和他已经有十年没见了。虽然店铺的装潢和菜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喜欢哪种红酒。在聊天的过程中，这位在事业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J君告诉我说，现在他所管理的这家店十分重视对员工的教育，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员工灌输专业的服务理念和准则。
由此可见，教育并不会在我们离开学校后就结束。
“斯巴达”教育也没能让我茁壮成长
1965年，也就是第1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奥运会）后的第二年，我出生在日本东京。之后不久，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东京北郊的埼玉县。我的父亲是出生于九州大分县的农家孩子，母亲虽然出生在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但是追根溯源，她也是九州鹿儿岛县的农民之女。换句话说，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类似中国云南省那样的与首都远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而且，要是按照东京地区的标准日语来衡量，他们所说的话带有非常明显的地方口音。
结婚之后，我的父母依然没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各自家族里的长子或长女，所以他们不需要承担继承家业的重担。于是，两人最终来到了首都东京。在那里，我的父亲在一家小型证券公司找到了工作。之后，我和弟弟妹妹就陆续降生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对日本象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据说当得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时，他高兴地跳了起来，“终于有可以陪我下象棋的人了！”等我刚刚过完两周岁的生日，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我用小手抓起了象棋的棋子。
这就是我接受的最初的家庭教育。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当年接受的这种严酷的“斯巴达式”教育，都会不寒而栗。
我的童年记忆就是从下象棋时被父亲责打开始的。在日本象棋中，如果某一方的“王”无法移动，那么另一方就取得胜利。于是，父亲设计了很多棋局，让我学习如何移动自己的棋子才能置对方的“王”于死地（“将死”）。一开始，我只需要移动一个棋子就能完成任务。接下来，父亲又摆出了需要三手才能“将死”的棋局--第一次“将军”之后，父亲把“王”移动到安全的位置，我只有再次“将军”才能获得胜利。就这样，三手棋局逐渐升级为五手、七手、九手……只要我能够获胜，父亲摆出的棋局的难度就不断上升。
如果解开了父亲的棋局，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兴，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如果我没能解开棋局，那么父亲立即暴力相向--第一次没有解开，他会用他硕大的手掌扇我一耳光。要是我接连几次都没有解开，他会举起棋盘向我砸过来，同时破口大骂“巴嘎雅路”（日语：混蛋）。这时，年幼的我被吓得无所适从，只能躲在房间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就这样，我的象棋课每天都是在父亲的责打声和我的哭泣声中告一段落。
不过，多亏了这种特殊的家庭教育，我在5岁时就拥有了下盲棋的能力。比如，我和父亲可以一边在家附近散步，一边在脑海里勾画棋局，然后通过对话的方式“下棋”。在旁人看来，这两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象棋术语的人有些“不正常”，父亲却乐此不疲。而对于我来说，当有人路过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会心里非常踏实。毕竟在这个时候，即使我下了一步坏棋，父亲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我。不过，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会立即给我一拳。
当我开始读小学之后，这种“象棋教育”戛然而止。原因是，父亲采取的“斯巴达式”教育的成效过于显著，以至于他再也赢不了我了。这样的结果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于是，在几次完败之后，好强的父亲终于绝口不提“象棋”二字了，而我也终于从象棋中得到了解放！
可是，在我的心里，“接近就会挨打”的恐惧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象棋教育”已经结束，我仍然不敢和父亲走得很近。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受父亲的任何教育了。
另外，时至今日，我都很少再接触日本象棋。但我时常会想，那种严酷的“斯巴达式”教育对我究竟意义何在？经过了一番思索，我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它让我非常轻松地掌握了中国象棋--1995年，我到中国北京大学留学。一位中国朋友建议我：“要想和中国人有深交，你就一定要学会打麻将和下象棋。”于是，我就照他的话学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下象棋方面的进步程度远远高于打麻将。
象棋这种娱乐活动起源于印度，后来依次传播到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就规则而言，中国象棋和朝鲜象棋非常类似，而日本象棋可以随意使用被自己吃掉了的对方的棋子，这和中、朝两国的象棋规则有着显著的差异。
但是，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时候接受的“斯巴达式”
教育让我在很短时间内成了中国象棋高手。后来，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每当遇到有人在街边下象棋的时候，我都会上前凑凑热闹，甚至还有好几次和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拼杀一盘。在下棋的过程中，我会向周围的人打听他们身边的趣闻，这样我不仅可以体会下象棋的快感，而且还能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个城市。如果用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来表达的话，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实地调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许真的要好好谢谢父亲。
与父亲不同，我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由于在我之后她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对我的教育。于是，她把这份工作委托给了当时和我们同住的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祖母。
